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吴湖帆藏董美人题词的背后隐情)
刘聪
《董美人墓志》,上海图书馆藏碑帖珍本丛刊,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
四欧堂旧藏淡墨本《董美人》后,附有吴湖帆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并五十二首和作。五十二家依次为:朱孝臧、王同愈、蒋兆兰、金蓉镜、叶恭绰、冒广生、冯幵、吴梅、张茂炯、陈曾寿、程颂万、褚德彝、周庆云、吴曾源、夏敬观、江家玉、金兆藩、王季烈、黄炎培、马叙伦、金天羽、黄宾虹、陈承修、朱振曾、朱葆龄、袁樊、王謇、费砚、杜应震、江迟、狄葆贤、邓邦述、杨圻、黄孝纾、冯超然、程文龙、王蕴章、任堇、袁克文、陈方恪、方还、蔡晋镛、谢玉岑、赵尊岳、袁思亮、向迪琮、王薳、汪东、陈定山、潘承谋、龙榆生、吕贞白。如果再加上吴湖帆题于册前的《哨遍》,跋于册后的《金缕曲》《洞仙歌》,那一部碑帖拓本中,所附词人题咏竟有一百零七首之多,论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堪称碑帖鉴赏与填词唱和的一次完美结合。
如果对征集题词的过程再作一番梳理,我们又会发现,吴湖帆征词的时间,从1927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中期;而计划收词的数量,也从五十首最终扩展为六十首(实际入册为五十二首)。此外,从浓墨本到淡墨本,吴湖帆又对《董美人》多次改装。而每一次改装,册后的题咏之作,从人选到数量上也都会相应地调整和改动。在这些调整和改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吴湖帆哪些隐微的心曲?这本耗费了吴氏大半生心血的《董美人》,最终又将告诉我们哪些故事?
吴湖帆藏淡墨本《董美人》
吴湖帆题《哨遍》
(一)
1927年夏,吴湖帆入藏《董美人》后,即开始为之征集题咏。今天淡墨本后所附第一家题词,即当时词坛祭酒朱孝臧。朱氏题词虽无落款时间,但因题词笺纸上有刘未林“丁卯七月”的观款,那说明丁卯(1927)七月前,朱氏的题词就已经被裱入《董美人》后,这或许也是吴湖帆对浓墨本的第一次装裱。不久后,吴湖帆对《董美人》可能又改装过一次,他将冯超然扉画、王同愈题词,以及自己所书的《哨遍》《金缕曲》等(四者落款皆在丁卯秋日或中秋),一起装入浓墨本前后。不难想见,当时吴氏初获《董美人》未久,兴致正高,故不厌其烦地增补内容,并重付装池。不过,对所征题词的具体数量,却未必已有明确的计划。
大约到1927年底或1928年初,吴湖帆给赵尊岳写去一信(见《赵凤昌藏札》),这让我们对征词的过程和细节又多了一些了解:
叔雍老兄大鉴:前承兄代弟征求题董氏志词,仲可先生已否制就?陈匪石诸君及北京诸君处乞一一代征。每词弟以画扇一页相答。足下者大约本月初奉上。好在不比不相识者,可不急也。附上素笺五六纸,乞转致为盼。余容面谢。专请侍安。弟湖顿首。
据此可知:一、这时吴湖帆已开始向朋友圈外的词家征词;二、吴氏备有专门的“素笺”,这自然是为将来统一装裱做准备;三、不少词作是通过“每词弟以画扇一页相答”的方式交换来的。面对吴氏藏品中的累累题跋,我们常常惊叹其朋友圈的强大。但从此信来看,在征求题词的过程中,吴氏也很善于以某种利益交换为手段。
既然,吴湖帆开始用画扇来交换朋友圈外的词人题咏,那说明这时他已经有了大规模征词的计划。这里恰好又有一个例证:1928年季秋,藏泉家程文龙在观赏《董美人》后,曾于浓墨本上题下观款。两个月后,程氏又应吴湖帆之请填写了一首《玉楼春》(后被裱入淡墨本中)。词云:“美人已去留尤物。此志喜从关陕出。隋轩箧衍化云烟,初拓犹存真石佚。 丑奴同赏延陵室。墓点黛横区末笔。主人精鉴好真龙,唱和百词征故实。”末句“唱和百词征故实”,正说明最晚到1928年秋冬之际,吴湖帆已定下征词五十首再唱和五十首的计划。
程文龙题《玉楼春》
按前文统计,淡墨本后有题款时间的二十六人中,题于1928年者有十六人之多。或许,这一年也正是吴湖帆征集题词最多的一年。再经过1929年,到1930年春,“唱和百词征故实”的计划终于实现。今天淡墨本诸家题咏后,有吴湖帆所书《洞仙歌·跋自藏董志第一精拓本》,词后跋云:
余于丁卯五月得此原石真本,制《哨遍》词于前,集宋人句成《金缕曲》题其后,并乞诸家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倚《洞仙歌》殿尾。李陈两女史之《点绛唇》《踏莎美人》属内子静淑书和之。庚午三月。
吴湖帆跋《洞仙歌》
看来,庚午(1930)三月,《董美人》已是“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的状态。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问:跋中所云潘静淑“书和”的《点绛唇》和《踏莎美人》,并不见于今天淡墨本后的五十二家中,原因何在?而“李陈两女史”又系何人?
