翻译资格考试缺考（因不满译员的翻译）

1939年9月24日，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再次来到延安，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接待。经过几次接触，毛泽东与斯诺俨然成为了好朋友、老熟人，再次见面斯诺送给了毛泽东一本自己的新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接过斯诺的新书，毛泽东随即递还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三块肉喂你马吃。”

斯诺不解，抬头看了看毛泽东，在纸条上写了一个问号，毛泽东微笑不语，斯诺低头又读了一遍，顿时恍然大悟，这句话说的是“Thank you very much”，毛泽东因为不会写英文单词，便按照英语读音用中文写了出来。

斯诺哈哈大笑，当即在纸条上写下了两个大大的感叹号，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佩服之情。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学习英语，他曾说，自己之所以要学英文，一个是有兴趣，一个是为了换换脑子，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读一读他最喜爱的马克思著作的英译本。

“我们不是要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嘛，你不了解它，怎么和它作斗争呢？美国有坏的东西，也有好的东西。坏的腐朽的东西我们要抵制，好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借鉴。你不懂得美国的语言文字，就不容易做到这两条。”

▲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

据记载，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系统性地学习英语，应该是在长沙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

在这所学校里，他不仅系统学习了国文科、历史科、地理科、经济科、数学科等等学科，还接受了英语科的教学。

据毛泽东当时的同窗萧子升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载，毛泽东学英语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不喜欢记动物、植物类的英文单词，尤其喜欢背诵世界著名城市、河流、山川、海洋之类的英文单词，为此他还专门找来地图对照着学，一边读一边在地图上进行标注，学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英语老师，是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谭戒甫先生。谭戒甫也是湖南人，比毛泽东大了7岁，从1914年秋开始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英语，而勤奋好学的毛泽东就是他当时的得意门生之一。

谭戒甫算得上是毛泽东人生中的英语启蒙老师。直到建国后，毛泽东对他依然念念不忘，屡次三番邀请他到中南海相聚。

毛泽东后来还曾私人出资，支持他到杭州、上海等各地游历，期间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后来文革爆发后，也正是得益于毛泽东的这些亲笔书信，谭戒甫才幸免于被抄家，算是逃过一劫。

除了谭戒甫，毛泽东当时还曾得到其恩师杨昌济先生的指导，因为杨昌济曾经在日本和英国留学过，英语水平颇高，所以毛泽东经常向他以及他的女儿，即毛泽东当时的恋人杨开慧请教英语。

▲谭戒甫

结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后，毛泽东在后续革命的道路上，依然保持着对英语学习的热忱。

1929年秋，毛泽东因患疟疾，带着新婚妻子贺子珍在福建西部的上杭县休养，在这里毛泽东和贺子珍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毛泽东当时非常高兴，为其取名为毛金花。

在上杭养病期间，毛泽东一刻没让自己闲下来。他本身就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最关心的就是书店、书馆的位置。

在上杭休息的那段时间，他四处忙活，竟还真找到了一本《模范英语读本》，毛泽东如获至宝。

根据当时跟随毛泽东一起到上杭的曾志所记载，曾志因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毛泽东便经常跟她一起交流英语学习，据她回忆，

“毛主席每天起码有两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边念《模范英语读本》。一课一课地念读，一课一课地默写，学得津津有味。”

毛泽东说英语，具有浓浓的湖南地方特色，L和N分不清，经常把night说成light，对此毛泽东却丝毫不觉得尴尬。

他非常喜欢大声地朗读英语单词，这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英语学习方式，他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晚年。

▲1939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

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有了稳定的住所，后来也有了专门的时间去学习英语。

巧合的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延安时常有国外友人造访，毛泽东因此便常有机会跟外国人交流英语，比如美国记者斯诺，毛泽东便经常与他及其他美国朋友学习英文歌，虽然唱的非常不标准，但毛泽东毫不在乎，兴致十分浓厚。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当时负责给毛泽东翻译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变化，毛泽东当时发表了自己的著名论断，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因为“纸老虎”是中国口语，并没有对应的英文单词，匆忙中，陆定一便将其翻译成了“scarecrow”，其原意是稻草人。

毛泽东听后不解，他问陆定一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陆定一便向他解释，“scarecrow”指的是专门放在稻田中驱赶乌鸦的稻草人。

毛泽东听后显然对这个翻译不满意，他说的“纸老虎”是专门用来吓唬小孩子的一种纸糊的老虎，这与驱赶乌鸦的稻草人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思忖片刻，毛泽东对陆定一说，可以直接翻译成“Paper-Tiger”。

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就随着毛主席的这个著名论断，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开来。

对此，毛泽东自己也十分得意，曾在1973年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开玩笑地提起自己曾发明了一个英文词，就是“Paper-Tiger”，指的是“纸老虎”。

▲上世纪40年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周恩来在延安。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最后去世，毛泽东一共请过2位英语老师，一位是他的外事秘书林克，一位是当时著名的“外交金花”章含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高潮期，在巡视大江南北的时候，他时时刻刻都将英语书带在身边，在飞机上读，在火车上读，在轮船上读。

而且，毛泽东不仅自己乐此不疲地学英语，还大力号召其他领导人也去学习外语，因为在他看来，学会了英语，不仅有助于阅读国外理论著作，还能锻炼大脑，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出访广西南宁的时候，对当地干部说，

“外国文也要学，除非发烧三十九度，病得要死，我六十多岁了，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外国文可以休息脑筋，搞个十年计划。”

1959年，毛泽东又在中央会议上反思自己的英语学习，

“外国文，没有学通。......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

▲毛泽东和秘书林克

据林克回忆，毛泽东学英语很有自己的个性，他不拘泥于学习常规的英语单词、语法，就喜欢专攻自己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尤其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他自己的著作的英文翻译版，他都非常喜欢去反复钻研。

据记载，光是英译本的《矛盾论》，毛泽东前前后后就读了三次，1956年读第一遍，1959年读第二遍，1961年读第三遍。

当时为了节约毛泽东的时间，林克通常都会提前标注好生涩单词的读音、释义，不过有时毛泽东还是喜欢自己抱着大字典翻来覆去地查阅。

至今，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依然完整保存着他当年翻阅过的各种英语词典和工具书，比如《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等。

▲毛泽东与章含之

林克之后，毛泽东的最后一任英语老师是当时著名的“外交金花”章含之。

章含之是民国时期安徽督军陈调元的孙女，还是著名教育家章士钊的养女，也是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她曾与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一起，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外交界五朵金花”。

从1964年元旦后的第一个周末开始，章含之定期到丰泽园教授毛泽东英语，据悉英语教材都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一般都是一些国外的时事评论文章或经典的马克思著作。

“毛主席每个星期和我一起学英文，每次花费两三个钟头。实际上，跟我聊聊天、 吃吃饭，差不多半个晚上就过去了。 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才结束。”

▲毛泽东晚年会见尼克松的女儿、女婿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政事繁多，身体状况也没以前好，英语教课被迫搁置了下来，不过毛泽东之后在会见外宾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忍不住“秀”自己的英语。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

当时年届82岁的毛泽东，虽然身体已经被疾病折磨地精疲力竭，但当他一聊起“斗争”的话题时，依然能瞬间焕发出活力，他用那极具个人特色的毛氏英语，对着美国人喊出了一句英语：“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在此之后，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毛泽东说英语的机会越来愈少，而“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语单词，也算是见证了他一生学习英语的最后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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