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4.17（历史上的今天116）

①黄巢即皇帝位

881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十三）

881年1月16日 黄巢即皇帝位建立了农民政权“大齐”，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封建统治。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于流动作战，没有建立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终于在884年遭到失败。

②辽朝及契丹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出生

972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七）

辽朝第六代皇帝。字文殊奴﹐辽景宗长子。乾亨四年(982)﹐景宗死﹐嗣位为皇帝﹐改元统和。时年十二岁﹐母承天皇太后奉遗诏摄政﹐任室昉﹑韩德让及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以为辅佐﹐和辑契丹贵族﹐任用汉人士大夫﹐积极整治弊蠹﹐改革法度。统和元年(983)﹐首诏三京左右相及诸道节度使以下官吏﹐秉公执政﹐严禁非理征求﹐扰害于民。三年﹐以契丹诸役户贫乏﹐量加优免﹔六年﹐从乌古等部之请﹐把本非土产﹐而是靠贸易得来的贡品貂鼠皮﹑青鼠皮﹐改为只进牛马﹐以减轻属部的负担。八年﹐诏括民田﹐翌年通括户口﹐十二年均定税法。又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而明令减少。此外﹐还创设义仓﹐豁免逋赋﹐安辑流亡﹔停止民输官俸﹐改由内帑支付。史称统和之政﹐“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

统和四年﹐辽军大败宋北伐之师﹐俘获宋骁将杨继业。二十二年﹐圣宗奉承天皇太后深入河北﹐翌年十一月兵迫澶渊。宋真宗赵恒领兵亲征。双方达成和议(见澶渊之盟)。此后﹐辽宋间基本上保持长期的和平相处。统和十二年﹐圣宗任皇太妃萧氏和大将萧挞凛经略西南及西北诸部。二十一年﹐在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以北筑可敦城。以可敦城为镇州﹐又设防州﹑维州﹐以镇抚北边诸部族。

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死﹐圣宗主政。向高丽及西北诸部发动战争。次年因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王诵﹐擅立其从兄王询﹐乃大举亲征﹐进焚开城而还。以后连岁遣军侵掠﹐开泰七年(1018)大败于荼﹑陀二河之间。在西北﹐开泰元年﹐沿边诸部皆叛﹐阻卜(鞑靼)国兵进围镇州。二年乌古﹑敌烈部叛。太平六年(1026)﹐辽军征甘州回鹘﹐失利﹐阻卜诸部复叛﹐寻被平复。开泰六年﹐辽军且远征喀什噶尔﹐声威远播于中亚。

在圣宗统治时期﹐辽的国力达到全盛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刑法和科举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统和元年﹐枢密院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论处。早先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死﹐判罪轻重不同﹔在承天皇太后主持下﹐改为同等科罚﹐一依汉律论处。贡举取士制度在统和六年开始实行﹐初行时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取录进士一至二名﹐统和后期至十多人﹐开泰以后则多至四五十人。 奴隶制因素削弱﹐封建制因素加强。统和十三年﹐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开泰元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佣钱十文﹐价满则尽遣还其家。六年﹐驸马萧图玉擅杀无罪奴婢﹐被削去官职。这些都是奴隶制因素削弱的证明。在圣宗所新增置的三十四部中﹐如撒里葛﹑窈瓜﹑讹仆括﹑稍瓦﹑曷术等部﹐都是取诸宫及横帐大族所有的官私奴隶改置的。他们改隶各部之后﹐设节度使管理﹐籍属有司﹐其身分已不再是奴隶。封建化因素的增强与汉化的加深说明封建制的统治在逐渐确立。

太平十一年六月﹐辽圣宗死﹐年六十一岁﹐在位四十九年﹐庙号圣宗。他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崇信佛教和道教。他推崇诗人白居易﹐以契丹文翻译《白居易讽谏集》。所作曲达百余首﹐说明他的汉文化修养颇高。