要解此疑,不得不先介绍一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袭美集》。《袭美集》为吴湖帆手抄《董美人》题词与和词之合集,共六十一家,可分正稿与续稿两部分。正稿为吴氏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并五十二首和作(内含女史题词二家,潘静淑和作二首),最后仍以1930年所跋《洞仙歌》殿尾。续稿则为题词九家,和作九首。从书写上看,正稿比较工整,续稿则很随意,二者明显非同一时期所书。此书卷端,还有王同愈1931年十月题签,推测当为正稿编定的时间。
试作比对,不难发现,《袭美集》正稿中的五十二家,与淡墨本后的五十二家并不尽同。淡墨本其实是在《袭美集》正稿中删去五家,再从续稿中增补五家,所以最终仍为五十二家。删掉的五家是:张钟来、潘博山、潘景郑、李钟瑶、陈乃文。增补的五家为:杨圻、王薳、龙榆生、向迪琮、吕贞白。毫无疑问,《袭美集》正稿中的李钟瑶、陈乃文,就是《洞仙歌》跋中所说的“李陈两女史”。只不过,这两首女史词后来与张钟来、潘氏昆仲的三首词一起被移出了淡墨本。
再读此集,又能发现,虽然《袭美集》正稿是包括“李陈两女史”在内的五十二人,但它与1930年《洞仙歌》跋中所说“题词者五十人”加“李陈两女史”也不相同。比如《袭美集》里有汪东的《金人捧玉盘》,淡墨本落款在“辛未七月”,当然是1931年所作。还有《袭美集》中王季烈的《珍珠帘》,据吴湖帆日记,也是在1931年4月所写。因此,1931年才填词的汪东和王季烈,是绝不会出现在1930年所说的“题词者五十人”里的。
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妨作一推测:1930年初,吴湖帆第一次选定了五十家题咏(另附女史二家),并自题《洞仙歌》殿尾。但到第二年,吴湖帆对这个五十家的人选又作出一些调整。他从五年以来所征集的全部题词中(已包括汪东、王季烈在内),重新选出了五十首(仍另附李陈二女史)。而对这次重选的题词加上自己的和作,同时又抄录整理为一本《袭美集》(正稿)。《袭美集》(正稿)或许抄讫于1931年十月,即王同愈题签之时。
这里还有个背景需要介绍:吴湖帆为《董美人》征集的题词,其实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为多,而最终没能入选《袭美集》者亦为数不少。比如,林铁尊《半樱词》中有《梦芙蓉 题吴湖帆家藏隋董美人墓志原拓本》一首,作于1928年。《丑簃日记》1937年载:“沈信丈来,题《董美人志》《浣溪沙》一阕。”洪荆山有《念奴娇·为吴湖帆题董美人志拓本》一首,刊于《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1934年第一百三十四期……这些题词皆不见于《袭美集》。此外,上海图书馆所藏浓墨本《董美人》中,所夹顾炜昌、董寿慈、屈弹民三家词稿散页,同样未收入《袭美集》。它们很可能是吴湖帆将浓墨本赠与潘景郑时,一起被淘汰掉的。
在1930年代初,吴湖帆还完成了将题词从浓墨本向淡墨本转移的过程。而1931年对人选的调整,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并完成的。最晚到1932年夏,即淡墨本《董美人》与其他五种隋志共装一箧的时候,册后所附五十二家题咏,应该就已经是《袭美集》正稿中的五十二家了。再到1937年至1938年间,淡墨本中又补入张大千与郑元素的两幅扉画。至此,吴湖帆对《董美人》的改装也告一段落。
张大千之扉画
郑元素之扉画
(二)
1961年春,中风初愈的吴湖帆,在淡墨本《董美人》末页又写下了几行颤颤巍巍的题跋:
余得此志后乞题词五十家,继并女史四家,展为六十家。初和作四十六首,后陆续足成十首,旋得中风病,不能作细楷,索螺川补书十首。续和之女史词二首,由螺川任之。螺川爱此志,物归所好,缘偿斯愿。辛丑之春吴倩病起识。
吴湖帆1961年春跋语
按《袭美集》正续稿共六十一家,与题跋中所说“展为六十家”基本吻合。而六十一家中,仅正稿李钟瑶、陈乃文,续稿顾飞、冼玉清为女词人,这又与“女史四家”相符。可以看出,《袭美集》从正稿到续稿,也正是吴湖帆征词从五十家扩展为六十家的结果。那么,扩展为六十家的计划是何时定下的?检1954年版《佞宋词痕》,所收《哨遍·隋董美人墓志效稼轩括体》后云:“另有和题词五十家韵,词未录入篇中。”这说明五十家题词的规模至1954年仍未改变。至于1954年后,吴湖帆为什么又会有扩展题词至六十家的新计划?不难猜出,这自然与周鍊霞(螺川)有关。
《吴湖帆与周鍊霞》,刘聪著,中华书局2021版
拙作《吴湖帆与周鍊霞》中考证,吴、周于1953年相恋,大约1960年夏二人发生情感变故,旋即分手。而这次分手的打击,对吴湖帆来说,也是1961年初中风的原因之一。中风初愈后,吴湖帆在《董美人》末页所写题跋,其实只是他美好的愿望,而非既成的事实。是吴湖帆希望在其一生珍爱的《董美人》上,能多留下些周鍊霞的痕迹,以弥补分手后内心的遗憾。
从题跋来看,吴湖帆的愿望有三点:一、请周鍊霞“补书”和词十首。这与当年请周氏代抄《和小山词》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增加周氏在此册中的分量。二、请周鍊霞“续和”女史词二首(顾飞、冼玉清)。这说明在吴氏内心深处,已将周鍊霞当作了潘静淑之后的梅景书屋女主人。三、将《董美人》送给周鍊霞,以满足周氏“爱此志”的夙愿。而将“董美人”赠与“周美人”,可谓吴湖帆为一生珍爱《董美人》的韵事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只不过,这些都是吴氏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能否如愿呢?
今查淡墨本后五十二首和词笔迹,有九首确为周鍊霞所书:马叙伦、金天羽、陈承修、邓邦述、陈方恪、向迪琮、潘承谋、龙榆生、吕贞白。看来,对“补书”和词的请求,周鍊霞基本上同意了。但是,“续和”顾飞、冼玉清的二首,周鍊霞却没有完成。今检《袭美集》续稿,我们仍能看到顾、冼二家的原词及和作。但细审和作,绝非出周鍊霞手。首先,李钟瑶、陈乃文的和词下,皆题有“潘静淑”,而顾飞、冼玉清的和词下,却未题“周鍊霞”。其次,细读两首和词,笔拙而意浅,正是吴湖帆一贯的风格,而且还有吴氏反复修改的笔迹,自然非周鍊霞所和。
至于将《董美人》赠与周鍊霞的愿望,恐怕也没能实现。今天在淡墨本《董美人》上,我们未发现任何周鍊霞的题记或钤印(为吴湖帆补书九首除外)。要说此志曾由周鍊霞收藏,除吴氏自己1961年春的题记外,并无其他证据。何况,周鍊霞提出分手后,如何能再接受如此贵重的馈礼?这从人情上也说不通。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直到1964年底,此志仍在吴湖帆手。我们看《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作品集》中,吴湖帆致龙榆生的一封信:
榆兄大鉴:久违疏笺为歉。弟自施手术后已将一年,心腹之患已除,但贱躯气虚,不能步履出门,只得在家休养。检得《隋董美人墓志》,题词中尚少二家(六十家),一属贞白,一拟致求兄赐题一小词,无须大调也。料不致拒,即附小笺。(款赐湖帆,不书倩菴)(千万勿题年月)因以前者皆在卅年以前也。拜感之至。弟湖顿首。
