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那拉和爱新觉罗的矛盾（叶赫那拉那桐书写）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这是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启功教授的感悟，在由他亲自题写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
这句话的意思是身正才能为人师范。
启功教授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老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文化水准足以教授学生外，比传授文化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身为老师应该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一个在品德上足以模范的人才配为人师范。
这样一位写下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让百年后即将成为老师的学生们铭记、尊重的一位大师，为何再见了“清华园”三个字，便发出一声长叹，甚至说清王朝怎能不完啊。
清华园是什么，这位生活在上世纪满族出身的书法大师，又为何会觉得清王朝应该覆灭？
清华园 ，清代的皇家园林。
1822年，熙春园分为东西两园，工字厅以西的部分称近春园，以东称清华园，因此启功所见的清华园是熙春园的一部分。
道光皇帝将清华园赐给了五皇子奕誴，近春园赐给了四皇子奕詝，奕詝正是后来的咸丰皇帝，所以近春园又俗称为“四爷园”。
“水木清华，为一时之繁囿胜地”这正是近春园园志上的内容，
皇子时的旧居、整个花园如同江南水乡一般的景色秀丽，可见清华园昔日的荣耀辉煌。
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近春园，清华园幸免。
清华园现存的门匾是咸丰帝所赐，门匾上“清华园”三字是“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的叶赫那拉·那桐所书。
随着民众起义和无休止的战争、赔款，清朝渐渐衰落直至陨灭，当身为满人的启功再踏上这片曾经象征着一个王朝财力与文化的皇家园林，如今大片的荒木和八国联军马蹄曾踏及破坏过的痕迹，自然会触景生情，生出无限感慨。
而这门槛上的三个字，书写着三大才子之一的那桐本人更是让启功叹极，这座荒芜的皇家园林，由那桐写下的门槛，大清如何不亡？
那桐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为清华园作匾？
叶赫那拉·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那桐的字，笔力雄厚，稳重敦实，书法造诣极高，他的作品被评有大家风范。
那桐如此有才华，又是和慈禧同姓氏慈禧的亲戚，满人，举人出身，可以说那桐的起点就超过了大多数人。
光绪十一年，那桐被立为四品静堂，这种情况是绝无先例的，在古代举人仅仅是有当官的资格，而且为官一般也是从地方的县令开始。
“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
那桐的官路可谓起点高，最后也“不负这四品官职所望”，从户部主事的四品京堂，一直到最后的内阁大学士，甚至位高权重到成为军机大臣。
这样的才华，这样的成就。
那桐的确称得上晚清三大才子，也的确配为清华园的牌匾书写。
可如果只是这样，为何这座中国第一大学的牌匾会引发争议，不少人质疑这座匾配不上清华，而启功也会评价那桐“不行”？
启功教授写下“学为人师，世为师范”正是因为启功教授对道德标准有追求，正如我们期盼享有国家最好资源、在最高等学府进修的人可以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一般，自然而然这篇象征着清华大学的门槛也应该作为示范。
模范的力量，是以启功教授的话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而这篇由那桐书写的门匾，那桐才华无人质疑，人品却引起争议。
