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复出（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复出）

198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的日子，全世界都为之瞩目。在上午10点50分，当“国庆阅兵分列式”刚刚结束，来自社会各界的游行庆祝活动也随即开始，北京大学的学生方阵行进至天安门前时，队伍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事件虽然转瞬即逝，但却从此铭记在了人们的心中。

小平您好

为了抵制抄袭和复制的现象，文史不假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同时声明，本人的所有原创文章只发表于今日头条和百家号这两个平台，其余任何媒体和账号刊登此文均属于剽窃。

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文史不假带您深入了解这次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为天之骄子，北大学生们为何要提出“小平您好”的口号？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和人民。惊闻噩耗，邓小平的心情久久都不能平静，一次次向妻子卓琳表达出希望亲自去参加追悼会的想法。

由于尚未恢复工作，邓小平的申请书经过层层传递才到达了办公厅，到达了汪东兴的手中。不过，由于“四人帮”的极力阻挠，他竟然收到了这样的答复——“你还是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为好”。

华国锋和叶剑英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的果决行动下，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夺权图谋，十年内乱也至此结束。当天深夜，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参会。

第二天，邓小平终于获悉此事，心情非常的复杂，就连手中的烟头也跟着轻微颤动起来。不过，虽然这对国家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可对于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却依然没有什么改观。

经过反复的考虑，邓小平怀揣坦坦荡荡的胸怀给组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表示:

华主席、党中央:最近这场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关键时刻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

当然，邓小平写这封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欢呼，他还要向组织表明心迹，表明自己渴望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事的愿望。他认为，自己还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眼光，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能继续工作。

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到了，去年在“四人帮”的蓄意压制下还爆发了“四五事件”，使得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憋了一口气。如今，“四害”终于被铲除了，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悼念活动。

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社会各界不仅向他告慰了“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还表达了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的愿望。甚至于，群众中出现了要求让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工作的声音。

华国锋

对于群众的呼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同志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态度也非常的积极诚恳。他认为:

关于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个问题要解决，但是不要着急，小平同志自己也会充分理解的。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从301医院做完手术后终于出院，被叶剑英元帅安排住进了军委的25号楼。当时，虽然组织上还没有明确决定恢复他的工作，但叶帅已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允许他参阅机密文件。而且，还这样强调:

即日起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也看，让他提前熟悉情况。

1977年2月7日，经汪东兴提议并经过华国锋主席批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大篇幅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遵循。

“两个凡是”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提出来的，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目的却是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只是认识的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此，如今的理论界和历史学界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不涉及什么路线问题。

1977年3月，邓小平面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同志们坦率表示:“两个凡是”有些片面了，并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之后，他在给组织的信中还如实反映出了一名老党员的态度: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来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

邓小平同志提出“准确的”、“完整的”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也为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可能。

1977年7月，经过叶剑英和李先念等老同志们的反复推荐，经过各界群众的衷心拥护，十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就这样，他第三次复出参加工作。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从此开始，邓小平同志以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开始工作。听到消息后，他心情激动地表示:

作为一名老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和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个人是高兴的。我73岁了，但身体还好，“零件”也都还健全，还可以再做几年的工作。

众所周知，邓小平酷爱足球，他将自己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就选在了足球赛的现场。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他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出席闭幕式并且观看了比赛。

邓小平前排就座

在开赛前的几分钟，随着邓小平缓步走上主席台，北京工人体育馆沸腾了，数万人都起立鼓掌。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在国家体委领导的陪同下前往休息室接见了双方球员，还即兴发表了一段讲话:

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还要多与国外学习和交流，这么大一个国家，足球要搞得起来才行，否则老百姓要骂娘！

非常遗憾，现如今的中国足球不仅没有冲出亚洲，而且还陷入了极为严重的窘境，完全辜负了邓公的殷切期望。实在是令人汗颜！

正式复出工作后，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主要分管科学和教育领域，率先走出了文革时期的阴霾。经过认真的调研和分析，他不无担忧地表示: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教育已经整整落后了20年的时间。因此，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了提升教育的重要性和强调教育的必要性，邓小平开始声嘶力竭地四处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由于大学招生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使得我国缺少了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这成为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对此，他明确地指出: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都要通过考试，考试不合格的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即便是我的子女，如果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于山西晋祠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形成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方针。虽然，会议也提出了要重视生源的文化成绩，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影响，还是决定采取“口试和笔试相结合，提倡开卷考试”的方法。

