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到毕业合影照的感想（忆海拾贝我学生时代的四张毕业照）

四、参加七七级大学招生考试

由于我的初等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完成的，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指导下，我9年半中学得轻松愉快。记忆中参加的升学考试只有一次，而且还是龙头蛇尾，其他的考试就是有过几次，也多是不了了之。可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这样的轻松为我后来的人生留下了太多的不足。在我们一生中十分重要的基本教育求学阶段，我没有学到真正有用的基础知识，甚至对自己的世界观也产生了一些影响。1975年元月我表面上已经是一个从县五七学校走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但我自知之明，仅仅从掌握的知识量来看，可能还不及一个现在正规初中学校毕业的初中生。

由于我的高等教育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完成的，所以我在高等教育中还是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1977年12月国家恢复了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又在1978年5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考试，从而使得整个教育系统从下至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不仅招生考试是学生升学的重要前提，就是小考、期中、期末和毕业考试也是学生正常求学中的重要参考。在这些考试中，你不努力就可能不及格，在学习的征程中将“不进则退”。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非常辛苦，但我真正学到了我所需要的知识，不仅丰富了自己，也使我一生受益无穷、收获良多。

另外，在我青年时接受的高等教育中，与我年少时接受的基础教育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不用找家里要学费了。在大学求学时，学校发放最低生活费和助学金，两项加在一起，当年我每个月都能从学校领到17元，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每学期的学费了；二是毕业后需要正式工作，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在大学专科毕业后，就被户籍所在地的县教育局直接分配当了农村初中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国家可以在你自己找不到工作时，最后勉强给你分配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是学校往省里压、省里入市里压，最后还是由户籍所在地的县教育局给你一个工作，可以想象，这样的工作怎么也好不到那里去，所以几乎所有毕业学生都是自己找工作。

正因为我的高等教育是在特殊环境下完成的，所以讲到我读大学，就绕不开我的三年知青生活；讲到我读研究生，就绕不开我的九年初中老师生活。前者是因为正好赶上了文革十年后恢复高考的中国教育的伟大变革，后者体现了国家对广大在职青年学习进步的鼓励和政策方面的照顾。显然，我在高等教育中，不仅充分享受了国家的关爱，自己也为之付出了不少，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毕竟在农村战天斗地干了三年，毕竟在农村中学一呆就是九年，在竞争激烈的考场上，自己的劣势可不是一丁半点，只能通过比他人更多的付出和努力，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1975年元月我从县五七学校高中毕业后，刚在家里过完春节，3月份就被五里牌居委会按照国家政策和县知青办的统一部署，下放到了县城旁边的五里公社千针大队老千小队，被老千生产队队长安排住在师正国大叔家的一间偏房里。当年的县知青办还为每位下放知青添置了一张小木床、一个小木桌和一个小木椅，并从1975年3月至1976年3月中的前十个月，每月发12元生活费和35斤粮票，后两个月每月发10元生活费和35斤粮票，既解决了知青刚到农村时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困难，又减轻了农村生产队的负担。所以，下放的第一年，虽然艰苦，但也没有多少担忧。

但因在生产队必须面临生产和生活同时并举的双重压力，尤其是生活方面必须自己亲力亲为。早晨一起床可能就要出早工，收工后还要自己做早饭；吃完早饭后又要出上午工，收工后同样要自己做午饭；吃完午饭后又要出下午工，收工后还要自己做晚饭。除此之外，自己还要抽出空来在队里分给自己的自留地里种点菜，还要上山打点柴供自己做饭烧水，还要自己洗衣、上街买点其他日常用品等。总之，一个家庭里应做的事，我也必须做，所谓“麻雀虽小，肝胆齐全”。所以，这一年在生产队劳动，表面上虽然有粮有钱，但事无巨细的生活烦事还是压得我十分难受。

为了改善在生产队一边劳动一边生活的困难局面，第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便在县知青办的帮助下，从千针大队老千生产队调到了新大队龚家生产队，原因是我的伯父是龚家生产队的社员。我一转入新球大队，就被龚家生产领导安排在大队茶场。由于新球大队的知青几乎都被安排在大队茶场，使其可以统一劳动和集体生活，既便于大队领导管理知青，也方便了知青自己的生活，从而解决了知青在劳动和生活两方面忙不过来的问题。我在新球大队茶场劳动了一年半后，于1977年7月调入到了新球大队农科队，成为了一批新下放到农科队的知青们的专职炊事员。

在大队农科队当炊事员时空余时间比较多了，还有自己的专属房间，加上我是他们的“学长”。因此，如果我不去问候、接近新来的这些知青，他们一般是不会主动来影响我的。这样的环境对于自学者来讲，自然要比茶场的条件要好一些。刚去农科队时我还不知道恢复高考的事，等到了10月时我因到茶场去玩，才知道一点有关消息，但仍然不能确定，直到11月农科队的晚稻收割完后，农科队已经没有多少事做了，我与所有知青才知道国家要恢复高考了。同时，县知青办也下达了相关文件，要求各大队为知青参加高考提供必须条件，至少在高考前要为我们开通通行绿灯。

就这样，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年后，于1977年12月参加了恢复后的首次高考，并有幸考取了岳阳师专，于1978年3月底走进了高等学校的教室。

1977年12月11日七七级学生参加高考（来自互联网）

五、走向社会前的师专毕业照

根据毕业照片上面用毛笔字写下的留言，我们拍摄的岳阳师专毕业照时间是1980年7月。显然，根据我们入学的时间和我们三年专科学制来看，这个时候拍摄毕业照是比较特殊的，一定存在某些特殊原因。其实，我们班不仅是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我们还是物理二班，这其中就可以折射出，我们当年入校时，学校的应付一定是比较仓促的。本来七七级从考试到入学的实际时间就不足4个月，中间还有一个春节要过，加上考试人数较多，批改试卷的负担较大，后来还进行了初选，只有进入初选的人才能进行体验，同志后来才会有各学校招生，时间仓促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二班，我们这个物理二班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针对物理一班而取的名称，而是物理一班早在我们入学前的半个月就已经早早地入学了，他们不是提前入学，而是当时学校的计划招生只有一个班，所以他们入学时叫物理班。之所以改为物理一班，完全是后来我们这班的加入，为了区别而后改称的。所以，我们这个物理二班，其实就是在原有招生计划上额外增加的扩招班级。本来七七级招生时的时间就比较紧张，半个月后又扩招了学生，怪不得我的母校在硬件和软件建设方面，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以至于我们真正在校读书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两年半。

