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养女结婚(1950年周恩来养女结婚)
1950年10月14日这天,在北京青年宫,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这对喜结良缘的新人,都有着不一般的身份:男方金山,是著名话剧和电影演员,被称作“话剧皇帝”;而女方,则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同样在话剧界风生水起的孙维世。
孙维世
然而,这场受人瞩目的婚礼上,与新娘关系密切的周总理,却出人意料地没有出席。而作为女方养母的邓颖超,则当众拿出一份周恩来送来的礼物,令现场众人看了颇感意外……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出席这场婚礼呢?他所送的那份礼物,又到底是什么呢?
烈士战友的后代 周恩来夫妇多加照顾时间回到十几年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无数中国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久之后,一对兄妹前往武汉,找到了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
面对办事处人员,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原来,这对兄妹一个叫孙宁世,一个叫孙维世。他们的父亲,则是在十年前英勇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烈士孙炳文。
1922年11月,在德国留学的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回国。不幸的是,在1927年4月蒋介石的清党行动中,42岁的孙炳文被逮捕和杀害。
父亲离开后,孙维世的母亲任锐继续从事中共地下工作。那几年里,孙维世跟着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除了在北平一所中学短暂借读外,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
1935年,任锐带着孙维世来到了上海。当时,母亲想把女儿送进学校,可孙维世却萌生了对表演的兴趣。
于是,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孙维世被介绍进一个学习班学习。在那里,这名少女对表演有了初步的认识了解。学习班结束后,负责人想带孙维世去南洋发展,但未能得到任锐的同意。
两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孙维世跟随哥哥孙宁世来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说明了来意:希望将他们送到红色革命圣地延安。
办事处有关人员经过思考后,只愿意收留孙宁世。孙维世一听,当时就不乐意了,留在办事处不肯走。
不久后,周恩来回到了办事处。了解了事情缘由后,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1926年初,周恩来和孙炳文在广州进行了秘密会面。当时的孙炳文,正抱着5岁多的孙维世,并让女儿注意身后有没有可疑人员在跟踪。
孙炳文
在这两位革命同志会面期间,年幼的孙维世负责放哨。她趴在窗口,观察着外边的动静。一有陌生人过来,她就向父亲报信。
十一年过去了,当年的战友孙炳文已经不在人世,而当年他那位可爱的女儿,如今竟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眼前。周恩来一时感慨万千,万般思绪涌上心头……
最终,周恩来同意将16岁的孙维世留在办事处。不久后,他又将任锐和孙维世这对母女,一起送到了延安。
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天,她和母亲一起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在后来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
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夫妇,给任锐写去一封信。在信里他们这样说道:“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
此后,孙维世也将周恩来和邓颖超看作自己的长辈,经常前去看望他们。
戏剧人才 颇有建树1938年初,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排演了名为《血祭上海》的话剧。在其中,孙维世饰演了大小姐一角。
这部话剧共公演了20天,在延安深受欢迎。毛泽东、张闻天、罗瑞卿等领导人,都纷纷前来观看。从此,孙维世在当地一举成名,并被人们直接称为“大小姐”。
孙维世(中)
就在一年后,一场意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孙维世的人生。
1939年7月的一天,在骑马的时候,周恩来突发意外,从马身上摔了下来,导致右臂骨折。经过一番研究后,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苏联进行治疗。
孙维世得知此事后,也萌生了去苏联的念头。在得到组织批准后,她跟随周恩来夫妇到达了苏联。
在这片异国土地,孙维世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后来又进入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
当周恩来结束在苏联的治疗后,孙维世依然留在了那里。于是,周恩来夫妇便将她托付给共产国际的干部,请对方帮忙照顾。
在这段异国岁月里,孙维世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苏联方面曾建议两人加入苏联国籍,但她们一直没有同意。
1946年9月,孙维世和林利等人,乘坐火车从苏联回到中国,抵达东北哈尔滨。1946年11月,两人离开哈尔滨到达延安。
孙维世(中)和林利(右)
此后,孙维世投入了陕西和山西等地的土改运动。1948年下半年,她调到华北大学文工一团工作。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太原战役。为了配合党的政策宣传,华北大学文工一团前往太原前线的榆次县农村,排练起新节目。
不久后,由孙维世担任导演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诞生了。虽然这部剧里只有两个人物,但在演出中大获成功,深受当地老乡们的喜爱。
1948年12月5日,随着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大学文工一团又奉命北上,对解放北平进行宣传。
在来到良乡后,他们再次演起了《一场虚惊》,来对当地解放军驻军和老乡们进行慰问。原本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的群众,很快喜欢上了这一剧目。多年之后,还有当时的亲历者回忆道:“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
1949年2月2日,华北大学文工一团进入北平,又把《一场虚惊》带到了这里。在西单长安大戏院进行的汇报演出结束后,孙维世带领着演职员们,前往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事实证明,《一场虚惊》确实是一部杰作。到了1956年,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看了它之后,深受触动地说:“请把剧本和曲谱抄给我,等我回莫斯科后,要为瓦赫坦戈夫剧院来排演这出戏。”
1949年7月,孙维世进入中国代表团,前往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那期间,她随“世界青联”组织,前往东欧各国进行参观。
孙维世和周恩来夫妇
