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艺术中心王健大提琴（专访大提琴家王健）

以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为圆心，往东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往西到东平路上音附中，加上各种唱片店、乐器行和音乐家住所，构成上海古典音乐的“黄金地带”。

这也是王健从小长大的街区。从3岁时来到这里，到16岁时背着大提琴离开，再到这个冬天，带着女儿回访，在上交演出现场度过50周岁生日。

知天命的王健，触摸到了人性更深的区域：“好的音乐作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优雅、浪漫的。艺术家要做的，是去开挖到那个深度，去不断提醒人们，在平静忙碌的地表下面，有这种滚烫的生命岩浆，时时刻刻存在。”

一次，王健演出结束，热情的女乐迷将他团团围住。王健当时的女友见状不快，但很快释然，说：“如果她们认识生活中真正的你，肯定不会激动。”

王健认同极了。他特意将双臂打开，尽可能延长从左手到右手的距离，比画“台上的王健”同“台下的王健”之间的遥远。

在复兴中路上散步的王健，现在无疑是“台下的王健”。

他穿着灰扑扑的棉大衣和黑色球鞋，头发没有打发蜡，有一缕贴在前额。喝完一杯兑巧克力的咖啡，他舔一舔嘴角。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尽叶片的梧桐，照在他的脸上。这是上海一个特别的街区——以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为圆心，往东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往西到东平路上音附中，加上各种唱片店、乐器行和音乐家住所，构成上海古典音乐黄金地带。

这也是王健从小长大的街区。漫步于此，他谈论的不仅是大提琴、巴赫或艺术，还包括了幼儿湿疹、夜晚哄睡和亲子教育。谈起这些话题时，他脸上闪过无尽的慈爱和宽和。这样的表情，很难在他少时拉琴“苦大仇深”的脸上看到，也很难将之与聚光灯下那个大提琴家的形象相关联。

但正是这些表情，丰富了王健。

从3岁时来到这个街区，到16岁时背着大提琴离开，再到这个冬天，带着女儿回访这个街区，于上交演出现场度过50周岁生日，知天命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触摸到了人性更深处。

王健独奏

当我想说，我会拉琴，而不是开口

解放日报·上观：一直很好奇，作为世界一流大提琴家，你给这双手上过保险吗？

王健：没有。有一次去问过保险公司，回答说每年保费好几万美元。想想太贵了就算了。前几天我在给女儿做饭，咔嚓，在厨房拿刀把手切到流血了，看了看，没断，心想：哦，不要紧。

解放日报·上观：女儿出世前，给她拉过曲子当胎教吗?

王健：没有特别拉过。但现在我练琴的时间得取决于她。有时我关着房门练琴，就听到她在外面拍着门叫爸爸，小手指在门板上挠啊挠啊，声音传进来，我就不忍心了。只好开门放她进来。然后她喜欢什么给她拉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她喜欢什么？

王健：一切旋律性强的曲子。比如海顿《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热情的快板。当然，也拉像“一闪一闪小星星”这样的曲子。我一拉，她就在琴边上手舞足蹈。

解放日报·上观：她现在才2岁，等到长大一些，你会让她练琴吗？

王健：我会说“我不反对她学琴”。她的妈妈拉小提琴，也没说要女承母业。最终是否学习乐器，要取决于孩子自己。而且，练琴实在太辛苦了，如果将来要我逼她练琴，我肯定下不了手。

解放日报·上观：你自己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大提琴。你觉得童年辛苦吗？

王健：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3岁时，父亲从西安到上海样板团工作，一个人带着我来上海。母亲吹长笛，留在西安。当时两地分居是不容易解决的。我和爸爸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也就是今天东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舍里。这是一片很美丽的别墅区，我们的房间就在洋房里。爸爸去上班时，我就一个人在校园里面玩。一日三餐，就吃团里的食堂。有时爸爸做一点肉酱放在罐头里备着。我玩饿了就自己回房间，拿肉酱冲点开水作为一个汤喝。