扩招后，宿舍和教室等基础项目较少，学校只得加快建设投资。随着每学年科系开设增加，每届学生数不断增长，硬软件设施处于饱和状态了。以至于第六个学期开学时间，随着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我们必须为他们在宿舍和教室等基础资源方面腾出地方来，否则学校的开学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学校在我们第五个学期的暑假前，就安排我们提前拍摄了这张毕业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第六个学期时，就没有必要回到学校了。或者说，第五个学期就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以至于社会上普遍认为，我们七七级岳阳师专大专班的学制，只有两年半时间。

是的，我们在岳阳师专在校住宿学习的时间的确只有五个学期，因为所谓的第六个学期，即从九月初开始，到十月中旬结束，我们只上了45天的教学实习课。然后，像我的学生档案，就被退回到了户籍县教育局，并于11月上旬被县教育局分配到了临湘县詹桥中学教书去了。第六个学期我完成了实习和参加工作两个过程。

七七级的我们真的有太多的特别。特别的高考时间，1977年12月11到12日，既不是春季考试，也不是秋季考试；特别的入学时间，1978年3月底，正规招生的物理一班早已入学学习了半月有余；特别的毕业时间，到底是1980年7月毕业，还是1980年11月毕业，以至于我们都无法说清我们到底是三年制，还是两年半制。

正是因为如此多的特别，也就催生了我们的这张在特别时间拍摄的毕业照。

与所有毕业照一样，中央显著位置坐着的是五位老师，前排左七是教《高等数学》的张启明老师、左八是带领我们完成照相实习的戴老师、右七是刘继权校长、右六是教《电动力学》的邱家豹老师、右五是教《光学》的罗老师，还有许多教过我们的老师没有时间参加，如叶老师、熊老师等。前排右一至右四是全班仅有的四位女生，而男生却有37位。也就是说，在物理二班的41位同学中，四朵金花是真正的“大熊猫”“稀有物种”。另外，我们班中还有几位老三届生，他们既是文革十年停止高考中的最大受害者，也是七七级中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可能高达十几岁的真实佐证。

照片上面的留言清晰地写着“七七级物理二班毕业留念”，其中的“七七级”就是十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物理二班”则是指扩招后学校招收的第二个物理班。当年入学时，学校的原名是“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而分院物理科原来的“七七届”招生计划只有一个物理班，入学时间也是在3月中旬。由于我们的入学，一下子打乱了学校的原有计划，为了区别早已入学的物理班，学校只得将原物理班改名为“物理一班”，从而也就有了我们这个“物理二班”。我们七七届招生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复杂性。

后来在一次同学会上，我们请来了当年扩招录取我们的原岳阳师专物理科主任吴老师，吴老师在回忆当年的扩招情况时，说到了我们七七级扩招班的一些内幕。开始时教育部领导仍然沿用传统的政审原则，在考生报考时的审批栏中，有一栏是考生基层单位的领导签名，若领导在该栏中不同意考生升学，考生的成绩再好也不能升学，从而影响了一批优秀学生。后来邓副主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要求领导解放思想，只要考生没有大的政治问题，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这才有了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同一所学校的同一届，前后有两次招生和两批学员入学的情况。

由于邓副主席的及时干预，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为了弥补新生入学后，由于复查不够条件而取消入学资格造成的缺额，各高等学校可以超额录取百分之一至三的名额”。3月9日教育部又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高等学校合理安排学校工作人员定额，充分调动老师积极性，清理学生宿舍铺位，增招77届新生（包括住校生和走读生）。以至于有条件的高校在扩大招收新生后，入学时间从3月一直延迟到了5月。我是这次扩招中的幸运儿，虽然入学时间已经延期到了3月底，但我还是赶上了七七级的末班车。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1980年上学期参加照相物理实验课时拍摄的，照片中既记录了我22岁时比较调皮的青春时光，也表明1980年时的岳阳师专正在稳步发展，以至于这辆解放牌还是学校的第一辆汽车。七七届的我们，注定与学校一起成长。

1980年上学期参加照相物理实验课

当我第一次走进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时，除了新鲜、好奇和神秘感外，更多的是激动和庆幸。我是由知青考上来的，是典型的“鲤鱼跃农门”，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现在的我只是一名大专生，毕业后也就是一名初中老师，但命运已经完全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在学校读书已经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因为师范院校的学生每月可以享受国家发放的生活费和助学金，感谢祖国、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副主席！

刚来岳阳分院不久，我就被蔚然成风的学习气氛所感染，校园内到处都能见到孜孜以求的学习身影，有人的地方就有读书学习和冥思苦想的人，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场景，置身其中，肯定会受到影响！我深知自己的今天来之不易，也懂得需要更加珍惜，不久我便成了其中的一员。从此，寝室只是我休息和睡觉的地方，除了在课堂上课、在食堂吃饭、在礼堂看电影、进城买生活用品外，我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不仅看自己的教科书，还看所有自己感兴趣并能借得到的书。

也许我们都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学生，深受文革对知识禁锢所害，基础教育时很少看到文革以前出版有关文学、艺术、历史、理工等知识类书籍，尤其是中外文学名著。当我在晚自习时偶然坐在中文班同学的旁边时，就被他们经常带来的文学参考书所吸引。自此，晚自习时我便经常有意选择坐在中文班同学的身旁，加之兴趣使然，看书学习还比较任性，当我随意从中文班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书时，若是自己兴趣较高的，一个晚上很快就会在阅读这本书籍中悄悄度过了，以至于经常出现我在自习中没有完成自己专业作业的情况，多少也影响了自己的专业成绩。

