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定上海滩角色介绍（情定上海滩斯诺恋爱史）

当时，想去海外冒险的美国人，更多的是选择欧洲的巴黎。但是，海伦却选择了中国，这是为何呢？海伦到中国的意图是什么？是海伦的童年经历和她的父辈朋友的影响，促进了她的中国之行。海伦是一个非常怀旧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的女孩，这种观念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931年来华之前的海伦

海伦说：“我知道，我必须到国外去，在那儿待一段，大约一年时间。否则，我就永远成不了大作家，但是，我没有随波逐流，涌向巴黎。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总是认同我的祖先，他们是清教徒，1635年就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海伦先祖的清教徒冒险精神激励着她前往东方的“白银帝国”——中国，一探究竟。从经济上讲，海伦来中国更划算，因为当时中国还实行银本位，与美元的兑换率更高。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破产，美国金价徒涨，银价贬值，美国采银业受到打击。由于有利的兑换率，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只要有很少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而海伦之前担任过犹他州参议员、LDS教会领袖司穆德参与领导的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这一高薪职位，为她来华旅行积累了宽裕的经费。

司穆德一向热衷中美贸易，在他的推荐下，海伦通过美国外交人员考试之后，担任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办事员。此外，海伦还肩负一个秘密使命，就是为司穆德领导的美国“白银说客团”撰写报告，为司穆德的白银货币本位议案提供证据，即说明用白银代替黄金，是有利的。

当时，中国货币仍然实行银本位，而且白银的购买力非常高。比如，一个小康之家，一天的生活费只需要一块铜元，而一块银元大约值160块铜元。如果省着用，一块银元大约抵得上半年的生活费。在司穆德为首的“白银说客团”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于是，在1930年代前期，中国大量白银被运往美国纽约“套利”。由于美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银价的上涨至少可以获利10%。在这次淘银热中，根据1934年的货币价格，每天大约有100万美元的白银流出上海。而海伦斯诺来华的秘密使命，就与司穆德白银集团的此项“白银套利”有关。

1930年代，在司穆德为首的“白银游说团”的支持下，美国提高银价，中国大量白银从上海运往美国套利。

海伦继承了她母亲善于交际的天赋。当她在西雅图启航时，还顺带找到一份兼职。那时，西雅图的美国邮轮公司的太平洋航运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缺乏游客而濒临破产。为此，著名的斯克利普斯报业联合会驻西雅图分会聘请海伦作为远东通讯员，请其写文章鼓吹东方旅游业的前景如何美好，以拯救已经死去的美国西雅图邮轮业。

1931年8月，美国“林肯总统”号客轮轻快地驶入黄浦江，甲板上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欲一睹向往已久的上海外滩码头的风采。在这些人中间，只有两位青年女子，其中一个是23岁的海伦，一个是帕特·墨菲，她的丈夫是海军上尉，此刻正在长江巡逻舰上执行任务。

海伦穿着白色的西装短裤，头戴遮阳纱巾，手拿相机，不停地对着外滩拍照。旁边还站着两位献殷勤的男士，其中一位是来自安那波利斯的海军上尉，他帮海伦提着高尔夫球拍；另一位是弗吉尼亚的小伙子，看上去很高傲的样子，手中拎着海伦的网球拍子。这些旅客基本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大多数要去菲律宾的马尼拉，有几个是英美烟公司的新雇员。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茫然无知。唯一的中国通就是海伦。

来华之前，海伦做足了功课。她特意阅读了刚刚出版的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在家里时还读过著名中国通J.B.鲍威尔的《临城劫车案报告》，叙述他在1923年在山东临城被土匪头子孙美瑶绑架的故事。此时的黄浦江上，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军舰、商船自由驰骋，横行霸道。“林肯总统”号靠岸时，一群洋车夫为争夺拉客生意，争吵起来，动起了手脚。前来迎接的美国邮轮公司的代理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他对海伦一行人说：“现在中国人不敢伤害外国人”，“看上去似乎很危险，别管他们”。

从外滩码头到理查饭店，只需要穿过外白渡桥，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但是，美国邮轮公司代理人讲究排场，他雇佣了20多辆洋车，将海伦一行送到理查饭店大门口。这家位于外白渡桥畔、黄浦江拐弯处的理查饭店是由某个美国船长出资建造，一度是东方最漂亮的旅馆，它的对面是俄国驻沪领事馆。这时的上海滩大约有3808名美国人，他们拿着用美元支付的工资，而一美元可以兑换中国银元四到五块。