解放日报·上观：妈妈不在，会觉得寂寞吗？

王健：那时候小，也不懂得什么叫寂寞。“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会寂寞”，这作为一个命题，更多时候是一种成年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当时我也没有比较，不知道妈妈在身边是一种怎样的满足感，也就不会觉得现有的生活有哪些匮乏。当然，会有在幼儿园里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害怕的时候，但后来也就学会了适应环境。也许对孩子来说，任何一种生活都是可以接受的生活。大约在我5岁时，父亲要跟团里去外地工作半年。那6个月里，我工作日就在幼儿园住宿，周末别的孩子被家长领回家，我就被不同的老师轮流领回他们家去住。有时我的确会想妈妈，想的时候我会唱歌。

解放日报·上观：唱些什么呢？

王健：一切当时能听到的歌。在幼儿园里，也因为唱歌好被老师喜欢，我自己也挺得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对音律特别敏感。尤其是音乐里面的情感，我能听出来。所以即便年纪小，也懂得珍惜这种才能。

解放日报·上观：怎么没成为歌唱家王健？

王健：因为开始跟着爸爸练琴了。一旦练琴，我自然而然就不太唱歌了。包括现在，我几乎不会唱什么歌。很多人觉得音乐家不会唱歌蛮奇怪的。其实大提琴就是我的嗓音了。我要表达任何情绪，我会拉琴，而不是开口。

现在有时我上大师班，学生们拉琴，某个地方反反复复拉，就是感觉不对，我会让他们停下来，把这段旋律唱出来。一旦唱出来，再用琴弓。哎，就对了。

我会告诉他们，之前你们之所以拉得不对，还是因为你们视琴为身外的一个乐器。要把琴拉好，只有把琴作为自身——你就是琴，琴就是你。拉动琴弦，应如呼吸。这样才对。

解放日报·上观：“人剑合一”？

王健：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音乐本身是犒赏

解放日报·上观：你在学琴的最初阶段，就能这么自觉？

王健：那肯定没有。我小时候注意力很分散，一点也坐不住。我父亲从不刻板要求我每天拉满多少时间。他一看到我走神，就说“不拉了，你去玩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规定我每天就拉5分钟琴，但是这5分钟必须全神贯注。现在想来，我爸爸真是很懂教育心理。因为限制我拉琴时间，我反而一直很想多拉一会儿。直到有一天，我爸爸说，好，从现在起，你想拉多久拉多久。我那个高兴啊。

幼时跟随父亲学大提琴

不久前，我有个机会去比利时担任一次音乐比赛的评委，有机会和比利时王室一起用餐。比利时王后说，她会要求子女学乐器，因为“这是一种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马上能看到成果的行为，可以通过这个学习过程，学会自律、建立自信。”她这么看，我觉得也有道理。

一个琴童对待琴，从一开始觉得是一个外来强加于你的工具，到觉得它可以抒发你自己的心声，到最后觉得它就是自己的灵魂，有这样一个过程。一旦这个过程走过来了，其实不需要鞭策，孩子自然而然会努力练习。

解放日报·上观：怎么看待一些音乐天才，比如郎朗小时候练琴，全程伴随着家长牺牲自我的陪练、甚至于打骂？

王健：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音乐奇才，所以才能在遭受了摧残后依旧坚持练琴。而不是反之。他们不是因为害怕暴力，所以坚持练琴；他们恰恰是因为在音乐里得到慰藉，所以坚持下来。

一个人要成为演奏家，注定是很孤独的。

我从很小时候开始，就常年在一个房间里，默默练琴。这种生活状态非常枯燥、非常孤单。光想着忍受下来，将来能获得什么名利，恐怕难以坚持。但对一个天性喜欢音乐的人来说，真正支持他持续练琴的唯一动力，就是喜欢。坚持和孤独，也就不是一种苦役，而成为了一种享受。因为，音乐本身就是犒赏。

解放日报·上观：你在音乐里感受到了什么？

王健：不仅有慰藉，音乐也解决了我的归宿。我是西安人嘛，在上海读小学时也还是拿的西安户口。读到9岁时，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我不能在上海继续升学了。我父亲愁得头发都白了，几乎连夜托人制琴。因为当时上海的小学里，只有上音附小是对全国招生的。当时我正处于换琴的阶段，原来练习用的大提琴太小，大人的大提琴又太大了。所以要赶紧做一把适合我当时年龄的琴去应考。那把临时的琴都没有上漆，里面的结构也不太对。我就抱了这把琴去考试，考了第一名进了上音附小，一下子解决了我父亲的燃眉之急。

