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一千年前的今天（12月18日），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诞生。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当宋神宗在世时，变法事业就在变法与反对变法中不得消停，之后的宋哲宗宋徽宗时期，朝臣因变法与反对变法而明确地分成了两派。北宋就在这种反复之中亡了国。

继立的南宋君臣反思之后，一致认为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实际我们今天明白，南宋君臣因为不能（不敢）批评宋徽宗，于是只好把王安石拉来做替罪羊。

王安石变法到底为什么会失败？

拿商鞅变法来与王安石变法做个对比，情况就相对明晰了。

王安石高度推崇商鞅，并且自比于商鞅。在变法前夕的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写下了这首诗《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在诗中对商鞅作了高度评价，一方面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表明了他推行变法的决心。

两位改革家的老板也有很多相似点。秦孝公21岁继位，宋神宗20岁继位；秦孝公想着秦国的屈辱，尤其是魏国和楚国没少欺负秦国，所以心里憋着气；宋神宗同样想着辽国和西夏欺负宋朝，心里也憋着气。

商鞅面对的秦国，是被东方各国认为是半蛮夷的国度，社会规则简单，民智基本未启，贵族和平民都靠一些传统习惯生活。

商鞅推行变法，民众都说不便。当商鞅处罚了犯法的太子师（代替太子受过）之后，秦民都服从新法。新法推行了十年，百姓适应了新法，反而喜欢上了新法，纷纷夸新法好。商鞅对于推行新法一事，历来坚持的是不许议论，说坏也不行，说好也不行。商鞅认为夸赞新法的人是“此皆乱化之民”，将他们几百人流放到边疆去了。从此以后，百姓不敢议论法令。

强力有效的舆论控制，统一了秦人思想，变法中的什伍制、军功爵位制、废除世卿世禄制等制度因此顺利推行下去，秦国变得国富民强，百姓好战（战才能取得军功爵位改变命运），从此成为战国列强中的超级大国。

王安石思乡图

王安石虽然推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军事和科举制度的改革计划，但王安石却没有从国君那里拿到雷厉风行的赏罚措施。宋神宗虽然大力支持，但宋朝不杀文人的传统无法轻易改变，王安石顶多能把反对新法的人贬出京城。

在压制舆论方面，王安石也尽了最大能力，他一方面在京城设置巡逻士兵，专门抓捕议论时政的人，另外一方面时时鼓舞宋神宗学习秦孝公的榜样，关键时候千万不能怂。

但是，王安石根本无法达到“朝野无人敢议新法”的局面。因反对新法而被贬出去的京官，到了地方不但敢非议新法，还能在实际执行中反对新法，成了新法推行的一方阻碍。

管理学上说，每一个组织里都有一头沉睡的反变革怪兽。当组织不发生变革的时候，这个怪兽静悄悄地在那睡觉，而一旦组织有什么变动，这个无形的怪兽就会醒来，并且横冲直撞；整个组织被这头怪兽搞得乱七八糟的。

这个时候组织领导者有且只有两个选择：

• 发现这个看不见的怪兽，并且降伏它；
• 停止变革，这个怪兽就会渐渐地又进入休眠状态。

很多成熟而强大的组织，最终慢慢地死去，原因就是这两个：要么是被这头怪兽给折腾死，要么就是为了让这个怪兽休眠，而对企业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病变视而不见。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王安石以及坚定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没能降服反变革怪兽。

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在变法的时候没有拿出一个强制方案，用以抑制反对派，形成对变法事业共同的思想认识。因为变法本身就带有强制性：要实行新法，不要旧法，就这么简单。既然决定要改变现状，就一定意味着某种强硬，在这个很强硬的变革过程当中难以避免地会伤及到不同人的利益。王安石和宋神宗对非议和反对变法的人太温和，给自身事业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反对变革的怪兽必须用强力遏制，组织才能去腐生肌，向健康强壮的方向发展。

至此，结论很明显了，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太理想化，低估了维持现状的怪兽们的力量。王安石能用的顶多是贬出京城等手段，对于反对派的言论不能强制禁言，只能辩论。实际上陷入辩论就已经使新法的威信打了折扣。

变法必然要触动某一群人的利益，这群人为了自身将会形成反对变革的力量。王安石和宋神宗没有拿出强制方案，没能有效地遏制反对派的力量，结果人亡政息。

一千年过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经历依然给人诸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