在岳阳师专的几年学习中，不仅自习中给我留下了中文班的部分同学具有勤耕苦学的好印象，在平常生活中还有中文班的部分同学也给我留下一些“怪异”的“坏”印象，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总是让我一头雾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在岳阳师专校园里的两年半中，晚自习我几乎都是在中文班的教室，或体育班的教室中与中文班同学坐在一起度过，既有七七级的中文班教室，也有七八级的中文班教室，从而结识了几位低我几届的中文班朋友，其中的谢同学和屈同学印象较深。谢同学是七八级中文班的学生，他的哥哥还是我在临湘县五七学校时不同班级的高中同学，由于都喜欢画画，知青时通过我的同班同学认识了他哥。屈同学是七九级中文班的学生，他的弟弟正好是七七级中文班的学生。由于来自一个县城，作为老乡我们很快就认识了，在成为了朋友后，大家经常走动，有时还讨论一点问题。

谢同学在他的班里并不受到自己同学的待见，班里的同学很少与他交往，使他觉得比较孤独。自从我们认识后，交往中我并不觉得他的性格有什么怪异，反而还认为他是一个较为热情的人，就是在一起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时，他的表现也比较友好，所以我一直都不理解他的同学为什么要排斥他。屈同学同样不受自己的同学待见，即使他与自己的同学交往时，也多是在一起争论问题，且经常会争到面红耳赤，由此我一度曾认为他的缺点可能是有些偏执，甚至是不讲道理。尤其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他提出了大家都觉得有点可笑的质疑，但他还那样一味地用带有病态性狂热的态度与自己的同学争论，以至于后来我都逐渐地疏远他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自于普通家庭的我们，生活上都比较拮据。我在岳阳师专读书时，就很少找父母要钱，在校期间的吃喝拉撒，如学费、交通费、参考书、学习用品、洗漱生活用品等，基本上就是在学校每月发给我的17元生活费加助学金中开销。因此，三年中我从来没有添置过衣裤，也没有买一把雨伞。下雨天基本上是冒雨在宿舍、教室和食堂间跑步前行，好在它们之间的距离不远，身上的衣服就是有些淋湿也并无大碍。其实，学校中的部分同学，尤其是男生，不管经济条件如何，在校园中冒雨穿行，只是为了简单方便，以至于都成为了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线。

我们新建的四层学生宿舍大楼，正好位于教室与食堂之间，宿舍走廊又正好面对教室到食堂间的那条大路。我就多次站在二楼男生宿舍的阳台上，看到中文班一位女生总是戴着一顶破斗笠在雨中匆匆而行，这可是全校几百位学生中绝无仅有的事。每当雨中出现她戴着一顶破斗笠匆匆前行的身影时，总能使学生宿舍的阳台上站满看热闹的男生，其中有不理解的善意者，也有故意起哄的恶意者，甚至还有不怀好心的嘲笑者。我是前者，完全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特例独行，要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没有雨伞保护头发，在头顶上批一件外衣遮挡一下难道不行吗？

还有一位中文班的女生，年龄应该不小了，但她却在学校里抛出了自己“独身主义”的想法，影响之大，可不是一丁半点。因为我知道这个“小道消息”，完全是我的同学加好友与我一起站在寝室阳台前，无意中用手指着远处行走的她时，用玩笑的口吻对我说时起才知道的。好友向来喜欢贫嘴，从他的嘴里很难吐出象牙，那次他笑着说：她要闹独身，我们怎么办！虽然好友是说笑话，但当我了解情况后，最不理解的却是：搞独身，完全是自己的隐私，甚至是一件并不为普通人轻易接受的情怀，犯得上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吗？搞得人尽皆知难道是一件好事？

刚到学校时，辅导员就要求我们早晨六点起床，简单洗漱后就要到户外去锻炼身体，其中不乏有击剑、做操、拳击、打球者，甚至还有唱歌跳舞者，最多的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后，就沿着公路跑步的学生。因此，每天清早，晨雾还未散尽、朝霞还未泛红时，校园里就已热闹非凡了，到处都是锻炼的学生，一派生气盎然。

在中文班有一位男生，他的晨练与众不同，甚至觉得有点古怪，他那“神一般”的晨练功课，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其实，他的晨练功课非常简单，即每天早晨起床后，便拿上一把靠背椅放在进出寝室的大路边，然后坐在椅子上闭目静思、安心养神，一直到早饭的钟声响起。除了雨天，其他时间好像未从爽约。

最叫我开眼界的是，中文班同学在部分班干部的领导下开展的，前后约有一周时间的，有点类似于“五四运动”中的那种演讲场景。但当我搞清原由后，首先想到的便是中文班的同学都是一些好事者、挑事者和喜欢钻牛角尖者。明明是自己不行，还要搭台演讲，批评时局，针砭现状，比较前后学校内幕，总想为自己挽回一点利益，有时都觉得他们都是一些不讲道理的可笑人。

原来，我们入学时的学校校名是“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后来教育部为了加强大专院校管理，在与地方政府和学校商讨后，将其更名为“岳阳师专”。显然，从国家财政下拨经费来看，这种更名对于学校是有好处的。原来学校得到的下拨经费，都是从湖南师范学院处获得，现在学校得到的下拨经费，是直接从政府财政获得。

那么，中文班的部分同学为什么一定要“造反”呢？

原来学校更名后，中文班的部分同学认为学校的地位降低了，自己当年考上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现在却变成了岳阳师专，虽然都是专科生，但属性改变了，所以心有不甘，要求学校恢复原名。为了对学校施加压力，便在学生寝室大楼前那条连接教室和食堂的大路边搭起了一个简易平台，中文班的几位同学轮流站在舞台上演讲，分析学校原名的优点和更名后的缺点。由于中文班的学生能说会道，且情绪激昂，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和盅惑性，一时间场面搞得风生水起，因而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重视，先后多次与学生代表坐下来协商，最后还是以学生妥协、学校完胜而结束。

