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夜公公大闹（婚礼上公公强吻新娘儿媳妇）

近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场关于苏北闹婚的大讨论，让与苏北同属“江北地区”的皖北、同属“淮北”地区的豫南、鲁东南地区，也纷纷躺枪。

“闹婚”、“闹扒灰”，以及种种假“民俗”和“传统文化”之名的陋习自然不值得任何人为其辩护，但是除了道德谴责，我们还想问几个问题——

为什么苏北乃至整个淮北，地理位置并不偏僻，却总显得“不太行”？这个历史上曾经富庶的地区，为什么会变得又穷又“陋”？淮北的相对落后，真的就只能归罪于民风吗？

接下来你将看到：

●除了闹婚，淮北的陋习还有啥

● 都穷到人吃人了，谁还会在乎道德

● 曾经的鱼米之乡，怎么就穷成这样了

在穷乡僻壤长大的值班编辑 / 马马马

除了闹婚，淮北的陋习还有啥

淮北这个概念很常见，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如字面所说，淮河以北。

具体而言，淮北大致包括河南南部的信阳、驻马店等地，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等地，安徽的宿州、淮北、蚌埠、阜阳、亳州等地，山东的日照、临沂、潍坊等地。

本次被爆的闹婚，发生在江苏盐城。虽然中国爱闹婚的不止盐城，但视频中公公这一波操作，无疑又为“苏北人不行”的地域歧视，增加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论据，而除了苏北，淮北其他地方，也一起陷入了“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婚闹”的争论中。

虽然肯定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个猥琐公公，但是淮北毕竟残存下来一部分闹扒灰行为。而闹扒灰，一般认为与民国及民国以前的“初夜权”制度有关。

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相对准确的记载，中国的地主豪强，是否有占有佃农或民女初夜的系统性制度这个问题，一直缺乏足够的证明材料。

再加上初夜权这个词，1926年才从日本传入中国，在那之前，知识分子们对这种陋习也不屑于大书特书，于是中国历史上对初夜权问题没有明确的记载，现代学者们也只能用民谚民谣戏文小说的零星片段，作为推断依据。

比如，鲁西南的部分地区流传着“翁侵媳”的故事，成书于清代的《儒林外史》里也写过：“五河（注：属皖北）的风俗，是个个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

而土改前后的资料显示，1946年的宿迁，还有地主要求佃户结婚前，先把新娘送到自己家里。

这些记载虽然未必完全准确，全国其他地方也未必没有此类情况，但至少说明了淮北地区的婚礼习俗，有比较混乱的可能性。

虽然地域炮算是我国传统，但是淮北的黑点，似乎格外多。

除了闹扒灰，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流民、山东响马，也算是上世纪以来，在口口相传和媒体推波助澜中，像沉积岩一样被层层建构出来的“淮北四多”。

这“四多”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事实造成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寻求事实印证，二者互相促进下，很难说到底是此地人民不争气，还是少数人的行为被当成了常态。

但是，不管是事实占比多，还是污名化占比多，都回避不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淮北这块地方，又有湖又有河还靠海，上面是京津冀下面是长三角，偏偏变得全国人都觉得这里又穷又陋又刁钻呢？

都穷到人吃人了，谁还会在乎道德

《悲惨世界》里有一句话最常被引用：“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这句话用来形容过去几百年的淮北，实在是恰如其分。

1929年，一项西方人的调查显示，淮北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五美元，这五美元要用来支付食物、服装、取暖、治病、婚假、丧葬等全部费用。

1943年，皖北九县人均年缺粮172斤，这意味着每个家庭实际拥有的粮食数量，最多只有维持生活所需粮食的一半。而当时农村家庭的副食品数量极其有限，蛋白质来源更是几乎没有。

● 电影《1942》

对于淮北来说，饥荒蔓延并不始于1943年。

从十六世纪开始，对淮北地区人吃人事件有明确记载的，至少有11个年份，分别是1504年、1525年、1594年、1615年、1633年、1640年、1852年、1857年、1879年、1911年和1938年。

由于生存资源过于短缺，为了生存，人们也习惯于相互残杀。

有观点认为，一般土匪都不会在家乡附近抢劫，不过在淮北地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民国初年，很多安徽不少被判死刑的土匪抢杀的就是自己的老乡，甚至是同村的人。

中国历史档案馆记载，1913年8月到1914年6月间，皖北因抢劫同村人被判死刑的有13人，可怜被他们抢的老乡也同样穷，因为赃物都不过是衣服三件，麦三斗，豆子一斗，钱五百文之类。

在淮北部分地区的民间信仰里，有盗跖的一席之地。不过，虽然清末淮北捻军盛行，但是大多数人崇拜恶神盗跖，并不是为了自己也当上江洋大盗，而是为了避免匪灾。

由于灾难过多，所以当地人也对种地乃至劳动提不起兴趣。当勤劳不再能致富的时候，及时享受及时行乐就成为了理性选择。

根据上世纪20年代的调查显示，淮北和华北农民每年的平均耕作时间只有70到90天，苏南农民的年均耕作时间是他们的3到5倍。农闲的时候，苏南农民大多进入城市做小买卖打零工，淮北农民则选择了赌博、酗酒、抽烟片和拜恶神。

