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暮云成宿雨空看芳草到斜阳（种桃道士归何处）

不改初衷：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毕生从政，曾经官至监察御史，后贬官为多处刺史。可以说，刘禹锡生不逢时，他生活在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局面。刘禹锡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颇感不满，于是，曾参与了王叔父领导的改革运动，但遭到失败，仕途进一步陷入坎坷，多次受贬。然而，正是这段经历，却为他后来的文字打下了广博的基础，写出了《刘梦得文集》四十卷。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和《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唐永贞元年（公元806年），时并称“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的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王伾和柳宗元等人的革新活动遭到株连，初被贬为连州刺史，行至江陵，再度被贬为郎州司马。经过十年漫长的远谪生涯之后，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诗人终于被朝廷“以恩召还”，回到京师长安。但是，漫长的远放生涯并未改变诗人的初衷。是年春天，他借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一事，写下了《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即《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在这首诗中，诗人借花讽喻，以明艳趋时之桃花，隐喻充斥朝中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对抱残守缺的守旧派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弄。因此，王湘在给《千家诗·七言·玄都观桃花》作注时指出：“玄都观桃花千树，指在朝之官。刘郎，自喻也。言满朝之人皆吾去后而升迁者。”诗的前两句，正面写出长安近郊尘土飞扬、纷繁嘈杂的热闹场面，明写以桃花红艳趋时的盛况，暗里讥讽守旧势力的趋炎附势和结党营私。诗的后两句即由物及人，触景生情，把“桃花”的趋时盛况与自己的遭遇联系到一起，强烈地鸣出了革新派的不平之忿，“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轻蔑之情，跃然纸上。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较为含而不露的话，那么到了这里实在是锋芒毕露了。

由于此诗无情地讽刺了那班充斥朝中的趋炎附势、抱残守缺的守旧派，同时，隐隐地批评了朝政。所以，一经唱出，立刻就牵动了那班守旧者敏感而虚弱的神经。一时间诋谤蜂起，刘禹锡又因“语涉讥刺”而再度遭到远放，被贬谪为连州刺史。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桃花诗案”，亦即刘禹锡玄都观一赋“桃花诗”。

继这次玄都观吟诗结案，刘禹锡被贬远放之后，刘禹锡又曾先后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等职。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刘禹锡被从和州召回洛阳客居。在此之间，刘禹锡曾一度消沉，参禅信佛，思想上极为苦闷。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刘禹锡再次以主客郎中之职，被朝廷召回长安。这时，距“桃花诗案”发再贬连州又过了长长的十二年。次年三月，刘禹锡再游长安近郊之玄都观。这时，观中桃花已尽，“种桃之蹊，半是苍苔而菜花满径矣”；“种桃道士”，“比先年宰相已去”。诗人旧地重游，感慨无限，随即复又吟出七绝一首，即《再游玄都观》。在《刘禹锡集·再游玄都观·序文》中，他感慨之至，叙述道：“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为郎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文中的“再题二十八字”即指《再游玄都观》。在这首诗中，刘禹锡明挽桃花，暗讽趋时小人政治上的迅速消亡。这就是其玄都观二赋“桃花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人联系政治上的变化，睹物生情，百感交集涌上心头：百亩之大的玄都观之中，现多半地方已长满了青苔。昔日那些明艳趋时的桃花，现在都已死光了，唯有野草、野花遍地丛生，就连种桃之人也去向不明了，遗下的仅是一片荒凉萧条。诗人仍明写物暗喻人事之变迁，感慨道：当年那些打击王叔文、贬斥“八司马”们的权臣们及党羽，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前度刘郎”我不是又回来了吗！诗人坎坷多年而依然故我，豪气逼人、初衷未改。刘禹锡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不怕打击、坚持斗争的倔强意志，并流露出几分得意的胜利欢悦。

刘禹锡自永贞元年因革新失败被贬郎州，到元和十年被召回；从玄都观赋诗“桃花诗案”发，二贬连州，又到太和二年再游玄都观，复为“桃花”叹，其间竟长达二十四年之久，诗人虽也曾一度消沉过。然而，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并未磨减刘禹锡坚持真理的锐气，没有改变他为宦之初衷。“前度刘郎今又来”时，其鲠直为人和不懈的斗争精神仍一如当年，丝毫没有减色。其铮铮气骨直让后来者为之啧啧称叹，缅怀不已。今人读其诗，仍能受到强烈的激励，并从中获得深刻的教益。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