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文明是格局不文明是自私（张子凌评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

《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桑耶寺人类学考察》，何贝莉著，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395页，78.00元

《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桑耶寺人类学考察》一书是一项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的田野民族志。田野点是西藏山南市扎囊县境内的桑耶寺。它始建于公元八世纪中叶，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本书以桑耶寺研究为主要线索，阐述当下的经验事实（田野考察）如何与历史文献、神话传说相联系，共同建构地方的“整体性社会事实”。

2011年作者何贝莉在西藏山南的桑耶寺做田野调查，除了查阅典籍、记录仪式、考察社区外，还在寺院经历、体悟了修行者的生活，并学着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看待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基于如此考虑而写作的文字，势必会不断在神话、田野、传说和历史中跳转往复，也正因此本书的行文风格的确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而非学术专著，但作者仍然相信：自己完成的是一份典范的田野民族志。

雅鲁藏布江河谷。桑耶寺坐落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北岸，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是西藏第一座三宝俱全的佛教寺院。（本文图片均由何贝莉所摄）

可以说“仪式空间”与“观念体系”是贯穿本书内容的两大核心要素，这里先要对这两个人类学的概念做一下解释。作者认为，所谓“仪式空间”可以笼统地理解为仪式发生或所涉的场所、地点或环境；而“观念体系”，作者把它形容为“宇宙观”，即思考“世界是什么，我们如何生活于其中”。这两大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仪式空间能最大限度地呈现空间所蕴含的各种观念体系及其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本书中，桑耶寺即是仪式所发生的场所，但这个场所又不拘泥于我们常人所理解的仅仅是一个进行佛事活动的空间。原因就在于，桑耶寺是依照佛教宇宙观的“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等佛经中的世界构造图式而建，其建筑形制、布局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周边山水、风物、人文乃至其他建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并承载了当地人的观念体系。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通过深入了解桑耶寺的仪式空间，便有可能从中推演出桑耶僧俗的宇宙观”。

宇宙观在现今的哲学体系中被阐释为：物质的时空观。物质是所谓宇宙世界的唯一主人，即唯一存在实体。空间是由物质的存在而相对存在的，其本质就是无或没有。物质本身是空间的有型形态，一定物质本身之外就是相对空间，或它物。时间是物质的永恒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这个阐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基点，然而宗教的世界观原本就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所以作者试图从自己的考察和笔触出发，重新阐释或者定义桑耶寺所代表的佛教宇宙观。

在佛教的各个宗派之中，除了唯识宗认为没有物质的微观世界之外，其余宗派对世界的微观部分都有共性的认识。比如说在《俱舍论》中对非常细微的、最小的物质结构体，有许多不同的名词：极微、微尘、铁尘、水尘、兔毛尘、羊毛尘、象毛尘、日光尘等，一切有部的观点认为所有粗大物质，也就是由这些“微尘”所构成。《维摩经不思议品》中说：“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偌大一个须弥山塞进一粒小小的菜籽之中刚刚合适，这不仅形容佛法无边，神通广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的宇宙观。

而与“须弥山”这一典型的佛教宇宙观相因相生的宇宙三界观，巧妙地同时存在于桑耶寺中。在藏族民间，人们用每一界中的一类典型存在作为代表，将“宇宙三界”形象地称为“拉、鲁、念”，上为拉界，下为鲁界，中为念界。在桑耶寺的兴建过程中，原始的藏族宇宙三界观念已经十分流行。莲花生大士将佛教的须弥山宇宙观引入藏族文明，一方面使宇宙三界观得以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让佛教得以传播、弘扬，这也正是桑耶寺所体现的文化交融、教义交融的有趣之处。

乌孜大殿大经堂。乌孜大殿是桑耶寺的中央大殿，象征佛教宇宙观中的世界中心“须弥山”。日常晨课与法会诵经主要在这里举行。

这个交融不单单体现于此，比如早于藏传佛教的出现的三界观，实际上据考证属于原始苯教，或者一种“灵活的萨满教派”。但是，有趣之处在于，这种“灵活的萨满教派”在赞普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亚洲腹地和雪域高原悄然开枝散叶。这样的发扬光大如何穿越了空间的隔绝？是一种默契共生，还是横越异域的小规模交流的影响？现在不得而知。桑耶寺在建成之初，不只是作为佛教寺院而存在，还作为王权寺院而存在，所以会有赞普修乌孜大殿，王妃修属殿，大臣修塔。这些最初并不只是佛教象征，同样也是王权象征，只不过后来全面佛化以后，把王权象征掩盖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桑耶寺，这种与西伯利亚类似的世界观，施施然和吐蕃赞普王权、莲花生大士推崇弘扬的佛法并列，展现在世人面前。

另一方面的交融在于，在桑耶寺中，弘扬的主题必定是佛法无疑，但是，围绕着整个寺庙或者说整个藏传佛教，还存在着藏族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非佛的东西，比如“赞”。在藏族人看来，的确有一类“存在”与灵魂密切相关，人们称之为“赞”。藏族民间自古就有“人死赞生”一说，意思是人去世之后，灵魂会变成赞。这本不属于佛教教义的灵魂形态，却与之有着一个共同的首领，即赞首“孜玛热”。有趣的是，这位扬名雪域高原的赞首恰恰是桑耶寺的两大护法神之一。于是，在桑耶寺的法会庆典中，既可以看到全寺院上下对佛的礼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祭祀之外，“赞”对桑耶人的影响。更有甚者，这些“赞”的头领，公然坐在佛教庙堂之上，接受信众的顶礼膜拜。

