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老说有小宝宝(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

老婆老说有小宝宝(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1)

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而他这样的人,比我们想象中难对付得多。

老婆老说有小宝宝(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2)

张大千能坚持“可爱”的一点原因是,他明白韦小宝式的把戏,艺术上没有自家面目,到了历史上人们可不认账。

晚年张大千搞起了大泼墨,五彩淋漓,确实有特点。但正如他的绘画总给人一种妖冶之感,富贵中似带些轻薄,大千画的莲花十分精彩、墨气弥漫,却很像都市中五光十色的生活隐含着的一头雾水。这不由让人想起台湾李宗盛的一句歌词:“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

20世纪,乡土中国开始急剧城市化。它既带给了中国人多彩多姿的另一种文明生活,也让离开土地离开千年传统的人们变得轻漂和悬浮。我们可以相信社会进步论的观点,从乡村到城市,是文明的高级演化;也可以相信生态浪漫主义的说法,乡村到城市,是文明的腐化和堕落。但不管从乡村进化到城市,还是从城市返回乡村,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一定是很迷惘很惶惑的。这在和平的年代,也许至少需要三四代的人的适应与积累,才能将转型期的阵痛混乱慢慢淡化。

可惜20世纪的世界不太平,中国也随之不太平,内部乱,外面也趁机捣蛋。结果大震不断,小震频发。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加上萌芽,顶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怎么经得起折腾?最后也只能留下个轻薄的底子。

老婆老说有小宝宝(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3)

真的,我们的都市人格和心态也只能停留在“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的水平。记住,仅仅是开始——而且,我们仍带着对莲花的记忆。

不尴不尬的牡丹。

前文中说过,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男人们就露出甜美的微笑。这当然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男性集体无意识的表露。不过,想做当代韦小宝的男人得小心点,一旦莲花变成了不尴不尬的牡丹,不要说七个老婆,一个老婆你也要好生尊重才行。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仅仅考察了小宝如何对待女人,但很少牵涉到女人是如何对待小宝的;或者说,小宝所处的阴性环境是如何的。

金庸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塑造经常让人拍案叫绝。有人归类出四大名旦——黄蓉、小龙女、赵敏和王语嫣;还有所谓的七大美人——问九(长平公主)、李莫愁、公孙绿萼、苗若兰、木婉清、方怡和陈圆圆。这些都是美人,还有许多以个性见长的女性,如程灵素、阿朱、阿紫、任盈盈、岳灵珊等。若她们一起做客大观园,贾宝玉至少得犯一个月呆病,黛玉的肺结核可能恶化得更快。

有些读者仍嫌美中不足,觉得金庸小说中的女子都是爱情至上,而男人都以事业(权力)为重,很少有男子对一个女子有刻骨铭心的思念与追求(其实有例外,如段誉和杨过)。

这个现象不好解释。金庸矢志呈现出中国人的性格情感和心理,而20世纪的中国实质上是现代化(主要是西方)观念至上的时代,用形形色色的现代观念或概念去批判传统(也即所谓的启蒙),确实可以说出许多道道来,爱情问题只是一个方面。

“爱情”这个词和其中所包含的罗曼蒂克本身也是个舶来品。如果追溯至骑士在贵夫人窗前唱小曲的法国普罗旺斯传统,那么中国只有诗经时代有些相像。骨子里,爱情是一个大梦,是“梦中情人”形象在现实世界上的投影。追求爱情痴迷权力在佛家都是执,都是空,还是断了好。

金庸小说中的女子高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男子迷恋于武学和权力,虽然在情理方面也许有高下之别,但都属男男女女的“痴”。他们亦真亦幻,让人感动让人流泪让人扼腕叹息,可都是人生必须经过、值得留恋却又不得不伤逝、超越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与女儿性的推崇爱情相比,传统中国重视的是男女之间亲情,包括妻性、母性,也涵盖了女儿性。正如中国有神,西方有上帝,看似相似,实质迥异。

广义上的爱情中西皆然,都是男女激情碰撞缠绵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方式。但一般来说,西方式的爱情与上帝都是物自体,自成一统,特别玄乎;而中国的爱情也有梦幻的成分,可它的指向和归宿还是婚姻家庭,比较具有社会性和日常生活特征。

老婆老说有小宝宝(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4)

唯其如此,一个较注重过程和体验,一个较注重结果和理性(这词儿听起来就和爱情矛盾,但确实是中国传统伦理的规定)。唐吉诃德把胖婆娘如此这般情人眼里出西施,老实说,这在传统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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