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代丝绸之路（山西历史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庆捷，于2015年11月初在上海博物馆以“丝绸之路与古代山西”为题做了讲座，他在讲座现场提到：“山西和丝绸之路的关系由来已久，先秦就有明确的物证。然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莫过于北朝。北朝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全国乃至隋唐都有极大影响。

　　有人也许会问，山西地处华北，远离西陲，与丝绸之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乍一听有道理，但其实山西在古代特别是北朝时期与丝绸之路关系很紧密。

　　

大同御东新区文瀛北路北魏壁画墓

　　丝路东端不断转移，北魏迁都洛阳前在平城

　　山西和丝绸之路的关系由来已久，先秦就有明确的物证。2002年在上海举办了晋侯墓展中，就有西来的红色菱形玛瑙。民国，山西灵石县曾出土16枚罗马(两汉时期)古钱币、广灵汉墓出土陶胡人俑、朔州汉墓出土铜质胡人俑，均可证汉代山西与西域的联系。

　　然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莫过于北朝。北朝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全国乃至隋唐都有极大影响。

　　在北朝时期，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都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为密切，超过了长安和洛阳。

　　公元398年，鲜卑拓跋氏迁都平城，翻开了平城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太武帝攻灭北凉，再次开通东西方交往之路，平城派出使节远赴西域，西域人也成批东赴平城。平城成为该时期唯一的丝绸之路东端。在古代史家心目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北魏早期丝绸之路的东端。

　　山西古代丝路遗存的分类

　　山西古代丝绸之路遗存的种类分为三种：一是西方的生产器物，比如金银铜器、石刻绘画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宝;二是引进的工艺技术;三是佛教和丝路艺术。

　　从具体的分类来看又可具体分为以下几类：金银钱币、日用器物、珠宝玻璃、人物衣着、商人贸易、葬具碑刻、工艺制造、佛教信仰和舞蹈音乐。

　　金银钱币：在山西的一段汉长城土洞中发现了一个布袋，布袋中藏有49枚波斯银币，当属北魏孝文帝太和期间。可能是当时为了暂时存放，结果再也没有取回。后来这些银币由文管所收回。

　　日用器物：这类文物在平城遗址、大同、太原都有发现。比如发现的高脚杯这种器形，其实并不适合中国的黄酒，而是为了葡萄酒所制的，其上往往会有葡萄纹饰或是庆祝葡萄丰收时的舞蹈纹饰。另外银碗、银盘等金银质器具均为西方所喜爱，它们的工艺图案风格与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大相径庭，但同罗马风格非常接近。

　　玻璃珠宝：我们所发现的玻璃器上，联珠纹是西方好用的，莲花纹和忍冬纹则是由佛教传过来的。另外在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下颌托残件，在吉尔吉斯国家博物馆中藏有一件工艺上非常接近的同形制金饰，这种工艺方法在青铜器上都很少见到。而在太原出土的北齐徐显秀墓中的戒指经考证就是通过胡商送来的，其图案完全没有中国风格，而更近于希腊罗马的众神之王宙斯。

　　人物衣着：主要见于胡俑与墓葬壁画中。我们曾发现一张北魏墓葬的武士图，从画有三目来看，应该是一位神，从面目衣装表现来看与新疆克孜尔等石窟的菩萨很相似，从绘画技法来看，也应该是一脉相承。使人强烈感到，该墓壁画的画师很娴熟于西域绘画。

　　胡商贸易：所谓“商胡”之类的称呼，开始主要是指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商，时间久了，逐渐推广到泛指所有外国商人。《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里提到的“商胡贩客”，就是指外商。东汉以降，尤其是北朝，外商东来人数骤增，他们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及其带来的文化，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构成当时社会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入华胡商出土的物证有三类：一类是直接物证，如平城地区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牵驼俑，或者是其他地区出土的胡商绘画、雕刻等，象征着丝路商队或商人;一类是间接物证，如通过丝绸之路贩运而来的西域器物，表现的是丝路贸易的内容，前两类在山西的很多墓葬中都有。而第三类是胡商文书或书信，记载了胡商的境况、入华手续以及货物价格等。第三类在山西没有发现，而在新疆已经出土了很多。在有的墓中，几类物证一起出现;而在多数墓和遗址中，往往只有一类物证。胡人手牵双峰陶骆驼的随葬品或单个的陶骆驼，在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雁北师院2号墓，甚至其他墓葬都出现过。该时期表现丝路来的胡人商队，以人和骆驼组合为特征，不需要在骆驼背上添加货架或者囊袋。这是北魏早期胡商的表现形式，也是早期的特征。那种在骆驼背上添加驮架或囊袋的表现手法，主要出现在东西魏以后，是胡商象征物演化的又一形式。