我有几次到食堂吃饭时，在中途停下来听了几位同学的演讲，在承认中文班同学的演讲水平确实不俗的同时，也认为他们纯粹是在恶搞，虚荣心太强了，自己只考取了专科，与学校的校名有什么关系？既不赞成，也不理解他们的“造反”理由。

在岳阳师专的几年中，物理科的老师们给了我的印象极深，他们的人品和教学的课程，对我后来人生发展有较大的指导作用，感恩他们当年对我的教诲。

吴老师是我们入学时岳阳师专物理科的科主任，兼教我们的普通物理，教材是王之江先生编著的《普通物理》，这是一本文革前师范院校广泛应用的经典教材。吴老师学识渊博，授课时深入浅出、趣味横生，但给我教益最大的并不是他教给我的普通物理知识，而是他在我们面前“传道、授业、解惑”时，自然流露出来的一言一行，给我以做人做事方面的无声教诲，使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发展受益无穷。

吴老师对我们的总体印象是真诚、实在、宽容、亲切。课堂教学中的吴老师，慈祥中不失严肃，严厉中又有慈爱。我总是想，一个人能够做到吴老师那样，不仅需要有智慧，更需要有高德。世界玻璃大王中国企业家曹德旺老总说过：成小事靠智，成大事靠德。吴老师艺高足可为师、德高足可为范。正因如此，后来吴老师被调入到了省城一所本科大学，退休前的岗位已经是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了。

邱老师是教我们《电磁学》和《电动力学》的老师。邱老师上课时语言简练，但却句句中的，表现力优秀，使我对他的授课有较高的兴趣。邱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当年教我们时正是他意气风发、年轻有为的时候，因而与我们走得很近，也为同学们所敬仰。因为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能够看到他活力充沛的演讲场景，还能经常在篮球场上看到他作为主力队员的矫健身影。

邱老师讲解的《电磁学》和《电动力学》对我的影响最大，也使我对这两门课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为此下了许多功夫，更为我后来在电磁场理论研究中，打开了那扇神秘而又诱人的大门，以至于我在第一次考研究生时，选择的学校便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选择的专业则是电磁场理论。后来虽然我是在中科院长春物理所的凝聚态物理专业上毕业，但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电磁波发射、传输和处理的研究。

1980年7月师专毕业照（我在第三排左二）

六、参加八九级研究生考试

如果说在岳阳师专接受三年大学专科教育时，使我具有由一个社会青年进入了大学的校门，由一个已有三年下放工龄的知青变成了一个大学专科生的特殊经历，是因为十年文革关闭了高考的大门所致。当我再次有幸接受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的三年研究生教育时，使我由一名农村初中老师进入了研究所的大门，由一个已经有了九年初中教学工龄的老师变成了一个理学硕士研究生的特殊经历，从大专毕业到最后考取研究生，前后经过了漫长的九年时间，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所致，或者说是自己在用时间积累、增长和提高自己报考研究生的能力所致。

1980年11月我从岳阳师专大学毕业时，面临着从成千上万所名牌高校中即将毕业的几十万本科生，我深知自己还没有参加当年研究生考试的能力和本领，与其仓促应付考度，还不如潜下心来努力学习，积蓄参考的资本和资格。或者说，当年的我在研究生考试的路上，虽然“临潭慕鱼”，甚至“跃跃欲试”，但不得不“退而结网”。

当年我在岳阳师专读书时，教育部在1978年的下半年，就已经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师专中正在读书的一部分成绩优秀的同学，还参加了第二年的研究生考试。

我与大部分同学一样，首先是佩服那些敢于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而后由羡慕变成了自己追求的梦想，但苦于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大专生，在岳阳师专两年半的学习中，成绩也只能算一个中等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能等到毕业参加工作后，一边教学，一边自学，力争用几年时间，首先尽量使自己早日从一个大专生成为一个真正的本科生，然后再参加社会青年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力争有个好结果。

1980年11月，在结束了在云溪中学45天的初中实习教学后，我被县教育局分配到了位于临湘县边陲小镇的詹桥中学。

由于近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欧美国家，作为理工科的研究生，英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在岳阳师专求学时，虽然我们学习的是相对较为简单的《科技英语》，但我的成绩仍然是班里较差的。《科技英语》成绩尚且如此，大学本科英语不敢想象。

为了补齐英语这个短板，在成为詹桥中学的老师后，当教导主任征求我上课课目的意见时，我便主动要求接手初二的英语课，目的是想通过几年的初中英语教学，扎扎实实地提高一点自己的普通英语水平，借此来提高、筑牢自己的英语基础。

在詹桥中学两年英语的教学中，我将初中英语认真地教了一遍，也努力地学了一遍，虽然词汇量只有几百个单词，与大学英语和研究生考试英语有天壤差别，但对我学过的《科技英语》还是起到了较好的补充，毕竟教英语可以约束自己，甚至倒逼自己在学习中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学习效果自然更好，收获也自然更多。

1982年9月，我从山区边陲的乡镇中学——詹桥中学，调到了县城脚下的乡镇中学——五里中学，调来的原因是学校正好缺少初二的物理老师。所以一到这里，我便开始了初二的物理课教学，既放弃了初中英语教学，又荒废英语自学。

说真话，由于我的英语水平较低，虽然教初中英语对研究生考试的作用不大，但至少是有帮助的。相比于初中物理教学来说，对研究生考试完全没有作用。所以，在五里中学的七年物理教学工作中，我几乎失去了与研究生考试的任何交集。加之农村环境对研究生考试来讲信息较为闭塞。我已毫无退路，只能埋头苦干，扎实自学几年，做好基础知识的储备和积累，加强研究生考试能力的自我培养，争取用较长的时间换取较大的空间，已成为了我在研究生考试规划中的不二之选。

我第一次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间是在1986年2月。从毕业到第一次考试时，一晃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单身青年，变成了“为人所夫”和“为人所父”。虽然这五年中因为公事私事等繁杂事务较多，我在自学路上总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好赖也磨叽了五年，应该有些积累，有必要检验自己在这几年中的自学 “成果”了，是骡子是马得拿出去骝骝。

