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统主义的发展历程（破除欧洲中心主义）

在本书开篇，作者杰森·沙曼就向我们强调，“不要将欧洲‘扩张’等同于欧洲征服或者欧洲统治，这一点非常重要。”

杰森·沙曼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征服是一种“脆弱的征服”，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在非西方地区实现扩张，更多地归功于欧洲的屈服而不是统治。

上述观点是沙曼站在一种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得出的，这一观点也是本书论述的基石。经常阅读欧洲史著作的读者对“欧洲中心论”想必并不陌生，恰如本书所说的，这种片面的、狭隘的观点一直到今天都没能被扭转过来。

而沙曼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推动读者“更多地思考一下我们依旧有多么喜欢言必称欧洲，以及这让我们错过了多少东西。”

和其他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一样，沙曼也认为欧洲中心论会严重扭曲我们对国际政治历史发展路径的认知，同时还会将单一、确定的军事制度发展道路固化为历史常态（而这正是本书反驳的重点）。

在书中，沙曼多次论及，从欧洲中心论出发，会导致我们产生两种不同的偏见——地域偏见和时间偏见。

在这种偏见下，学者们喜欢将西方的近代历史当做模板来审视其他地区的历史，即便讨论的是其他地区的历史，但实质上不过是在给欧洲贴金罢了。

和其他著作一样，在论述近代西方历史时，沙曼也将起点选在了15世纪末，但沙曼对于终点的选择却慎之又慎，他告诫我们，当所选择的历史终点改变时，故事将会有不同的走向。

我们常常会简单粗暴地将15世纪末之后的五个世纪看作整体，认为在这段时间内西方是世界的统治者。

但沙曼不这样认为，他说，“自从全球国际体系形成以来（15世纪末以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由西方主导的。”

本书论述的重点也就是这一时间区间，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沙曼将其称为近代早期。

学界通常用军事革命论来解释西方在这一时间内扩张的原因，沙曼则通过反驳军事革命论来为这段历史除魅。

沙曼首先进行的是对军事革命论的论述。

《脆弱的征服》指出，军事革命论的当代形式最早是由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在1955年提出的。罗伯茨认为，发生于1550年到1650年间的欧洲军事革命使得近代世界彻底从中世纪中脱离出来。

在罗伯茨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进一步发展了军事革命论，他提出，“1500年至1750年间，西方人成功地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关键就在于发动战争能力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军事革命。”

军事革命论在学界影响巨大，不光历史学家们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它的影响力还辐射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

这一理论的盛行事实上依旧是欧洲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从1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开始主宰其他文明，借助的是更为先进的军事技术，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又尤其得益于欧洲内部激烈的安全竞争。

杰森·沙曼并非全然否定这一观点，真正让他质疑的是，所谓的西方军事优势，到底是从何时开启的？

西方在19世纪统治世界，这一点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承认。但是在19世纪之前呢？西方的所谓军事优势有没有帮它们征服西方之外的地区。

沙曼的回答是“没有”。

在本书中沙曼依次考察了西方对于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的扩张，但无论在哪一地区，军事革命论都站不住脚。

在美洲，以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代表的西方征服者们确实征服了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这两个大帝国。但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军事力量，而是病菌（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和美洲盟友的支持。

在非洲，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遭遇了最惨重的军事灾难，国王本人和一大批葡萄牙贵族在战场丧生。最终导致西班牙人成功入侵葡萄牙。

在亚洲，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直到19世纪之前都不受西方威胁，因此这一时期很难被称为是西方对亚洲的征服，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欧洲人在亚洲秩序的边缘苦苦地寻求一个位置。”

沙曼接下来论述的是西方征服者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事实上这或许是论证作者观点最有利的论据。

因为之前无论是在美洲、非洲还是亚洲地区，西方征服者往往都是少量先行的冒险者，并未大规模出动军队力量（当然彼时的西方国家也还没有能力将大量军队远派到遥远的新世界），因此军事革命论根本没有施展的余地。

而西方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则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前，除了对抗奥斯曼帝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大国曾对亚洲大国发动过大规模战争。

然而遗憾的是，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西方常常处于弱势的一方，这种弱势从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了250年之间，一直到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才开始陷入衰落。由此可见，在论述近代早期西方人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中，军事革命论又一次没能派上用场。

通过以上论述，杰森·沙曼得出结论：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体系出现后（15世纪末以后）的至少250年中，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西方军事霸权（优势）。

沙曼对于时间区间的精确划分让他避免了遭受过多的质疑。事实上沙曼并没有完全与主流历史观点背道而驰。

他并没有否认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的军事优势，这一点与彭慕兰“大分流”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沙曼以18世纪末为界，而彭慕兰则将节点选在19世纪初。

然而即便在西方国家占据军事优势之后，沙曼也并不同意用军事革命论来解释西方的扩张。因为胜利并非总是属于那些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最发达的国家体制一方的。

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世界形势中看得尤为清晰，19世纪西方建立的殖民帝国，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以更快的速度崩溃了。

如果以20世纪初为故事的重点，欧洲人赢了；但若以21世纪初为重点，我们都知道欧洲人最终失败了，他们的扩张是一次“脆弱的征服”。

由此，沙曼再次告诫我们，对于终点的不同选择，很可能让故事走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这正是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之处。沙曼借此提出，我们在提出问题和选择证据时，眼界应该更开阔一些，摒弃任何中心化的观点，立足历史本身去理解它。

过去从未过去，对历史的探析，不仅会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还会改变我们现在身处何处，以及去往何方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