　　归纳胡商俑或胡商图，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胡商俑、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以及胡商图，随着时间发展，有自身演变兴衰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牵驼俑和陶骆驼的组合大规模兴起于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陶骆驼，在迁都洛阳后，诸多北魏墓又出土载筐骆驼和载货卧驼。北齐墓中，又出现了骑驼俑。进入隋唐，胡商俑与载货驼的数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载货驼上骑一只猴，驮袋的形制与种类也成了多种多样，反映了隋唐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晚唐以降，随着社会的变化，胡商俑及载货驼在随葬品中越来越少。

　　2.骆驼、马、驴驮载的货物种类主要有丝卷、锦帛、毛皮等，是胡商俑组合与胡商图中最常见的货物，由大多数骆驼载有丝绸看，将东西方商贸之路定名为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骆驼、马、驴的驮载物除丝绸等外，还往往有水壶、毡帐、大雁、肉条、野兔等，此类物品不是商品，而是胡商的旅途生活品。有一种骆驼所载的用木条制成的驮架，在夜晚住宿时，还可能被用来搭撑毡帐。大同北魏墓即与胡俑陶驼共出过陶制毡帐模型。

　　3.胡商俑陶驼的造型也有个从呆滞到生动、由写实到艺术化的过程。不论是牵驼俑，还是陶骆驼和陶马，早期主要表现的是写实性与象征性，北魏前期的胡俑与陶驼基本上就是如此。从北魏晚期和东魏开始，迈开了由写实到艺术化的步伐。骆驼中出现了卧驼，北齐时，又出现了骑驼俑，发展到隋唐，导致出现了活灵活现、多彩多姿骑驼俑与三彩骆驼。

　　葬具碑刻：这一类型文物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胡商贩马图，在山西北齐壁画反复出现，直到唐代墓葬还有胡商贩马图。唐代上至皇帝，下到各级官僚，都喜爱骏马，不远万里来献马的胡人络绎不绝。通过胡商贩马，我们可知，一、西域良马是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在战争时期，甚至是中国最需求的主要商品。西域良马进入中原的渠道很多，除贡品外，主要是贸易，贸易方式之一，就是以物易物，以良马换取丝绸。二、西域诸国出产良马，许多人牧马为业，自然善于养马驯马，前文诸图所见胡商贩马图就是证明。敦煌290窟中心塔柱西面龛下方有幅北周《胡人驯马图》，驯马人身着胡服，短发，手举马鞭，正在驯服一匹红色烈马，这个驯马的胡人就是粟特人。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底座右壁中，也有粟特人驯马图像。凭借驯马特长，许多粟特人成为中国马场的官员，为中国繁育了品种优良的军马。三、北朝粟特人贩马图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下丝路贸易的重要方面，提醒了对丝路马匹贸易的重视，尤其是，这种形式延绵不绝，直至宋元明清，都有该题材的图画陆续问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长期的马匹需求和丝路贸易的轨迹。

　　舞蹈音乐：在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数百件。云冈石窟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这些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舞蹈如“胡腾舞”。

　　信仰习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窟或摩崖造像，山西有300余处。云冈石窟诸窟是最好最早的物证。另一方面，佛教的传入为建筑格局带来了新的气象。当时唯一能和皇家相比的建筑就是佛教建筑，佛塔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而且壮丽辉煌，令人敬仰。

　　工艺制造：《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2002年冬季，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一个玻璃壶，形制与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另外，《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葡萄栽培技术，当源于北魏。

　　综上所述，北魏时期，山西与丝绸之路的交往最为密切，平城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东端应该是确有根据的。而且该时期来自丝路文物种类数量最为丰富，超过长安和洛阳。所以说，古代山西既是民族融合之地，也是文明互动的前沿，这种融合与互动的结晶是，孕育了多民族的大一统观念。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佳佳林作文，原文刊于《东方早报》2015年11月11日第11版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本文由陈诗悦、实习生盛逸心根据张庆捷11月1日在上海博物馆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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