作为专科生，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准备工作本来就要复杂一些。作为农村初级中学的老师，研究生报考的手续还要繁琐一些，真正做出考试决定的实际时间则是1985年的9月份。显然，时间相对来讲比较仓促，不仅要作好必要的考前复习准备，还要办理许多报名手续，这就注定了这次的研究生考试只能是一个过场，一个自我检阅和自我评定的过程。事实上，通过这次考试，我熟悉了考试前的报名手续，也了解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总结了后继自学中的方式方法，为来年再考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我多次参加的研究生考试中，还多次看到了同为岳阳师专七七级的同学，既有物理班的，也有中文班的，还有数学班的。因为七七级岳阳师专只开办了这三个科的六个班，总人数可能不超过260人，二年半时间的同校学习和生活，几年过去后，虽然我们之间已经叫不出对方的姓名，但大家彼此都能存留相识的记忆，只要四目相视，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就知道我们曾经是心中总有一个奋发向上梦想的同窗。

不得不承认岳阳师专七七级的同学都是一群志存高远的学生，即使我们的智力可能没有其他高校的本科生优秀，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一点也不比他们差，我们唯有意志可以与其一比高下！我就经常将我的初中班主任刘金球老师在课堂中教育我们的一句熟话——“笨鸟先飞”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座右铭。正是因为我自知愚笨，也才知道只有先飞才不至于掉队的道理。“笨鸟先飞”使我终于飞上了枝头！

与下面照片中的考研现场相比，30年前我参加的研究生考试场景要冷静得多。不仅参考人数要远远少于这里，就是监考老师也只有一位，录取比例却又更低。

2019年全国研究生考试现场（来自互联网）

七、三十而立后的研究生毕业照

1992年6月下旬, 我们89级研究生班12位同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基本完成后，趁着物理所的部分领导、部分专业导师、部分研究生部领导和老师，以及部分观摩答辩会的其他届研究生都还在现场的机会，研究生部的老师不失时机地组织我们拍下了多张彩色照片，其中就有这张被我认定的毕业照，虽然这些照片并不是按照传统毕业照那样“造型”拍摄的，但拍摄内容已经将毕业照的意义展示出来了。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学习的研究生们，是很少拍摄如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一样的毕业照的，因为研究生已经没有明确的班级概念了，也就没有表示毕业照的基本参考了。虽然研究生们也会拍摄一些纪念照来存留，但与普通生活中的个人纪念照一样，除了单人照外，就是自己与领导、导师、其他同学在一起的合影照了。

现代大学的研究生们，同样很难拍摄出传统的毕业照，同样是因为没有班级概念等条件。但他们采用了欧美惯用方式，通过头上戴一顶硕士或博士帽来拍摄单人纪念照，以及与领导、导师和同学们的合影照，以此来表示这是他的研究生毕业照，由于头上多了一顶帽子作为标志，以至于成为现代研究生毕业后的标准毕业照了。

我们当年在物理所读研究生时，与大学有较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还保留了班级概念。原来物理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少则十几人，多则二十几人，研究生部为了方便管理，便将其组成一个班。每年我们参加由研究生部组织的国庆和元旦等庆祝活动，以及研究生部组织的旅游活动时，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和管理的，因而也就在同学们的心中形成了班级习惯，最后也为我们拍摄研究生毕业照时提供了便利。

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所招收的研究生，不仅每届招收的学生不多，就是在各自的学习、生活和研究方面，也与大学有许多的不同。我们89级只有12位同学，刚好可以组成一个班级来管理，虽然12位同学也是每人一位导师，且各自分散在完全不同的研究室中不同的研究组里，但我们12人入学时的第一个学期，是被研究生部统一安排在长春分院，采用封闭方式专门学习《英语》和《程序设计语言FORTRAN77》的。

显然，这种生活和学习都是在一橦大楼中进行的方式，与以往在大学和中学时的教学管理模式十分相似，完全可以使我们有一种重新回到了大学和中学的感受，因而也就很容易将我们的感情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是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们都进入到了物理所的研究组，但研究生宿舍和食堂仍然在一橦四层大楼里，虽然在学习和工作期间，大家不易相见，但回到研究生宿舍后，大家又在一起就餐、生活和娱乐了，不仅可以加强本班同学的感情联络，甚至与学长学弟之间的感情也都相处得不错。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每年的上学期，研究生部都会组织在所里学习的研究生到外地旅游一次，我就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的上学期，参加了去辽宁千山和丹东的两次旅游。由于是研究生部的老师和研究生会的干部共同组织，每次旅游都由我们自己规划，时间一般有半个多月，沿途风光一览余无，所有景点尽其观赏。三个班级中有条件的同学都会参加，二三十人的旅游团体，浩浩荡荡，一路歌声、一路笑声，好不壮观，此种条件下的情感联系可不是一般的集体活动可以代替的。

正是由于物理所每届招收的研究生不多，生活和学习管理模式以班级为单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的凝聚力，且普遍强于各大学中的研究生。因此，在大学一般很难拍摄的，这种以班级出现的研究生毕业照，在物理所就可以顺利完成了。当然，毕竟是研究生，学生到外地做实验、学习、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就是在我选择的这张研究生毕业照中，也因为当时的吕有明和王振家正好在工作而缺席了。

毕业照中第一排站立的是物理所的领导、导师和研究生部的领导与老师，其中右一是研究生部主任，左一和左二是研究生部老师，右二是物理所党委书记，右三是物理所所长兼导师虞家琪老师，左三是我同学祝光的导师金锋老师，左四是我的导师于荣金老师。可以看出，这里与大学毕业照中的老师都是坐着的不同，领导和导师都是站立的，原因是拍摄这张照片完全是临时想起，因而没有准备好座椅。

第二排站立的是我们89级研究生班中的十位同学，从左至右算起，他她们是史若华、衣立新、潘海斌、郑杰、何林、祝光、张希清、张长青、王庆亚、许日谦，可惜因缺少吕有明和王振家，使得这张毕业照没能成为我们89级的“全家福”。另外，将我们89级同学特意放在中排位置，看来是研究生部老师想要突出我们的地位，目的当然是要大家记住，这是一张我们89级的研究生毕业照。

