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的诗句西施 毒舌诗人罗隐写诗为西施平反

常言道：红颜祸水。古往今来，凡亡国之君的背后，必有一位被唾骂千年的女子。这究竟是红颜祸水，还是君王自己荒淫无道？

我们从远古时候说起，夏桀亡国是因为妺喜；商纣亡国是因为妲己；周幽王亡国是因为褒姒；西汉衰落是因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唐朝的“安史之乱”是因为杨贵妃；明朝的明神宗朱翊钧二十多年不上朝，是因为郑贵妃；清朝的顺治皇帝出家，是因为董鄂妃，而清朝之所以灭亡，全是因为慈禧太后……除了上面这些例子之外，在后世诗文中出现最多的，当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了。

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人，当越王勾践败于吴国，被迫到吴国给吴王夫差做马夫时，范蠡施计，将西施献给吴王，成为其最宠爱的妃子，乱吴宫，以霸越。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吴国，吴国人都说是怪罪于西施，说她红颜祸水。于是，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吴国灭亡的根由归于女色，为无能的统治者开脱。但是唐代有一位叫罗隐的诗人，脑袋清醒得很，他写了一首小诗，反对那种“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实属难得。

《西施》

〔唐代〕罗隐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罗隐，本名字昭谏，新登人。少有文才，因议论时政，讽刺公卿，故屡试不中，乃改名隐。他同情人民疾苦，故其诗作揭露社会矛盾深刻，批判黑暗现实犀利明快，其七律诗音调悠扬，真切动人。他自编文集，名《谗书》。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险》中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后来他就是靠着这犀利的文笔，靠着对社会辛辣而又尖锐的批评，在江浙一带名气越来越来，成了唐朝第一杠精。这回他又杠上了，为西施辩护，反对世人认定“红颜祸水”的论调。

罗隐在这首诗直接指出国家的灭亡自有其定律，与某个小女子无关，不得不说他的想法当真是非常新潮的，和我们现如今的观念不谋而合。关于这首诗具体创作于何时我们并不知晓，但是诗人敢于与其他人唱反调的这种勇气，就值得我们赞赏。

诗的前两句是立论：“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落笔，诗人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明国家的兴亡自有时势发展的必然规律。这里的“时”，可以理解为导致国家兴衰存亡的各种复杂因素。何苦要把西施当作亡吴的罪人来怨恨呢?“何苦”与“自有”反衬，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叹夫差亡吴者，把西施看作“祸水”，说她“脸横一寸波，浸破吴亡国”。

西施的美艳果真有这起死回生、亡国兴邦的魅力?“何苦”二字，透露出诗人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的意味。其实，春秋末期，越国的复兴和吴国的败亡，仅就统治者个人而言，主要是因为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夫差忘乎所以，骄堕自毁。吴王听信谗言，逼死贤良，是昏君自己误了国家大事，何必要归罪于一个弱小女子呢?

接着“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两句，诗人又继续为西施辩护说，如果西施知道怎样颠覆吴国，那么后来让越国灭亡的又是谁呢？诗人在这里大胆且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同时，也激发出人们对于无辜者西施的同情与怜悯！

不难看出，罗隐这一首是论史之诗，借史发论。作者为西施鸣不平，驳斥“女色祸国”的陈词滥调，表现出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

这首小诗虽只四句，但容量颇大，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阐明如上所述的原则问题，且富有说服力，显示出作者的笔力矫健。

以议论入诗，容易流于枯燥。诗人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使它尽可能具有形象性。如第二句，设为吴人责怪西施，这就有了感性形象。后两句，用假设诘问句，如面向读者在问，诗人的声色表情犹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