很显然，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决议有些保守，而且没有吃透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甚至存在着相悖之处。因此，他在听取完教育部的工作汇报后有些不悦，当即就做出指示:

由教育部牵头，找一些敢说话的、有见解的、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座谈。

当得知天津市希望能在大学招生时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考生时，邓小平当即表示了支持。同时，他还在大会小会中多次表态，鼓励各地“要敢想敢讲，要实事求是”，切实做好大学招生工作，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

1977年8月4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终于再次召开了。期间，不仅邀请了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而且他本人也亲自参加，鼓励与会人员畅所欲言。

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在座谈会上发言，就当时各高校中在读大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且，他旗帜鲜明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的口号，建议高考要从实际出发，保证语文和数学作为重点学科的同时鼓励青年自主选择专业，被誉为了“倡导恢复高考的第一人”。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查全性的发言，还要求教育部长刘西尧尽快予以落实，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最终，这次座谈会达到了解放思想和集思广益的目的，决定取消群众和基层推荐，统一由文化成绩录取考生。

邓小平和华国锋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将整理好的报告以书面形式上报给中央，终于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同志的同意。短短几天后，教育部很快制定完成了招生和考试政策，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高考开始进入到了报名和筛选阶段。

高考报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非常特别，是在当年冬天举行的。期间，纸张的供应出现了问题，为了赶印高考的试卷，邓小平还批准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恢复高考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多万名知识青年和中学毕业生参加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有27.3万人被光荣录取，从此开始接受高等文化教育，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岗位。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是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文史不假个人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就像是一次思想的闪电，电流疏通了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血脉。

在1977年10月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文章以高屋建瓴的眼光看待国家发生的一切，也引起了报社编辑们的一致认可，只是有些提法太过于新颖而暂时被压了下来。

1978年4月，当《光明日报》的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时，当即就啧啧称赞。而且，他还认为如此有见地的文章仅放在哲学版发表有些可惜了，于是联系作者胡福明进行修改，最终定稿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了扩大影响力，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这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是唯一的标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不应该是一层不变的的僵化教条，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和新的结论。

文章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场规模宏大和影响深远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予了高度支持，也对批评之声予以了驳斥。他这样表示: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叶剑英、陈云和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的闸门终于被打开，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环节，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才的地位，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进一步表示:

总的说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共有169名中央委员和112名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全会就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严格审议，成为足以影响国家命运走向的重要会议。

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和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从而，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决策。

1981年6月，随着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其中，全会和决议这样指出: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8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35周年大庆，一场普天同庆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9月30日夜，北京大学生物系的81级大学生们难以入睡，因为他们将在第二天有幸参加国庆的游行。

按照事先的安排，北大学生们的这支游行队伍将会跟在北京大学的彩车后面，从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经过天安门城楼。不过，这种形式显然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激动心情，准备喊出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比如“建成民主强国”，比如“实现国家富强”，比如“改革要加速”等。

但是，学生们总感觉以上的这些口号太过于正式，也太过于官方。直到有人突然喊出“邓小平同志您好”时才觉得意思接近了，但似乎缺少了对领导人的亲切感，最终才改成了“小平您好”。

胡圣虎

为了“保密”，北大学生们在下晚自习后才写完了这四个大字。据胡圣虎同学回忆:

当时也没找到什么好的原料，就找了一条宿舍的床单，但是毛笔又无法在床单上挥写，所以还找来了一块布沾上墨水才写下了那四个字。

在1984年国庆庆典的当天，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行进至金水桥头时，同学们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国人对于邓小平的真情实感。

当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突然看见这幅标语时，心头也是为之一愣。但是，他很快就报之以微笑，还热情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表现出了博大的胸襟。

此后，无论是建国50周年、建党80周年、邓小平诞生10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小平您好”这四个字都一次次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焦点。可以说，这四个字饱含着全国人民对于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深情。@文史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