第三排站立的主要是90级和91级的部分同学。由于物理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不多，所有同学们吃住基本上都在研究生的宿舍大楼里，做实验也基本是在主研究楼中的各个研究室中，朝夕相处，虽然不是同一届，甚至彼此可能都叫不出姓名来，但大多数都相识，当自己的学长毕业时，他们只要有空是会来参加相关毕业仪式的，既可以听听我们的答辩会，又能与我们一起留下一张合影作为纪念。

我们这届研究生班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12位同学中有11位是东北人，唯有我是南方人；应届生只有五位，分别来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职生却有七位，分别来自长春物理所、长春光机学院、克山师专等，还有我这位来自湖南省临湘县五里乡的五里中学，不仅下放当过了三年知青，还在农村初级中学工作了九年；读研究生前有两位是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两位是大学老师，还有中专老师，而我则是唯一一位初中老师；我们12位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可能高达十多岁，面我是其中最大的，照片中也可以看我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差别。

因此，我的研究生毕业照实际上是我三十而立后的一张特殊毕业照。

物理所的研究生管理工作有许多优点，也有较多的缺点。因为物理所的研究生不仅人数少，且都安排到了各自的研究室中，跟随导师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虽然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熟悉科研环境，提高科研能力，但相对于大学成熟的辅导员制度和宿管阿姨制度，也为物理所的研究生管理工作留下一些不足和漏洞。

也就是说，物理所给予研究生的个人管理权限较大，研究生进入到研究室后的自由度一般很高，甚至要比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的自由度还要高，研究生的管理工作基本上是依靠研究生自己的自律性，这就难免给自律性较差的学生留下隐患。

事实上，当年我在物理所读书的三年中，就有个别研究生一个学期只有几次在物理所现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完全是一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状态，若导师没有时间管理他，研究生部的老师就更是鞭长莫及了。

老穆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生活有些散漫的研究生。我不认识老穆，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姓名，甚至不知道他是那一届的学生，他是那个研究室的，他的导师是谁，我都一概不知。我只见过三次老穆，分别是在元旦晚会上、研究生食堂和其他同学的寝室里。我之所以了解一点他的情况，完全是来自同学们的闲谈中。老穆年龄不大，但个子魁梧壮实，留有一头长发，穿一身牛仔服装，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学生。

下面这张我与导师于老师的留念合影，是在我们拍摄毕业照时拍摄的。我与于老师的合影不多，这张照片十分珍贵。照片中的于老师慈目善眉、平易近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也被我洗印了多张，并一直认真地保存着。于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集成光学专家，也是我国集成光学和纤维光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92年6月与导师于老师合影

看到下面研究生毕业照中的几十位研究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给人印象完全是一类“谈吐显鸿儒，交往非白丁”的非等闲之辈。事实上，当年在物理所求学的包括博士和硕士的大部分研究生中，确实是一群积极向上、举止优雅的人，在他们中间，既有个人爱好可显“聪慧高智”者，也有自我形象总是“齐宇轩昂”者。

物理所不愧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象牙塔，且不说其中的导师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大家风范的大师，如我当年在物理所学习时比较熟悉的徐叙瑢先生、虞家琪先生、张新夷先生、于荣金先生、金锋先生等，不仅个人形象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学术上也是院士和研究员，是博导和硕导，就是在这里学习的博士硕士也都是一群不凡之人。

当年求学时由于我的宿舍在一楼的最顶头，这里除了电视室和库房外，长期住在一楼的只有三位研究生，大部分都生活在楼上的宿舍里。又因为我是所有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所以我与楼上的博士硕士们的交往不多不深。但我的同学和朋友，情商很高，善于交往，更善于观察。虽然他住在长春市的家中，空余时间却喜欢来研究生大楼中玩耍，也经常来我的宿舍中与我交谈。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一些研究生们学习之外的生活趣事，比较熟悉的有陈博士、孙硕士和马硕士，他们性格上不近相同，但高智商者的特征却如出一辙，并使我大开眼界，也增长了见识。

陈博士一付典型知识分子的儒雅模样，使你见他一眼就很难忘记。陈博士在平常的交往中虽然不苟言笑，但也不会距人千里之外，常态表现从不失一阶书生的温柔和斯文。与所有研究生一样，陈博士在生活休闲中，也有诸多常人爱好，但他下棋非围棋不下，打牌非桥牌不打，其他非高智商爱好似乎与他无缘，对那些常人乐此不疲的简单游戏，他总是不屑一顾，更不会随意粘手。陈博士的业余爱好都显示智慧。

孙硕士在生活中总是有点特例独行，甚至带有一些怪异。休息时间，也喜欢近人气、扎人堆、凑热闹，但在人群中少与他人言谈，若兴趣激活，一旦与人开始讨论，他必定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妙语联珠，可以给人惊世骇俗之感。他的阅历极广，记忆力极强，了解的知识很多，仅仅在物理本科学习期间，他就因一度对哲学疯狂热爱而荒废了主课。孙硕士虽然是兴趣至上，但也是知识至上。

马硕士我倒是经常看到他，之所以能引起我对他的关注，不仅因为他是我同学的师兄，还因为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较高的要求所致。毫不夸张的说，我每次在主研究大楼见到进入的马硕士时，他都是穿着洁净工整，步伐稳健有力，尤其是握着几本专著的右手，在离开衣裤几公分后，如军人一样，总是以笔挺方式前后摆动，就像英国贵族受过某种专业练习。马硕士时刻在提醒自己，应该注意自己的特殊身份。

研究生中绝大多数都是一群自律力极高的人，一群追求知识从不含糊的人，一群随时关注自己身份的人，这也是他们日后能够成就事业的基本原因。我深信，像陈博士、孙硕士和马硕士等自律力极高、追求面较广、又能时刻约束自己的人，日后一定会成为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我祝福他们。

