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的十大特点 当你穿梭在景区时

在当代中国，乃至于全球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文化保护的主流选择之一，与此同时，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破坏”的论争和批判声也不绝于耳。从2006年到2017年，我对丽江遗产旅游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民族志研究，目睹和跟踪研究了一个传统社区的遗产化过程，对旅游产业之于文化保护造成的机遇与挑战，深有感触。

金甲社区（化名）位于丽江狮子山的西北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大研古城”的遗产辐射区，2007年被纳入一项接受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环境治理项目，需要对社区里的63户原住民进行拆迁异地安置。2006 年底，我作为第三方独立评估团队的成员之一，参与狮子山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其时，社区居民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要求，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希望把此地建设成为“纳西文化生态保护区”，而不是旅游开发。

2011年，“金甲”社区。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在他们眼中，金甲社区在快速旅游市场化过程中保全下来“最正宗的纳西文化”要素：遗存的入城茶马古道、临街的商铺、传统的民居建筑以及“名人故居”（顾彼得故居）等，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居于此地的纳西原住民，仍然过着传统纳西人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热闹的客栈，没有陌生的游客，只有守望相助的原住民——他们依然期待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的火把节；恭敬地举行七月半的祭祀仪式；举家做小孩的满月仪式；保留传统的“化賩文化”（群体中各人拿出东西合在一处，纳西人群的一种社交方式）；保持富有纳西特色的家庭饮食习惯，譬如鸡豆凉粉、丽江粑粑、丽江蜜饯、丽江酱菜等，都是居民的日常生活选择。

茶马古道，摄于2011年8月。

2011年7月和2012年八月，我第二、三次来到项目所在地，这两次的调查主要着眼于该项目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我了解到，在这四五年期间，面对政府提出的拆迁安置计划，移民采取“自我遗产化”的方式，索要高额的“文化补偿”费用，导致原有的项目规划和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也造成商业资本不敢介入此地的文化保护和开发。金甲社区一直处于停滞的发展状态。

到2014年底，丽江古城管理局不得不对这里“松绑”，允许原住民自己修缮和处置房产。原住民很快“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诉求，把自己的房屋出租给外来商户，不到半年时间，这里的民居房全部改变成为客栈，金甲村完成了“客栈化”的过程：民居成为客栈，原住民迁居他处。

2016年8月，2017年8月，我第四、五次来到金甲社区，发现金甲社区已经完全与丽江其他的社区融为一体，成为典型的“客栈社区”，曾经的社区历史和文化资源不复存在。

2016年，茶马古道已变成水泥路面。

譬如，遍布鹅卵石的茶马古道残垣，由于不适应游客的“拉杆箱”，改变成为“水泥路面”；静坐于门前的年老的纳西妇女已经被游客取代；高高挂起的灯笼和客栈招牌，预示客栈的形式；紧贴在墙上的空调外机，显示这里的房间已经具有舒适的“现代化”设施。而唯一保留下来来的文化符号就是“顾彼得旧居”。

顾彼得故居，摄于2011年7月。

客栈化后的故居外观，摄于2016年7月。

客栈化后的故居内部，摄于2016年7月。

顾彼得是一名俄罗斯裔的商人，作为曾经的丽江航空站站长和丽江工业合作社的创始人，他在丽江生活了将近十年（1941-1949年）。笔者2007年造访屋主杨先生时，他说，自己家的房子是名人故居，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给多少补偿都是不可能的。

顾彼得曾经的卧室兼办公室，摄于2011年。

不过，在2014年底，他把自己的房屋出租给一对来自四川的情侣经营客栈，取名“顾彼得旧居”，引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和租客。承租户对院坝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虽然保留房屋的整体构架，但把原屋主的住房和空置的房屋改造成客房，增加窗户和床位。丽江古城管理局作为承建方和出资方，把当年顾彼得租用的一部分房屋改造成为“文化遗产展示空间”，楼上保留当时的样态，楼下作为游客和租客参观的景点。“顾彼得旧居”中展出的顾彼得的生平年谱，以及他在丽江的工作和生活情形等内容，皆出自顾彼得写的《被遗忘的王国》一书。

改造后的顾彼得旧居内部空间，摄于2017年。

客栈丽江和文化旅游是不是意味着纳西文化味道的丧失呢？“印象丽江”是一台为旅游“量身打造”的舞台剧，它以丽江玉龙雪山为舞台，以纳西历史文化元素为线索，融合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用纳西人表演纳西文化。在美国天普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学者怀特(Sydney White)眼中，“印象丽江”其实在以两种叙事方式，展示纳西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传奇式的历史史诗篇章，另一种是现代史诗篇章。“历史和现代的完美结合完全归功于表演者对纳西族文化的内在乡土性的真实展示，以及在表演中融入了其他的多元民族文化”。而在当地一些纳西族人看来，“印象丽江”只是利用纳西文化的“符号”开发出来的商业性文化表演，与“真正的”纳西历史文化没有必然的关系。