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继续投身到话剧事业中。她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翻译、表演和导演了大量话剧作品。不仅如此,孙维世还协助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并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副院长。
与金山结婚 周恩来未到场1950年初春的一天,孙维世开始执导一部从苏联翻译来的话剧——《保尔·柯察金》。对于这个人物,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它正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
一向对文艺工作十分关心的周恩来,授意这部剧由自己的老部下、当年曾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也是著名演员的张瑞芳,以及她的丈夫金山,来出演男女主角。
张瑞芳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剧团担任演员。进入40年代,她在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演出的电影和话剧大受欢迎。特别是1942年在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里的表演,引发了强烈反响。
而金山,则在30年代的上海主演了很多话剧和电影,成为了声名显赫的明星。抗日战争爆发后,此前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出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并前往各地演出抗日救亡的戏剧。
1942年,金山在重庆主演了话剧《屈原》,并在此期间同扮演婵娟的张瑞芳相恋,两人很快结婚。而这对新人的证婚人,正是金山早年在上海拜师入门的大佬杜月笙。
抗日战争结束后,金山于1946年前往东北,接收了那里的满洲映画协会。1947年,他自编自导了电影《松花江上》,由妻子张瑞芳担任主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金山被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在全新的岗位上,继续着自己的艺术生涯。
金山
可周总理不会想到的是,在排演《保尔·柯察金》这部剧时,自己选定的男主角金山,竟然和身为导演的孙维世,产生了男女之情。而其中最痛苦的,自然是身为女主角的张瑞芳。
由于孙维世有着“周总理养女”的身份,张瑞芳在发现丈夫出轨后,不得不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下,一边忍受着金山和孙维世的交往,一边在台上对着这两人排练演出。
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了此事,他们立即向张瑞芳致以歉意,并严厉批评了孙维世的行为,要求她停止这段不当关系。
然而,虽然进行了多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但用情极深的孙维世,无视周恩来夫妇的劝阻,不顾他们的颜面,继续一意孤行。
1950年9月,《保尔·柯察金》在北京一经公演,便引起了轰动。可很少有人知道,此时的张瑞芳,内心经受着怎样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煎熬……
等到《保尔·柯察金》全部演完后,张瑞芳向金山提出了离婚,并立刻向组织上作出申请,希望把自己从北京调到上海。
张瑞芳
就在这对夫妻刚离婚没多久,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不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坚决反对,和金山举行了婚礼。
这一天,孙维世用“周总理养女”的名义,在北京市青年宫广邀宾客。然而,对此颇有微词的周恩来,最终拒绝出席。
在这场婚礼上,邓颖超当着现场众人的面,将丈夫送的礼物拿了出来——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很明显,周总理是想通过这一方式,来警告这对新婚夫妻,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径,严格遵守婚姻法。
两人结束蜜月后,金山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率领一个创作组,前往朝鲜战争前线去体验生活,来为电影《患难与共》的创作收集素材。
对金山一行的来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接待了这些中国客人,还将自己的一位女秘书派去,给金山担任向导和翻译。
可让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金山和自己这位女秘书,竟然产生了私情。不仅如此,这两人竟然住到了一起……
事情暴露后,金日成对自己的女秘书可谓毫不手软,直接下令枪毙了她;可对于金山这位中国客人,他可就不好处理了。
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得知了此事。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认为这事在国内外的影响太坏,便向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请示该如何处理。
周恩来接到消息后,向彭德怀发去回电,要求将金山押回国内进行处理。随后,有关领导找孙维世进行了谈话,希望她和已经成为“坏分子”的丈夫金山划清界限。不仅如此,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希望孙维世可以及时回头,赶紧离开金山。
在被从朝鲜押回北京后,金山很快受到了批判。然而,作为妻子的孙维世,虽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她出于种种考虑,依然决定不和金山离婚,并希望丈夫能够“重新站起来”。
虽然孙维世没有离开自己,但闯下大祸的金山,还是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下放到工厂进行劳动。
而另一边的孙维世,依然继续在艺术舞台发光发热。1952年,她导演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名作《钦差大臣》。1954年,孙维世又将另一位苏联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万尼亚舅舅》搬上舞台。此时金山已经复出,在里面成功饰演了万尼亚一角。
在儿童戏剧方面,孙维世也贡献很大。她参与创建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
进入60年代后,孙维世又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前往东北大庆油田,对名震全国的“铁人”王进喜进行采访。不仅如此,她还拜那里的工人为师,深入体验了工人们的生活。不久后,孙维世以大庆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初升的太阳》。
周恩来在大庆接见孙维世
后来,业界将孙维世称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导演。她和焦菊隐、黄佐临,并称为新中国的三大戏剧导演。
曾担任国家话剧院院长的周志强这样评价道:“孙维世同志是共和国戏剧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一座光芒四射、永远引导中国戏剧人前赴后继、不断前行的艺海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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