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作文(先天下之忧而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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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作文(先天下之忧而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作文

忧国忧民范仲淹

作者:晨有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名句,古今传诵,妇孺皆知。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不仅想到、说出,且能甘冒风险,以身践言,终于撼动人心,扬名天下。今天怀念这位忧国忧民,品格高尚的一代名臣,显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八月,出生于苏州吴县(今属江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仅26岁的范仲淹一试中榜,成为进士,自此开始了近40年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在广德司理参军任上,凭着对老百姓的一腔真情,决心革弊兴利。他试图平反冤狱,抑恶扬善,却遭到握有实权的县令极力反对。老谋深算、明哲保身的县令,比他更知司法腐败的内幕,训斥道:“夜无光,岂烛光可明之矣?”范仲淹对曰:“烛之光,耀方丈可也。”县令见他冥顽不化,便要求上司将他调离。初出茅庐的范仲淹,本想为民伸张正义,竟遭当头一棒,落了个“不称职”的恶名,被贬至泰州海陵,做盐仓监官。

海陵海堤长年失修,海水倒灌,对盐场威胁极大。到此任职,被上司视为风险差事,范仲淹也就被派到这里。但在别人眼里,盐仓监官又是一大肥差。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之职,可趁机作弊,中饱私囊。范仲淹不但不为金钱所动,还干得十分认真,深得上司好评。他一上任,就巡勘海堤,查实破损,上书江淮漕运张纶,力主尽快重修海堤。此事既利于朝廷累增赋税,又利于盐民生计,只是多年无人提及,去惹此麻烦事。难得范仲淹主动请缨,朝廷当即准奏,命范仲淹为兴化县令,负责修复海堤。范仲淹风餐露宿,与数万民夫吃住在工地。凶猛的海潮曾吞噬过修堤民工,亦险将他卷入海中。经两年努力,数百里海堤终于挺立长滩,盐场安然,产量增加,一方好景。为铭记范仲淹的功绩,当地百姓称为“范公堤”。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坚定的人生信念,促使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官涯之路。范仲淹的才干引起朝廷注意。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他被调至京师,做了大理寺丞。范仲淹自此卷入了政治漩涡,却也成就了其一世英名。

不久,范仲淹被同是著名词家的宰相晏殊推荐,主持应天府教务。因母亲去世,回籍服丧两年。仁宗天圣六年(1028),晏殊再度荐他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此为皇帝近待,飞黄腾达之径。范仲淹若能投上所好,稍事颜色,何愁升官发财。由于有机会经常见到皇帝,耳闻目睹宫中秘闻,他很快知道已20岁的仁宗毫无实权,刘太后操持朝政。刘氏周围俱是一班势利小人,重臣吕夷简为其中之最。恰逢冬至之日,太后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斗胆上书,要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生日,是皇帝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毁了朝纲,乱了体统。刘太后勃然大怒,当即将范仲淹贬出京城,至河中府担任通判。范仲淹首次上书,即遭贬谪。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升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又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振振有词,平民都可以休妻,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看出吕之用心,于是愤然上书劝阻,还引经据典,摆出一大堆理由,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本来对范仲淹还有好感,想重用他,见他如此固执,敢与自己过不去,恼羞成怒,一声令下,范仲淹又被贬到陆州。范仲淹对此很是不平,赋诗刺曰:“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范仲淹牢骚虽然不少,仍不忘为民办事。他在陆州知州任上积极抗旱救灾,移知水乡苏州后,又组织乡民开渠引水,变水害为水利,好评如潮。仁宗闻之颇觉内疚,便下召将他调回京城,命为天章阁待制,并升为开封府尹。时吕夷简继续当政,买官卖官风行,冗官太多,积弊重重。耿直的范仲淹经一番调查,绘制“百官图”一份直呈仁宗。仁宗看后不乐,吕夷简见有隙可乘,就广搜范仲淹言论,企图诬其“大不敬”罪名。缺少根基的范仲淹险些遭害,还是仁宗念其昔日之功,手下留情,只将他贬任更为偏远的饶州知府(今江西波阳)。第三次遭贬,范仲淹算是看开了,于是赋诗自嘲:“三出青城鬓为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蓑翁也自知。”其时范仲淹已是五十开外了。

不料,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部落的战争,使范仲淹再露头角,又被仁宗起用。范仲淹本无统军经历,为国家计,他弃文从武,居然很有成就。只因他一心报国,清廉公正,威名远播。在双方对峙中,他治军有方,严阵以待;且处事得体,晓以大义,折服了西夏部落首领,达成和议,于是边境息事宁人。范仲淹因功升任枢密副使,旋又为参知政事,成为朝中重臣。

范仲淹只想在有生之年多干实事。他自幼多病,精力渐衰,忧国忧民之心尤切。大权既握,当即实行革新。他向仁宗建议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多为皇帝所采纳。自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起,他会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批朝官,在短短数月之内,连续颁发各种改革措施,震动朝野;并派王鼎、杨纥、王绰等干练官员为按察使,明察暗访各级地方官员。范仲淹左手握着考察报告,右手握笔,案前摆着官员名册,凡是劣迹昭彰者,当即勾去其名。于是有人戏言:“范公笔底一勾,则一户罹难耳。”范仲淹正色道:“宁负一门一户,不负千门万户耳。”为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整肃吏治,风气为之一新。

正如历来改革那样,庆历新政亦遇到反对派的拼命反扑。为保住既得利益,那些旧派豪强暗中罗织罪名,甚至不惜模仿笔迹、伪造文书,捏造出一起谋逆大案来。矛头先对准参与改革的同僚,继而对准范仲淹。宋仁宗支持改革本为权宜之计,见西部无事,更改了主意,继续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于是听信谗言,疏远范仲淹。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一心社稷民生、正直的范仲淹,显然对改革的阻力估计不足,终于败下阵来。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以“朋党”罢参政,第四次遭贬,谪官陕西彬县。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均被牵涉,分别出知郓、扬、滁州。连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也被贬到山东兖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仅仅一年多就失败了。令人扼腕的是,20多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也同样遭受夭折厄运。北宋王朝先后痛失富国强兵的良机,走上了下坡之路。此后,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知府职上被遣来遣去,再无返京机会。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在赴颍州知府途中,贫病交加,溘然长逝,时年六十三岁。

所幸的是,有宋一代,都能遵循不杀言官的祖训。仁宗贪图安逸,缺乏雄心,不是英明的皇帝;尽管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但还不至于太绝情,太极端。所以范仲淹数次因言事而获罪,还能保留生命,遗下不少诗文。试想如果遇上朱元璋搞文字狱大开杀戒,前清几代皇帝诛杀知识分子的野蛮残忍,范仲淹岂能逃过命劫!

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与他青少年生活艰辛、目睹民间疾苦,显然有直接的关系。史料记载,其父范墉曾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军事长官秘书),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谢氏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朱氏,并将范仲淹改名朱说。他在母亲教诲下,自幼好学苦读,曾在淄州长白山的僧房借宿,专心攻读。为节省饮食,母亲每晚为他煮两合粟米粥,待凝冻,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腌菜进食。之后他又徒步游学,来到应天府书院深造。同窗中纨绔子弟的奢侈生活丝毫未能影响他的意志,每日只在经书中寻乐,充实自己的学识,不改抱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照孟子的最高人生准则,范仲淹显然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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