清末民初的淮北底层社会，主要还是被赌博与鸦片占据的。徐州是清末民初的重要鸦片产区，仅1889年一年，徐州就出产了鸦片一万担。

● 晚清人抽鸦片的情景

赌博与鸦片必然催生更多的抢劫偷盗，而赤贫之下，“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抢劫原则逐渐在淮北逐渐不成立。

曾经的鱼米之乡，怎么就穷成这样了

当然，把任何地方的落后都归结于“当地人不思进取”，是最简单然而最无用的论述。

然而事实上，淮北经济文化凋敝的原因，并不是淮北人本身，而是自宋代以来，无论盛世海晏河清，还是乱世救亡图存，淮北都是被牺牲遗忘的那一个。

清人王夫之曾发出一声质问：河南江北，唐宋以前皆文治之国，朴秀之俗，谁移之而使成为乞为盗之俗？事实上，直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迁都于临安之前，淮北都“山水朝拱，风气凝萃，形胜之区也”，“江淮熟，天下足”这个说法，也是宋以后才被“苏湖熟，天下足”取代。

好好的淮北，是怎么从富庶变为赤贫的呢？

有三个原因：战乱、水患、盐务，以及它们共同带来的农业凋敝，社会失范。

同样在建炎二年，为了避免与金兵作战，东京留守杜充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使黄河水南流入淮，这是淮北生态畸变的开端。

● 杜充画像

这一时期，宋金交战多在淮北地区展开，双方都致力于破坏却无人思及治理，连年征战之后，虽然国家重新统一，淮北却再也没有中兴过。

1579年，潘季驯主持黄河治理，以江苏省淮阴县附近的高家堰为主坝，共筑土堤620多里，石堤18里，还修建了各种工事，提高黄河冲刷淤积泥沙的能力，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但是，从1579年开始到1855年黄河改道，黄淮流域水灾频率明显增加，未修筑高家堰的十五世纪，水灾只有4次，而十六、十七世纪，水灾分别达到22、23次，十八世纪更是有35次之多。从有历史记载到到民国，黄河共迁徙46次，其中明代就占了15次，清代14次。

● 历代黄河泛滥区范围

水患除了天灾，更多是人祸，因为漕运通畅是明清最高等级的国家利益。

“国家之大事在漕，而漕运之利唯赖河”，为了维护运河畅通，每年在漕运开始和进行时，都需要闭闸蓄水，而此时淮河上游各支流水量很大，无法排出，使整个淮河中游成为滞洪区，只能任洪泽湖以西的地区一次次被淹没，1680年，曾经被成为“东南一大都会”的泗州城，彻底沉入洪泽湖底。

1938年6月6日到9日，为了抵抗日军进攻，淮北再次成为国家的牺牲品。

在蒋介石命令下，政府军新八军炸开河南郑县花园口大堤，豫皖苏三省44县成为“黄泛区”。

● 1938年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水泛滥

1939年，仅淮阳、鹿邑、柘城、沈丘、毫县五地，灾民难民就多达82万人。在花园口决堤后的8年内，洪灾已经导致89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

这些流民或者乞讨，或者落草，加剧了社会不稳定的同时，也让几代人对“黄泛区”刻下了深深的偏见。

淮北之所以重要，除了漕运，还因为盐务。

以道光年间（1821—1850）为例，两淮盐场每年约为国家贡献了五百万两白银，占中央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左右。

水患使淮北赤贫容易理解，可是理论上能带来收入的盐务，实际上也加剧了民生的凋敝。

穷困和混乱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男性无法得到配偶、组建家庭。普遍的困窘不仅破坏了一般的道德界限，也让他们采取了各种闹剧式的越轨行为，来疏解群体性的性压抑。在国家种种权衡利弊顾全大局的牺牲后，淮北终于不光经济文化，家庭关系生产关系也全面崩盘。

即使修复到苏北人均GDP追平全国的今天，也依然难以消灭闹扒灰的精神土壤，因此承受着来自看客对于淮北“人不行”的嘲讽。

把他们标签化，可能是最简单的“把自己摘出去”的方式。这种本能的道德感很重要，它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是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只有本能的道德感就太过简单。

没有任何一种糟糕的习俗或习惯是因为那里的人特别坏，也没有一种文明和秩序是因为那里的人生来就特别优良。稳定有序的环境，能逐渐造就文明和礼让；对未来没有预期，必然带来礼崩乐坏。

如果有我们特别讨厌的东西，我们仅仅讨伐它还不够，还要明白它为什么产生，才能在未来避免它。

参考文献：

1.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2. 马俊亚：《地区性社会差异与淮北的初夜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3. 周运中：《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

4. 吴云峰：《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5月；

5. 徐有光：《秩序边缘——清末捻变再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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