③康熙皇帝第十四子、雍正之弟允禵出生

1688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十九）

爱新觉罗·允禵，原名爱新觉罗·胤祯，于雍正元年改名为爱新觉罗·允禵（1688~1755）， 康熙帝的第十四子，生母为孝恭仁皇后，雍正帝同胞手足。康熙五十七年作为西征统帅领兵出征，为保卫西藏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雍正帝登基后将允禵远派守皇陵幽禁，雍正四年改为圈禁。直至乾隆即位后，允禵才恢复了自由。

十四阿哥允禵，原名胤祯（是否最开始叫过胤禵之后才改名为胤祯学界还在考证讨论中，但目前康熙朝所能查到的资料都显示名字为胤祯）雍正即位后改名为允禵。从小聪明过人，才能出众，胤禟曾语：“十四阿哥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兄弟皆不如也”，胤祯为康熙所厚爱，从少年时代起，就频繁地扈从其父出巡，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被给予一些特殊优待。[1] 比如说部分皇子蒙皇父恩准，享有支取官物的符权，由大内供给其一家的食用物品。这种做法通常是以一年为限，期满后由皇父决定是否沿续，而沿续时间愈长，愈能体现出皇父的厚爱，玄烨诸子中享此殊遇者不只一人，但时间最长的则是胤祯。自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整整七年，康熙始终特批十四阿哥一家支领宫物，如果康熙不是猝然离世，胤祯的这一待遇还会沿续下去。

胤祯个性爽直，重情重义，他从小和才华横溢、为人谦和的皇八子胤禩情投意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当康熙怒斥胤禩妄蓄大志、企图谋害胤礽时，胤祯挺身而出，跪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一时间，康熙十分愤怒，“出所佩刀欲诛胤祯，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上怒稍解，命诸皇子挞胤祯“，胤祯被打二十大板，行步艰难。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反而还令康熙感觉到他对兄弟的有情有义，并对胤祯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品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之后更加宠爱他。

允禵西征之后，康熙不仅赏赐给他10万两银子，还将他的几个儿子时常带在身边， 并多加赏赐， 胤祯虽然爵位只是贝子， 但他几个儿子结婚和几个亲王哥哥长子一个规格，此外，康熙更是对胤祯赏赐频繁，兄弟中无人能比。康熙五十七年作为西征统帅领兵出征，为平定准葛尔叛乱和保卫西藏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五十七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五十七年十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封大将军王，并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十二月，胤祯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胤祯出征之时，康熙曾降旨青海蒙古王公，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由此可见，胤祯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祯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三十余万，实际兵力为十多万人。胤祯的大将军是个综合管理岗位，参与军事决策指挥，军队调度，部署人事，举荐任命将领，保障后勤，打探敌情，稳定军心，激励部队，调节内部和外部矛盾，笼络达赖喇嘛，青海各部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说服青海各部共同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等等。可谓面临的事务错综复杂，需要极强的综合能力。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胤祯即指挥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葛尔弼由川滇进军西藏。八月，葛尔弼率部进驻拉萨。九月，胤祯命令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至此，由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胤祯也因此威名远震。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雍正即位后，以碑文并不颂扬其父，“惟称大将军胤祯公德”，令将石碑砸毁，重新撰写碑文。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胤祯移师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企图乘胜直捣策旺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十一月，胤祯回京与康熙商量来年进剿策旺阿拉布坦事宜。后再赴前线，但因军需运输困难，康熙决定争取和平解决准葛尔问题。

康熙帝去世后，胤祯被召回京师，随即软禁于景陵读书，后因皇太后去世，被授于郡王虚衔。随着雍正统治地位的日渐稳固，雍正对允禵也愈来愈严酷。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展开了对当年参与储位争夺的兄弟的彻底打击，允禵被革去王爵，降授固山贝子。雍正四年初，雍正革去允禵固山贝子，谕令把他押回北京，囚禁于景山寿皇殿内。

十三年（1735年）正月，乾隆即皇位不久，便下令释放允禵和允?。乾隆二年（1737年），允禵被封为奉恩辅国公，十二年（1748年）封多罗贝勒，十三年（1749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不过，这时他年事已高，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乾隆二十年卒。他死后，乾隆赏治丧银一万两，赐谥“勤”。

④散文家周作人诞辰

1885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初一）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堕落成为汉奸文人。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关进茅厕，于1967年5月7日粹死，死因不明，仓促火化、销户，骨灰匣亦丢失。

