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关观点（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代中国有没有国学大师的回答

对于中国当代有没有国学大师这个问题，先得阐明“国学”，阐述什么是“国学”，阐述“国学”的由来。在中国的历史典籍里本无“国学”之说。千百年来华厦文明、中华文化、中国哲学是一以贯通，滋养着华厦族裔，引领着中华子民。炎黄子孙是在一个文化体系内繁衍生息，创造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的船坚炮利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厚重的中国文化裂开，渗透进西方文化。随着中国这头东方雄狮被征服，泱泱大国逐渐衰微。紧随之后的不仅仅是西方列强的割地赔款和经济掠夺，还有文化学说的入侵。

这里我们要理清中国近代化和思想文化的演进过程及节点。

西学东渐

西方思想文化的渗入中国，学术界称之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末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来华的西洋人、出洋的中国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地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以及应用科技大量传入中国；并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是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民族人格的血脉传承。由于西方学木思想的进入，在中国东西方文化学术的博弈便随之拉开。以一部分洋务派为主的西学派主张全面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改良中国之现状；认为只有革除传统的汉学，推陈出新社会才能进步。而固守传统汉学思想的保守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弃，以弘扬汉学为己任。至此，中学(汉学)与西学两个概念开始出现，两个阵营开始对垒。此后随着西学的浪潮高涌，振兴国学的口号便被推出，学术界也走出一支研究国学，推崇国学的学派和学者。

师夷长技

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大清帝国签下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国家全面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何去何从，国家与民族怎样复兴，一些有血性的中国仁人志士无不思考国家图强。1842年《海国图志》问世，启蒙主义思想家魏源在该著作中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指导下，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在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指导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洋务教育，办新式学堂，开启民智，为社会发展培养新型人才。

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图强国家，振兴民族，在洋务运动中古老的中国正式进入近代化进程。

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和守旧派展开了争论，在国学与西学的论战中，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并调和了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即守旧派与革新派的矛盾。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产生。一方面，兴办新式学堂，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模式。另一方面坚持了中学着重人的品行修养教育，以中学治身心，具有德育的功能。

“中体西用”思想，在学术界推出了维护传统儒家思想，致力于开展传统文化研究，即国学(汉学)研究的学派与学者。这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国学”的薪火相传设置了一方基石。

了解了“国学”的前世今生，我们就好论“国学大师”了。“国学”是对中国学术的简称，“大师”是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国学大师”则是指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上属于出类拔萃者。

谈到现当代的国学大师就不能不提清华国学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短短4年中，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国学”四大导师，在中国教育史与国学史上享有盛名。

民族的复兴在于文化(文明)的复兴，近代几百年以来，一批批的仁人志士为图强国家而思考，为昌盛国学而奋力。在今天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多元，人类命运共体，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视。我们在吸纳世界文化与学术的同时，必须坚持与运用优秀的民族文化与思想。就此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今天仍不失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