写“清华园”者，心中却并不清澈。
王羲之毫无疑问的书法大家，《丧乱帖》也是传世的经典。
在他多年的积累的笔力之外，《丧乱帖》之所以成为后世临摹、称颂的经典更是因为透过文字和时间，情感透过书法传递给了后人。
《丧乱帖》也正是王羲之爱国之心的体现，战乱之中，王羲之先祖的坟墓多次遭到破坏，原本生活在山东的自己也被迫逃亡南下，这帖《丧乱帖》背后是家国动荡的悲怆，更是对故土和昔日和平的怀念之情，这些情谊都透过波动的笔触传达到了现在。
是以后人称王羲之为书圣，而生活在唐代，与王羲之并立的书法大家颜真卿，同样有一帖帖文记录了战乱后自己悲怆的情感。
“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侄子在平定内乱时丧生，国家在战火之中，自己的血肉至亲离去，让颜真卿一气呵成，满怀对侄子悲痛的心情创作出了这篇《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被评价为一篇家国的怆歌，是传统家国精神的体现。
王羲之和颜真卿都出身于大家世族，王羲之被评价为虽然不想卷身政治，但他的笔下句句也都离不开国家。
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学习的文化皆为社会的产物，更何况王、颜二人出身大家族，还都生活于动荡的年代，所思所感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脱离政治。
在动荡的年代，王羲之、颜真卿用毛笔写下传世之作，他们的爱国之情也为后世所敬仰。
那么同样出身大家族、书法大家的才子，甚至官至军机大臣的高官那桐为什么不配写“清华”二字？
王羲之
那桐日记，肥水捞够武则天的无字碑一直为后人所铭记，不止是因为她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的唯一一位女皇帝，更是因为这种留与后人说的气概为人叹服。
不同于现今书店专栏畅销的“成功学”一栏，古人写自传除亲自创作的才气外还需要一种所写所感都予以后世批判的决心。
而这位官至内阁大学士、曾任清华学院校长的那桐也写了一篇自传，记录自己——《那桐日记》。
而放在今天，这篇《那桐日记》“畅所欲言”的程度，也足以令人瞠目。
就如那桐在日记中对自家操办宴会的记录，逢年过节、不管丰年还是欠年，那家都是一丝不苟地操持着各种宴会活动，就算是“国难临头”也招办不误。
清王朝正在内忧外患之际，许多百姓正流离失所之时，身为内务府、各庆典总办的高官收入不菲，便理所当然的将这厚禄用在了宴会游玩中，丝毫不顾几条街外饥肠辘辘的百姓或是城墙外危机的大清。
1914年,民国期间，像那桐这样的官员就成了“清朝遗老”，而他一如往常地在北京、天津两地轮番居住。
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那桐拜访客人、往来权贵、看戏的日子也又多了起来。
说戏曲，那桐还跟知名戏曲家谭鑫培有过一段与后人无限提起的故事。
谭鑫培，是中国知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梁启超先生曾这样评价他——"四海一人谭鑫培，廿世纪轰如雷。"
在清朝，正是京剧鼎盛的时期，达官贵人都喜欢看戏曲。
就连最尊贵的慈禧，老佛爷也痴迷京剧，是票友之一，更特别喜欢看谭派的京戏，经常派人接谭鑫培进紫禁城演出。
老佛爷都如此喜欢，谭鑫培自然也成了各位高官们追捧的对象。
谭鑫培
不过不同于权势最高的老佛爷，面对各位达官贵族的追捧，谭鑫培有时候就显得有些“爱答不理”，心中常有不愿。
有次庆亲王奕劻的福晋过生日，请谭鑫培唱双出助兴，原本谭鑫培是作为赴宴的客人赶来的，现在却临时叫他上台给这些“禄鬼”演出，谭鑫培自然是大为不悦，甚至说出——
“哪个官员给我行个大礼，我就唱这个双出。”
在场非富即贵，谭鑫培再得老佛爷的势，在清朝也是一个下九流、不被当做正经行当的戏子，堂堂的二品、三品大员，亲王福晋哪有给他谭鑫培行大礼的道理——说话间，那桐跪了下去。
这位总理衙门的大臣一跪，自然再没有甩袖不唱的道理，这出双出还是在庆亲王王府唱响了。
奕劻
这一跪可见那桐的为官之道，探寻那桐的为官之路，与慈禧同姓、被帝师翁同龢器重，最后和总督袁世凯都交往甚密……