当然，研究生中也有使你惊掉下巴的人。虽然他们考入了物理所，智力、知识和阅历较常人要高许多，但他们终究不能脱离常人心态，常人有的他们有，常人没有的他们也可能有。因为一个人的智商高，并非他就一定会情商也高。他们既是一群理工科的研究生，也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一些做派，因为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以至于我们都不敢高看他、高估他。当联系到他们的身份后，你就有可能“惊掉下巴”。

在研究生宿舍大楼的一楼，有一间用于研究生娱乐的电视室，里面有一台从日本进口的34英吋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当时应该属于较少的高档电子产品，一般家庭是享用不起的，尤其是我这个来自农村初级中学的初中老师，因为曾经还在业余时间开办过电视机修理店，因而深知这台电视机的真实价值和应用价值。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的价值，甚至有个别人并不珍惜它，不把它当作公共财产去爱护、善待。

由于这台彩电是按钮式选择频道，大部分同学在看电视时，都是用手去按压按钮选择频道，但有个别同学却是用穿鞋的脚直接按压按钮，这不仅涉嫌损坏公物，因为穿鞋的脚按没有轻重，很容易损坏按压开关，其实也是对其他同学的极度不敬，同时也显示出这位同学较低的基本素养。不尊重他人，实际上就是不尊重自己！

研究生群体应该是一群有较高智商的人，应该是一群有基本情商的人，也应该是一群有教养、有理性的人，更应该是一群有群体爱心和谦让、包容的人。但研究生群体中也确有少数人不是这样，并为此还被其他群体整得灰头土脸，既没有落到任何好处，也得罪了大多数同学。

原来在长春物理所的研究生中有部分球迷，他们对足球的痴迷程度可不是一般的迷恋和狂热。那段时间恰好是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每次大赛直播都是在半夜时举行。所以，每到晚上12点后，这群球迷便一同集中在电视室，打开电视机观看直播比赛。本来已经是夜深人静的半夜，加之这帮家伙还不调小声音，每当进球或失手时，这群球迷那个激动劲喊出来的欢呼声，在整栋大楼内回响。

在研究生中也有部分人和我一样对足球兴趣不高，虽然对球迷们的痴迷程度多少有些不解，但也从不对他们评头论足，就是有些反感他们的某些狂热，也不会与他们发生无谓的矛盾，尽量与他们保持和平共处的“和为贵”气氛。

由于我的宿舍在一楼，正好在电视机房的斜对门。球迷们忘乎所以时，往往会忘记了关上电视室的房门。当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球迷们狂热地叫喊时，嘈杂声浪一波一波地直逼我的房间，此时的我只能想办法吾住耳朵，或者干脆将头深埋在棉被中，用“眼不见，心不烦”来平息自己心中的怨气。

鸵鸟政策，并不总是代表绥靖和妥协，某些场合则是安定团结的法宝！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采用阿Q精神胜利法。有一位独住一室的研究生，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同样对足球赛没有兴趣，不仅对球迷的表现不理解，还是一付不屑的样子。加之他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很难容忍影响自己休息的行为，因而非常讨厌这帮球迷们在半夜三更乱叫乱喊，火气上来，他还是一位不管不顾的主。

有一次，他可能被这群球迷狂轰滥炸般的叫喊声惹怒了，也可能是连续多晚电视室的骚扰使他早已不厌其烦了。实在憋不住后，便一气之下冲进了电视室，他既不是来规劝球迷们要文明看球、或者警告他们要收敛一点，也不是只拔掉电视机的电源，而是直接将电视机的电源线给扯断了，然后一走了之，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睡觉。

刚开始，这群球迷可能是被他的突然出现给弄懵了，一时都没有反映过来，在安静了几分钟后，发现电视机的电源给弄断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继续看球，这时大家的心才缓过劲来，也同时爆发出了一股怒气，一起冲到了他的房门前，对着他的房门一顿拳打脚踢，闹得整栋大楼在夜半时分震天声响。

球迷们虽然是研究生，但他们发怒时，也会如雄狮一般，“吃人”可能只是分分钟的事，毕竟他们也是一群雄性，失去理智的事，不是不能发生！

估计若是再不开门，自己的房门都有可能被这群疯狂了的球迷们给踢坏。

这时的他也终于清醒了，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了房门。当看到门外这群眼睛发红的疯狂球迷时，心里一下害怕起来了，连忙向他们赔礼道歉。可是，这帮家伙并不是来听道歉的，而是要求他马上把电视机的电源线接好。无奈之下，他只得马上拿出了几件工具，重新回到了电视室。好奈也是物理所的研究生，这点接线的小事难不倒他，很快电视机中又响起了足球比赛的欢呼声，风波才得以平息，一切又重新回到了原点，球迷的叫喊声再次从电视室弥漫开来，并一直到世界杯结束。

从这场球赛事件中可以看出，不管是球迷们，还是“砸”电视机的人，都是一些自律性较差的人，其基本做人的德行也不敢恭维。他们需要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也需要学会如何表述自己的合理诉求，一味的影响他人、干扰环境，与一味地以暴力对抗，既不能解决旧有矛盾，还只会使问题扩大化。看来研究生也需要学会做人和学会与人交流，学会使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物理所的研究生群体，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中的成员如同市井小民，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性，同样可以展示这个小型社会的全貌。

象牙塔并不是圣洁的地方，知识分子也并不是特殊的圣徒，虽然这个小型社会有它独特存在的个性，也一定有它与普通社会一样的基本共性。

物理所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但对我教诲和帮助最多的只有金老师和于老师。

之所以熟悉金锋老师，不仅是他教过我们多门专业课，还因为他智商高，情商更高，对我们这些“大龄”学生热情友好、平易近人。金老师还是我们这个新型专业领域中最早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很早就编著出版了，在当时称得上是中国集成光学界最早的专著《集成光学》，该书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集成光学界的开山之作。金老师还与我的导师于老师一起翻译了，由美籍犹太人，世界著名光电子领域专家，亚里夫所著的《晶体中的光波》，这可是一部全球集成光学界的鸿篇巨著。