当时上音附小在今天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里面，我每天从东平路背着琴走过去。后来升入上音附中，正好样板团离开东平路，校舍归上音附中。我等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住宿。16岁时出国，去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可以说，我人生的童年和少年记忆，全部在上音所在的这个街区。我也明白，这是一个其实很窄的圈子，我和普通意义上的上海市民生活、市井生活完完全全没有交集。

解放日报·上观：那把没上漆的琴呢？

王健：被我父亲送人了。当时他一个朋友的孩子也要学琴，就给他了。

解放日报·上观：以后可以放在“王健展览馆”里展出。

王健：老天保佑没有这样的馆。

不能不让这火苗传递下去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留住了十岁王健的形象

解放日报·上观：你的童年经历，其实已经被许多人看到。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这部纪录片里，大家记住了10岁的王健。

王健：对，斯特恩到中国来时是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外宾来上海，很喜欢参观上音附小，我在学校里专业水平还不错，有外宾来访时，老师常常会点我出来演奏。差不多有时一周要演出两三次。所以当斯特恩来的时候，老师又叫我去，我也没当回事。我问老师斯特恩是谁，老师说不知道。至于他不仅是小提琴家，也是当时美国的一位音乐教父，扶持了马友友、林昭亮、明茨、帕尔曼等许多青年音乐家等，当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那天我刚和同学踢完足球，穿着短裤，一身的汗。到老师指定的房间里一看，一群穿着黑灰白色调的中国人当中，坐着一个穿着橘红色的外国人，脸也红扑扑的，我心里觉得他长得好怪啊，就坐下开始拉琴。起初摄像师并没有开录。但我拉了一会儿后，斯特恩示意身旁的人，摄像师开始开灯。

很多年后，有一次一家媒体问斯特恩，为何那次中国之行见了那么多琴童，会挑选帮助王健。斯特恩说，没有什么原因，他打动了我，就这么简单。

我也问过他，平时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帮助年轻音乐家成长？

他回答说，他情不自禁。“因为人群中，那个有火苗的人太少了。你一旦遇到，不能不去帮助让这份火苗传递下去。”

解放日报·上观：斯特恩的中国行后来被拍成纪录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你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部纪录片？

王健：大约在1980年左右，上音附小在礼堂里播放这部影片，组织学生们集体收看。因为里面记录了大家在学校里的作息，比如起床、梳头、吃饭等各种镜头，大家一边看一边认，认出谁就笑。最后大家笑我，一直笑到最后。因为整部片子的片尾，就定格在我演奏的画面，字幕从那里开始上。

林寿荣先生就是从这部纪录片认识了我，他直接找到我的家人，说要赞助我去美国留学。1986年，我等于是中学还没毕业，就到了美国。我现在使用的大提琴就来自林先生的收藏。

解放日报·上观：您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音乐家？

王健：对啊，我很幸运。当时的中国，欣欣向荣，而太平洋那边的美国，也处于一个非常乐于拥抱新事物的年代。我去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时，英语不好，也没中学文凭，全凭大师推荐，就得到了深造机会。这种机会在今天也不多。

我到了耶鲁后，才知道斯特恩先生的小儿子当时也在这里读书。他找到我说，斯特恩请我去纽约曼哈顿他的家里共度周末。后来在斯特恩先生家里，他特意组织聚会，把美国上层精英介绍给我们这些青年演奏者。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包容的一面。但美国也有另一面。比如我初到美国，一直在出入境的问题上被刁难。几次入境都被关到小黑屋里去。后来斯特恩先生就在例行家庭聚会上，请来了基辛格。

但那次我紧张了，被介绍给基辛格和他握手时，将一瓶红酒全部碰翻在基辛格身上。我和斯特恩先生说，完了完了。斯特恩说，没关系，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了。后来基辛格真的帮助我解决了出入境时遇到的问题。

在事业上，斯特恩先生也一直提携我，有什么演出机会，会带我一起去。有时他在一个地方演出，让我在中间拉一个曲子，就是为了能够向人们引荐我。这种无私的帮助，对我的成长作用非常大。