此信虽未署时间,但从“弟自施手术后已将一年,心腹之患已除”来看,当是指1964春节吴氏因患胆结石而在华东医院割去一胆之事。(见《吴湖帆年谱》)再检龙榆生《忍寒诗词歌词集》,龙氏题《董美人》的《虞美人》也恰恰作于1964年底。不难推断,吴湖帆此信是1964年底所写,这时距他的胆结石手术恰好“已将一年”。既然1964年底《董美人》仍在吴湖帆处,那1961年春又如何能送与周鍊霞?看来,《董美人》题跋上虽留下了1961年赠周的记录,但分手后的周鍊霞并没有接受。
吴湖帆、龙榆生往来书札
此外,从信中还可看出,吴湖帆说“题词中尚少二家(六十家),一属贞白,一拟致求兄……”而《袭美集》六十一家中,如果不算最后一家瞿宣颖,截止到吕贞白,也恰恰是六十家整。这说明六十家的计划最终是在1960年代中期才完成的。而1961年跋语中虽云“展为六十家”,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计划。至于吴湖帆嘱咐龙榆生“款赐湖帆,不书倩菴”“千万勿题年月”,则说明吴湖帆想保持六十家题词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似乎都是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所写。而“倩菴”是潘静淑1939年去世后吴湖帆才使用的别号,未免暴露时间,当然不能出现在这里。
龙榆生、吕贞白题词及周鍊霞代书和作
在1960年代中期,吴湖帆所征龙榆生、吕贞白的题词,和词仍由周鍊霞代抄,可见吴、周二人的文字交往至此仍未中断。此后,吴湖帆对《董美人》至少又改装过一次,即改装成今天淡墨本最终的面貌。但为什么这个最终面貌,不是如1961年跋语中所说“展为六十家”,而是仍为五十二家?曾经被装入册后的张钟来、潘博山、潘景郑、李钟瑶、陈乃文五家题词,又为何要被移出淡墨本?此中缘由,殊不可解。
按说原词与和词俱在,《袭美集》中一一可见。尤其潘静淑的两首和词,最晚在1930年初就已完成,吴湖帆也曾在《洞仙歌》词跋中言及。虽说此册曾有赠与周鍊霞的打算,但吴湖帆是绝不会因周鍊霞而删掉潘静淑的。在1960年代中,此册曾来往于吴、周二人之手,周鍊霞既不接受馈赠,更不会擅自对之改装。
或许,吴氏在1964年底向龙、吕二人征词后,又向瞿宣颖等人征词,六十家的人选最终也没能敲定。又或许,在重新排定六十家的顺序时,潘静淑所和的两首女史词,因为打算等周鍊霞的两首和好后,再一起装入册页的最后(因按次序之前当为吴氏自和的五十六家)。而周鍊霞在“代抄”龙榆生、吕贞白后,却始终没有“代和”顾飞、冼玉清。因此暂时被移出淡墨本的潘氏和词也就无法再重新装回到册中。拖至1965年10月,吴湖帆再度中风,入住华东医院,此事更不堪重问矣。当然,这些皆属猜想,文献无征,不足以云考据也。
附记:
吴湖帆致赵尊岳信虽未署时间,但信中所提“仲可先生”即词人徐仲可。按夏剑丞《徐仲可墓志铭》云,徐氏殁于“戊辰二月十一日”,即1928年3月2日。而在1927年冬,赵尊岳曾北游,与旧京词人多有过从;年底回沪后,即请徐仲可午饭。(《仲可随笔》云:“丁卯腊八之午,武进赵尊岳叔雍招饮……有北味焉。”)这些情形,恰恰与吴湖帆信中托赵尊岳向北京词人及徐仲可乞词一一合榫。故可推知此信是1927年底或1928年初所写。又及,关于《袭美集》的介绍,见梁颖《词人吴湖帆》(收入《吴湖帆的手与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后承梁先生赐示《袭美集》书影多幅,帮助尤多,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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