金老师还是我们专业课中《光电子学导论》、《集成光学》、《非线性光学》和《波导光学》等课程的主要教授，其中的《集成光学》教材当然是金老师自己编著的；《光电子学导论》教材还是由美籍犹太人亚里夫编著，该教材同样是亚里夫在本领域中另一本影响较大的力作。实际上，亚里夫还在量子电子学领域有诸多贡献，亚里夫可以称得上是量子电子和光电子研究领域著作等身的专家；《非线性光学》教材由过已吉教授编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金老师的理论功底非同一般。

金老师与中科院及许多大学的光电子领域的专家学者往来密切，是该领域中较为活跃的科学家。由于他头脑灵活，上层路线走得顺畅，加之理论功底在业界也是响当当的，因而手中长期握有多个课题项目，研究经费充足，工作热情高涨，事业正是风生水起的黄金时节，是我们八室中最富足的导师之一，做他的研究生倍感幸福。

于老师是我的导师，也是中国光学会集成光学和纤维光学分会第一任主任，物理所第八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和唯一的研究员。于老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在集成光学和纤维光学领域有较多的头衔，许多学者在申请课题、或出版专著时，都会找于老师帮忙。可于老师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已谋利，他手上的课题很少，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在自然科学基金方面多弄几个，就可以保证每年有十几万元的经费。我在于老师身边学习三年，尽管研究组经费捉襟见肘，但于老师从来不为所动。

于老师不喜欢求人，更很少为学生出面求人，但对于我确是个例外，原因是于老师比较看好我，认为我在计算机处理能力和简单仪器设计动手等方面还可以，是一个可塑之才，希望我能够在科研领域有所造化，为此还专门动用了手中的一点权力。

其中一次是：于老师想直接带我去浙江大学发展。

于老师当年曾经受到过浙江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加盟浙大，组建一个集成光学方面的研究所和一个实验室，于老师欣然接受了。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于老师提出了随同人员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还要带上已经在物理所工作的马少杰，和我这个还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一同入职浙大，目的就是与他一起创建研究所和实验室。

显然，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创建新单位，必须有信得过的助手，这说明小马和我是于老师信得过的两位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实验室的建设。

浙大虽然接受了老师的要求，但却说学校已经有了明文规定：浙大只能接受博士研究生。为此于老师对学校说，可以要求马少杰和我直接做他的在职博士生，一边读博一边创建研究所和实验室，这也是九十年代初许多大学的做法。

然后就在积极做好调动准备工作时，于老师突然病倒了，这一治疗就是数月，去浙大工作的事也就随之搁浅了，我也随之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深造机会。

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事。后来在与师兄马少杰的闲谈中，他在只言片语中透露了一些并不确切的消息，内容也就于老师可能要去浙大，还有可能带上他和我一起去浙大攻读博士等基本情况。

后来于老师请我和马少杰一同到他家里吃饭，席间于老师不无遗憾地跟我专门讲起了这件去浙大的事，这时我才较为全面地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中也才知道于老师对我的研究能力是比较认可的，并想利用自己能够去浙大发展的好机会同时栽培我，这也是于老师第一次利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想帮助我。

没有去浙大是我的终生遗憾，位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浙江大学，一直号称是中国的小清华。六十年代时，是我国著名物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亲自执掌浙大校长，主持浙大大小事务，使浙大在许多学科领域挤身进入了国家科研的前沿行列，更何况浙大就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之滨呢！无缘浙大就读和工作，是我的最大不幸，但于老师对我的这份师生情感，一直是我引以为豪的事情，感谢于老师对我如此器重。

另一次是：于老师推荐我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简称武邮，它的前身是邮电部的一所部属大学——武汉邮电学院，改成研究院后专门从事光纤和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与生产。

推荐我去武邮也是于老师亲自告诉我的。记得那次我受邀去了于老师的家里，在他的书房中于老师送我一本专业著作《半导体激光器》，并对我说：这本书是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一位专门研究半导体激光器的研究员写的。由于这位名叫解金山的研究员是于老师的好友，解老师出版该书后，希望于老师帮他在业界做一些宣传推广工作。

解老师之所以相信于老师，是因为于老师曾经翻译过的一本世界名著《铟镓砷磷半导体》，这本书同样是研究半导体激光器的著作。可以说，于老师在半导体激光器领域也是一名专家，知名度较高。

随后于老师又说，这一次解金山老师又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同样希望得到于老师的帮助，因为于老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半导体激光器领域的专家，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评选过程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是于老师趁着这个机会，反过来向解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即要求解老师帮我进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于老师还说，他已经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夏副院长打了招呼，这次希望解老师从中起点助推作用，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

于老师为了证明自己做了这事，还特例将解老师的申请评审报告给我看了。可惜人事决定权完全在院长手中，夏副院长和解老师的能力有限，我被于老师极力推荐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的事，也就在不了了之中无疾而终了。

于老师为了我能够进入武邮，可以说是放下了身份的，也打破了他自己制订的不用手中权力为已谋取私利的规矩，武邮没有去成，但于老师的这份恩情我终身难忘！

还有一次是：于老师利用“交易方式”推荐我去烟台大学工作。

由于九十年代后国家采用双轨制就业方式，又由于于老师带我去浙大和推荐我去武邮的希望都破灭了，为了使我不至于放弃自己的专业，也为了使我在科研领域有所作为，于老师降低要求，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再一次推荐我去烟台大学工作。

烟台大学在当时只能算是一所地方二流大学，并不是于老师的首选，但因其他方法行不通了，走这条捷径，应该势在必得。为此，于老师同样跟我讲过此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老师专门将1991年全国集成光学专业学术会议选址在烟台大学物理系召开，而烟台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又是于老师爱人夏老师的大学同学。冲着双层关系，于老师在学术会议期间，专门找物理系主任和学校相关领导谈了我入职的事情，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希望烟台大学接收我。

同样，去烟台大学的事，最终还是成了昨日黄花。虽然我对去烟大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于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一直铭记。虽然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导师！

1992年6月研究生毕业照（我在第二排右三）

（2022年1月14日于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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