“师君三尊”图。居中者为莲花生大师，左侧为堪布寂护，右侧为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三人主持兴建桑耶寺。

倘若把时间的长河化为一个坐标系，桑耶寺的兴建正处于坐标系上公元700多年的吐蕃王朝，佛教宇宙观初入吐蕃，并遇到了理论与之相悖的宇宙三界观，从此，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融合便开始同步进行着。区别在于两者对生命历程有着不同的体悟：佛教宇宙观关注前世今生的轮回，宇宙三界观则强调现世的意义；又如对地方神灵的不同诠释：“拉、鲁、念”强调神灵对人间世界的介入，“须弥山”则重视神灵作为护法之于神圣空间的作用。而两者融合的结果在于，藏族人的生命体验既不会只为追求解脱而消极避世，也不会因为强调现实而流于世俗。总之，这两种宇宙观，从未能彻底取代或颠覆对方，二者共同形塑、参与、指引着雪域居民的观念世界与经验生活。而桑耶寺作为“仪式空间”的精神内涵即在于共同承载的两种观念体系，最终可以归结为佛教与原始苯教的相互交流、借鉴与融合。

或许作者最初只是因为幼时的“佛缘”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再加上合适的契机选择了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基于此，作者在对桑耶寺进行调研时，暂时悬置了对其进行宗教学或佛学意义上的考察，而代之以人类学的“文明”研究理路，以期描绘出桑耶寺“仪式空间”所表达的“须弥山”与“拉、鲁、念”之间的关系图式。实践证明，也只有在“文明”研究的理路下才有可能把佛教宇宙观和宇宙三界观的关系展开来探讨。

作者通过文献记载中的桑耶寺奠基仪式，复原了吐蕃先民观念中的围墙，这道观念式的围墙——“界”，微妙地传达着两种宇宙观的关系。作者认为，通过设“界”，以及献祭、献供与净化仪式，桑耶寺外围墙之内的宇宙图式已经发生了让渡：从原有的宇宙三界观转换为佛教的宇宙观。这一让渡，是通过吐蕃的本土仪式与佛教的教法仪轨“联合”完成的。因此，在讨论一种宇宙图式取代另一种宇宙图式的时候，理应意识到，这一进程是在“混融”的仪式过程中完成的。而这幅混融的关系图式，或可视为西藏复合式文明的一个缩影。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文明人类学之于西藏研究”中推崇莫斯的文明理论，认为莫斯的文明理论可以很具体地切入到地方性的个案研究当中，所以对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而言，莫斯的文明理论更益于实践，且为西藏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理有据的学术语境。这意味着以文明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西藏这种“超社会体系”的复合式文明，进而开展寺院研究的主张，并不是毫无依据的空谈。

释迦佛与莲师像。在信众眼中，莲师是释迦佛的转世，被视为“第二佛陀”；他将佛法带入吐蕃使之生根发芽，被誉为“第一上师”。

著名的宗教人类学教授陈进国先生认为，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巧妙运用了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现象学方法，而在大多数人类学研究中，现象学往往很少被应用到。通过对本书的系统性分析，我试将作者基于现象学方法对桑耶寺进行考察的全部任务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对现象簇族即宇宙三界观“拉、鲁、念”指派名称——“拉、鲁、念”里出现的各种存在与神灵都在其中。

二，把在桑耶寺进行实地调研的经验引入自己的生活之中，并且以共情的态度来体验并感受这些经验事实。

三，暂时悬置对桑耶寺进行宗教学或佛学意义上的考察，退到一边去观察。

四，将桑耶寺作为“仪式空间”所观察的结果进行澄清和理解。

五，面对两种宇宙观“混融”的现实并证实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人类学作为经验科学必须建立在类似数学等本质科学的基础上，没有本质科学奠基的经验科学是不成熟的。而现象学的先验还原方法及其必要性，恰好弥补了人类学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作者在不经意间将现象学精细的方法论融入到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之中，可谓是本书隐藏的一大特色，也为今后人类学的拓展性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莲师与护法神。从右往左，依次是莲花生大师和护法神孜玛热、护法神白哈尔。后两者是为多德大典特意制作的偶像。

作者通过为期八个月的桑耶寺实地考察，以及对相关历史文献、伏藏典籍和口述故事的分析，探讨了桑耶寺作为仪式空间的各个层次及其蕴含的观念体系。此次田野考察表明，尽管桑耶寺素以佛教在西藏的代表性寺院著称，但这里呈现的“仪式空间”却非佛教的观念体系所能涵盖。换言之，桑耶人生活中的“佛教”，并不是学术建构或宗教教义所呈现的纯粹形态——其兼容并蓄的特质，使此地的信仰体验早已超越“佛教”定义的基本范式。

本书图文并茂，亦庄亦谐，作者突破藏学研究、宗教研究对田野考察和阐释的局限性，而谋求了另一种研究路径，以文明人类学的视野描绘出西藏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族的文化图景，作者用真实不虚的直观体验，重释了藏民族的文明观念体系。虽是学术著作，但通篇不是围绕作者的学术反思展开，也没有用较多专业术语来构筑学术理念，而是让读者在通俗易懂的文学体裁中逐渐了解藏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内核。作者谦和，并不以藏学研究者自居，但她希望本书也许可以给现在以文献文本为主导的藏学研究范式一点新的启发。如此，不胜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