不过那桐跪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讨好权贵，他本身的确很崇拜谭鑫培，在谭鑫培上台演唱的时候不仅不断地叫好叫绝，还在台下冲着台上的谭鑫培作揖，以示崇敬之情，真是将这出“大礼”进行到底。
因为那桐，谭鑫培还多了一个“谭贝勒”的外号——那桐不仅爱听谭鑫培的戏，每次为了请谭鑫培到家演戏，都要先去给谭鑫培请安，谭老板才会赴场。
在清朝，只有贝勒、郡王、亲王，才能接受大臣的行礼，因此民间都戏称谭老板为"谭贝勒"。
在那桐成为清朝遗老后，也不忘捡起听戏的喜好，又开始忙着结交权贵，出门听戏。
不仅是京剧，在1897年后那桐对西洋事物也形成浓厚的兴趣，个人、家庭出门办事均要拍洋照，甚至还要录胶片，喜欢看“洋傀儡戏”（木偶戏），请西医、看电影……
那桐并没有透过这些在京城时兴的西洋物件，想起他身后垂危的大清、穷苦的百姓。
1914年，有人给那桐送的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过一年春。”
简洁明了，而那桐的回复更是直接——“隐居海滨，消受清福，别有意味。”
为人臣、为百姓官，身居高位，那桐并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心胸；
当大清覆灭，改朝换代，那桐也没有一个昔日高官所谓的反省、感慨，“处江湖之远”。只是方便那桐子更好地听戏罢了。
当戏曲响起时，那桐能为台上精妙绝伦的唱腔拍掌叫绝，可充耳不闻的已是清王朝的覆灭，百姓的流离失散，在他眼里自己只是“享清福”、“隐居”罢了。
他所想的只有自己在北京的豪宅。
如果那桐只是奢靡消费，也许在五千年的历史里还能找到很多人与他相似，那桐的才华还能成为他最后的“遮羞布”。
可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西逃，中国历史上无限耻辱的日子，作为军机大臣的那桐留京任职办事大臣，随亲王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
《辛丑条约》中日本人要求签不平等条约，答应给每位签名的人20万两黄金，好多人都签了，只有那桐和奕劻不签。
难道这是那桐最后的尊严吗?那桐遵守的最后的底线？
其实这只是深谙戏曲之道的两位票友唱的一出“双出”罢了。
那桐、奕劻二人只是在讨价还价，最后他们两人要了40万两黄金才签。
难怪启功先生感叹道：“有这样的贪官，清王朝怎么能不完！”
而对比同样的书法大师启功，启功同样出身满族，甚至是爱新觉罗的后裔，有皇室血脉。
同样的出身大家族，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启功一生致力于对书法的研究，启功是雍正的第九代孙，启功先生却终生拒绝使用皇族姓氏。
现在不少人都喜欢以“爱新觉罗”自居，也常有明星名人的通稿标杆自己是“镶黄旗”、“瓜尔佳氏”，而启功却能做到终生不用，作为一个书法大家，每次落款，仅是“启功”二字罢了。
身为满人，甚至是雍正孙辈的启功，来到曾经辉煌的皇家园林，看着断壁残垣，看着文化瑰宝付诸一炬。
透过这副门槛，启功看到的是无数个像那桐这样的高官。
他们有的确有才华，中举做官，实至名归。
而他们读的“圣贤书”，四书五经里讲的要爱国爱民的道理，临摹先贤帖文上那些传世的文字，在为官后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王朝的末路，对于那桐这样的人却是机遇，这个靠出身享尽优待的人一身都只在为自己的享乐而在做官，面对令民族耻辱的条约时也只记得再利用自己高官的身份捞一笔油水。
那桐的四十万两黄金，出在整个民族身上，化作炮响紫禁城的炮弹，再加倍的向清王朝索取，索取白银黄金，索取边境的每一寸土地、权益。
多的是那桐这样的人，正证明了清王朝官僚体系的失败、高官的腐败，军机大臣只知向洋鬼子多索要一分，充耳不闻窗外，如此的清王朝如何衰败，如此的大清如何不亡？
所以启功大师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为人师范，高位者更应该牢记本心，提高对自身的要求，这样一个民族才能延续，这样一个国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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