我现在也会设想，等我退下来后，也愿意寻找到这样一个有火苗的年轻人。

解放日报·上观：把一生绝学倾囊相授？

王健：不，你没办法教出一个天才，但你足够幸运的话，能遇到一个年轻的天才，你就尽力帮助他发掘他身上的天赋，并呵护它。

解放日报·上观：在你进入西方的古典音乐圈子时，当时那些大师们对来自中国的音乐家，会不会觉得陌生？

王健：觉得陌生，但也好奇，还带着一点向往。毕竟你背后的是东方文化。

也是在斯特恩先生经纪人的推荐下，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以和享有盛名的钢琴家皮蕾斯和小提琴家杜梅合作。记得起初他们不愿意和我演出，因为根本不认识我嘛。但大家第一次一起排练勃拉姆斯三重奏的慢乐章，就从头到尾没有停顿，如同故人。后来他们邀请我加入，成为一个固定的三重奏组合，一起演出了两三年。

我在去美国前，在上音附中学习的时候，会有一种忐忑，觉得也许中国人未必能很好表达西方作曲家的精髓。但我后来遇到的这些音乐大师帮助我打碎了这种顾虑。他们让我明白，只要是讲述自己的感受，只要触及人性的真实，就是最好的艺术表达。

在这些时候，你会感到，音乐真的是一门超越国籍的语言。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学习和演奏音乐的这几十年，正好是中国开始越来越为世界所重视的几十年，从这一点来说，我得到很多机会，是因为背后是中国。

有时以全场的静默结束

五十岁的生日，王健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在上交演出现场和乐迷们一起度过

解放日报·上观：遇到过很有天分，但最终没有成名的音乐家吗？

王健：有。就是长得不好看的人。现在的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也在深刻改变原来较为小众的古典音乐界。一个青年演奏家如果颜值不够，照片印在封面上不好看，要出名可能就难了。

解放日报·上观：你愿意为了市场需要做出妥协吗？

王健：我已经50岁了，对市场的态度向来保守。在我小时候，中国没有音乐市场可言，经过40年，中国已经成为古典音乐最大的国际市场之一。如今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中有三个乐团的首席都是华人，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学院都有中国学生。如果他们都回国，能瞬间在国内组成四五个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交响乐团。

今天的中国人对古典音乐非常渴求，愿意去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避免这一方世界被庸俗化、娱乐化、肤浅化的风气左右。因为艺术的本质指向生命的本质。

解放日报·上观：这是你演奏时的体悟？

王健：是生活的体悟。演奏家的工作，是四海为家。有一次我在丹麦机场，看到一个老父亲带着一个儿子。那个老父亲看上去已经八十几岁了，那个儿子看上去已经六十几岁了，智力有些问题。儿子一直在问我们要去哪里，父亲就一遍又一遍回答，我们要去登机口，然后去坐飞机。不厌其烦。那老父亲头发都白了，带着这样一个儿子，你可以想象他经历了什么。但他的脸上只有耐心。我看到这幅画面很感动，但说不出什么话。

有时你在演奏的时候也会这样。好的演出效果，不一定都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结束。有时是以全场的静默结束。这是很珍贵的。你知道，听众也知道，你们刚刚共同触摸到了一个点。

解放日报·上观：什么点？

王健：好像地心的岩浆一样，不管你是什么肤色、贫富、受过什么教育，不管你是从东方挖下去，还是从西方挖下去，到了一定的深度，就能触碰到同一个点，那里有熔浆。那里是人类感情的共鸣点。你一旦目睹，只有沉默。

解放日报·上观：如果早一点做父亲，是不是早一点能有这样的体会？

王健：不一定，年轻的时候，我忙于事业，很难真正去体会这里面的深意。但自从我现在有了女儿以后，我才体会到生命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奇迹。这里面包含了天地间所有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要把生命延续下去。

很多人看到我，喜欢我，是觉得艺术代表优雅，音乐家代表浪漫。其实不是。生活中的我完全不优雅，也不浪漫。而且好的音乐作品，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优雅、浪漫的。

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要做的，是去开挖到那个深度，去不断提醒人们，在平静忙碌的地表下面，生命里有这种滚烫的岩浆，时时刻刻存在。

人物小传

王健

大提琴演奏家。4岁起学习大提琴，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茱利亚音乐学院，至今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过音乐会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龚丹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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