⑤中国报刊主编、国际问题评论家、作家刘思慕出生

1904年1月1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

中国报刊主编、国际问题评论家、作家刘思慕，1904年1月16日生。辛亥革命后随家迁居广州，先后入广州勤业小学、新会县立中学、 广州南武中学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担任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学艺部长，与同学筹款出版《猛进》刊物。

1923年，刘思慕考入岭南大学读文科，课余到附中兼课，又与同学甘乃光、梁宗岱等发起组织广州文学研究会（后成为全国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广州分会），编辑出版《文学旬刊》， 更积极地投身新文化运动。

1925年初，刘思慕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参加学校职工罢工和“六·二三”沙基惨案示威游行。

1926年离开岭南大学，先后任海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秘书（部长是甘乃光），同时兼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1月间，经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介绍，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五班学习，对中国留学生中“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没有介入。

大革命失败后，刘思慕离苏回国，从此脱离国民党，与进步文化人士交往，先后在北京北新书局、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任编辑，以及在北平今是中学、上海大陆大学、华南大学任教。

1932年春，刘思慕自费赴欧，先就读于法兰克福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办的社会科学学院，在柏林参加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国盟”举办的读书会、工人夜校活动， 还参与学校德共支部发起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半年后，学校被封， 刘思慕转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学习。

1933年秋，刘思慕回国，在上海得到友人介绍，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打入国民政府的机关，搜集情报，译成英文，提供给第三国际情报局和中共有关部门。

1935年4月后，因交通员被捕叛变，刘被特务追捕。但他早已和家人离开武汉，奔逃于苏、鲁、晋各省之间， 最后到了泰山，得到一位在冯玉祥部下任职的朋友向冯伸说，才得到冯玉祥的掩护，于1936年春逃往日本。他在东京曾翻译《歌德自传－诗与真》和撰写《亡国者的悲哀》等作品发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后被冯玉祥邀往武汉，做讲演、宣传工作。

1938年秋，南下香港，在胡愈之等创办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担任国际问题专栏作者，同时被选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理事，并在该会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讲授国际新闻课。

1940年夏，赴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华侨办的《天声日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他历尽艰辛回到昆明， 以后在抗日后方历任滇军第一旅第二团政治顾问、衡阳《力报》主笔、《广西日报》主笔、昆明美国新闻处心理作战部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在广州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5年底，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 兼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主讲社会研究。

1949年9月，他以印尼华侨代表被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后兼副社长）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记者代表团团务委员、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57年调任上海《新闻日报》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5月，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1962年后，先后出席第一届非洲史学会议、 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届亚非会议的专家会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思慕受到极“左”势力的迫害， 心身受到摧残。当他被解除隔离后，将补发的工资9000 元交给党组织，并阐明作党费4000元，其余5000元则认为自己被隔离期间没有工作，不应得工资，交回组织处理。

1979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1980年任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刘思慕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1985年2月21日逝世，终年81岁。

⑥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出生

1908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十三）

陶铸，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湖南省祁阳石洞源人。

1926年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地方做兵运工作。

1929年到1933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在这期间，他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后来这些部队的一部分编入新四军。

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在被监禁的四年期间，他团结和鼓舞被囚战友，同敌人不断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7年经党营救出狱后，即被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来，鄂中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队，担任政治委员。

1940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平津战役中，他化装进入北平同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了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还曾当选为三届人大代表，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11月30日，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冤去世。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无私无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他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陶铸同志作风优良，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勇于独立思考。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陶铸同志曾经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陶铸同志精神崇高，艰苦朴素、严于律己。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陶铸同志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政治坚定，憎爱分明，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政广西期间，正值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之时。他抓住主要矛盾，一方面集中兵力围剿大股土匪，另一方面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打击首恶，分化一般分子，亲自到剿匪前线找群众谈心，终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他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根据实际情况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1961年，他发现广东省清远县出现了一种定产到田、超产归己的经营管理形式，便立即加以总结，认定这是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形式，于是在广东省花县、新会等地试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摸索出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调中央工作后，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文革”的开展范围，提出确保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因而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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