一个年轻的纳西东巴（纳西族的知识分子，也是对从事传统宗教活动人员的称呼）跟我说：“丽江的商业氛围太浓了。它就像一个大超市，游客来到这里‘购买’纳西文化，其实是一种变味了的纳西文化。我的家就像小卖部，如果想来我家看东巴文化的表演，我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谁知道真正的纳西文化是什么？现在的纳西文化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呢？”

显然，这个年轻东巴抱怨的是丽江旅游带来的“商业味道”，削弱了丽江原有的“文化味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业味道是什么，而在于丽江原有的“文化味道”是如何形成的？构成文化味道的成分是什么？丽江作为旅游目的地再生产过程中，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对丽江文化遗产保护一度出现“原住民流失”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提出“黄牌”警示。

其实，丽江就是因为茶马古道上的驿站演变而成的商业古镇，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业文化特质。丽江商业文化中的“房东制”贸易现象是传统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伴随“房东制”贸易而生的“旅马店”曾是丽江一景。那些来自西藏等处的藏族商人运货到丽江古城后，就住在比较固定的纳西族房东家里，房东帮助藏商进行贸易。这种房东制贸易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商务活动。

有研究表明，丽江的双善村、大研的现云阁和兴仁街等曾是旅马店的云集地。遗憾的是，这些区域现在已经完全城市化，已经无法恢复原初的“旅马店”。不仅如此，大研古城里纳西原住民的流失，外来商业人口的进驻，无法传承这种具有浓郁纳西文化特点的“旅马店”式的客栈和商业精神。

在前来丽江旅游和客居的外来客眼中，客栈丽江就是真实的丽江。作为丽江最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玉水寨和东巴谷，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纳西文化景观，它们从曾经的荒芜丛林到如今的游人如织，就是因为在能够展现代表东巴文化所有的“真实性”元素：地点的真实性（丽江白沙）、文化持有人的真实性（东巴，纳西族人）、房屋的真实性（木楞房）、表演的真实性（纳西细乐、祭祀舞蹈、纳西舞者等），壁画的真实性（纳西历史神和人的传说）等。

有意思的是，位于白沙乡内的那些代表纳西历史文化的白沙壁画、三朵神庙、玉峰寺等“地点”，尽管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除了少数的背包客和外国游客之外，很少有国内的游客来到这里。

白沙古镇的临街店铺，摄于2012年7月。

三朵神庙，摄于2012年7月。

为什么游客愿意去观看这些“人造文化园”而不去具有历史文化特质的景点呢？美国惠特曼学院人类学教授麦卡恩（Charles McKhann）认为，现在的东巴文化成为一种新的表演形式，以象征远古和蛮荒的特征来愉悦和满足游客想象的好奇心。这是由于全球旅游和新型消费的需要，把东巴文化的内容和情境进行重组所致，因此才会导致丽江大量以东巴文化名义出现的主题公园和文化项目。

类似的情形遍布世界各地的遗产旅游市场。有对“维京遗产旅游”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替代品”，“维京遗产旅游”力图把这些日常生活化，以呈现“真实性”。吊诡的是，这种遗产旅游形式常常会造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标准化”，甚至融入同质性的全球文化的洪流中去，原住民不但不会反抗，反而积极参与其中。

美国农村社会学者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说，当地人把自己的文化，甚至是自己本身，置于“待售”的位置，目的是为了游客做一个令其满意的“大礼包”，而正是这个大礼包可能在改变其文化的本质。换言之，由于外来力量（游客）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在被动，有时是主动发生变迁。

其实，无论是玉水寨、东巴谷，还是“印象丽江”，“维京遗产旅游”，它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外来游客再生产了一个完美的“文化空间”，而当地人却希望通过对场所的再生产，维系自己根基性的“场所精神”。

场所（place）不等于空间（space）。场所可以被视为由人、实践、物体和各种表征所汇聚的“集合物”，而“空间”却是一种“被构想”的抽象的“几何体”，这个“几何体”与作为地点存在的——由距离、方向、大小、形状和体积组成的——抽象的几何体不同的是，它与上述的物质形态及其文化表征可以分离，亦即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谓的“人为制造的环境”，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而原住民之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情节，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场所精神”（sense of place），或者说“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

旅游目的地的“场所精神”源于原住民自身基于其地方性的历史记忆，传统生活习俗，仪式表演，地域认同，群体社会心理等层面在情感系统的社会心理反射所致。同时，在当代的文化旅游市场中，场所精神无疑也受制于游客的冲击：一方面，由于与游客的互动，使得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得到强化，并在空间中得到“符号化”；另一方面，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想象的文化空间，反过来会重塑当地人的“场所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丽江旅游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其是否“真假”，而是在于这种再生产的旅游文化是否保持了原住民自我的“场所精神”。否则，如果一味地追求以游客和市场导向的旅游发展，导致以追求“文化标准化”和商业化为目标的旅游空间再生产，无疑会造成丽江及其纳西原住民“文化的碎片化”和场所精神的消逝，并可能最终影响到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基于笔者的学术文章“丽江移民社区的场所依恋与文化空间重塑”（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remaking of cultural space in a Lijiang resettlement community），收录于《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社区参与》（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一书，由Taylor & Francis出版社旗下Routledge出版。此后的追踪研究成果在《望乡：被安置的移民和他们的文化心念》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