1930年代，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而理查饭店（浦江饭店）就在桥北侧。

当他们的美国同胞在国内饱受经济危机的折磨时，海伦和她的美国旅伴此刻却能在中国享受着王子般的生活。海伦说：“在理查饭店的大厅里，我们没有等候就登记完了。每人有一个穿着白上衣、满脸堆笑的侍者做向导，带我们进入房间。从码头到旅社简单的洋车旅行，已经把我们从普通人升格成了达官贵人。在一个苦力价格低廉的异乡，我们的额头上印有美元的标记。”

年轻漂亮的海伦来到上海之后，简直成为上海外国男人中的“女皇”，整天有许多未婚的美国高富帅男士围着她转来转去。那时的上海滩，外国人男女比例是10:1左右，即使姿色平平的女孩也能成为“一天的女皇”，更不用说年轻漂亮、气质超群的海伦了。海伦居然还没有结婚，这个爆炸性消息在上海的美国单身男子中间传开了。很快，有六位有钱有势的美国男子决定追求海伦，他们找各种借口约见美国驻沪总领事柯宁汉，为的是“顺带”邀请海伦。

在美国领事馆工作不久，海伦就从普通办事员升格为总领事柯宁汉的私人秘书兼社交秘书。海伦在美国领事馆的升迁是“直升机式”的，其背后的助力显然是LDS教会的领袖、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元老司慕德的推荐信发挥了作用。海伦自己就说：“我来上海时带的不是社交短笺，是给老中国通的命令，请他们照顾一个到帝国前沿阵地来考察的年轻的美国人。柯宁汉和他的对手密勒和鲍威尔都是这样理解这些介绍信的。”

这一职位薪水非常高，如果将美元再换算成中国银元的购买力，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上海美国总领事柯宁汉此时还是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中的“首席领事”，外号“上海的沙皇”。作为“上海沙皇”的私人秘书，海伦也成为中外社交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美国总领事柯宁汉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他已经在上海生活多年，自五四运动时就一直在担任上海总领事。在他的带领下，1926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同意在中国外滩建造一幢新的美国驻沪领事馆大楼，以显示“美国在上海的永久利益”。

美国驻沪总领事柯宁汉

她的权力非常大，诸如美国总领事和上海美国侨民团体的社会活动都归她管。为了显示美国领事馆的“尊贵地位”，海伦往往会故意延迟与来访的各界来客的会面时间。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是为“一二八事变”。这天晚上，美国驻沪著名记者亚朋德已经提前获得日本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他特意打电话给海伦的领导美国驻沪领事柯宁汉。但是，柯宁汉在电话里说：“你肯定错了。日本总领事半小时前亲自来拜访，向我保证说，中国接受了日本书面要求后，整个危机就结束了。闸北没有陷入混乱，既没有暴动，也没有抢劫。”

1月28日晚，当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钟声敲响11下之后，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死寂。晚上11点5分整，城市里响起了枪声，很快，机关枪开始突突作响了。日本人派出海军陆战队跨过公共租界边界，进入闸北。当时驻守闸北的是十九路军。次日早晨，日本开始轰炸闸北。刚来不久的海伦冒着战火，采访了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十九路军长军蔡廷锴将军。在战争期间，海伦穿着外国记者常用的防水短上衣，脚登皮靴，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拍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照片。

海伦（左一）采访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右一）

对于日本轰炸上海闸北，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无比震撼。国际主流媒体发布社论，抨击此事。尤其是英美等国媒体更是强烈谴责。日本轰炸上海期间，海伦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记载了她的战争见闻：“昨天，我到了战场。埃德加·斯诺带我到上海北站，那里发生了很大的伤亡。在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中国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一名中国号兵”。

1932年国庆，海伦当上了“美国侨民委员会”秘书，她在上海的社交活动达到了巅峰时刻。海伦在上海滩担任美国领事馆的社交秘书时，正是美国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代。自1927年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之后，中美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在中国更受欢迎。以胡适为代表的“华美协进社”此时正致力于中美文化的友好沟通。曾担任华美协进社主席的孟治（Paul Chih Meng）说：“今天，美国被中国人民看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作为美国驻沪领事馆的社交秘书，海伦成为沟通中国友谊的当然使者。

在正式场合，海伦通常穿戴一件正式的礼服，这套礼服是一件粉红色的长裙，有一个宽领和黑色丝绒腰带，穿的时候戴一顶宽檐的平顶草帽，旁边垂下一条黑色丝绒的细长带子。有许多宴会场合，海伦用一只手提着长裙，操办着各种事情，这时她总能感觉到有一双充满忧思的迷离的眼神望着自己。这双迷人的眼神是埃德加·斯诺投过来的，他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是《密勒氏评论报》老板鲍威尔的“干儿子”，两人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自1927年斯诺离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来上海后，鲍威尔夫妇就把斯诺当做自己的养子看待。鲍威尔40岁左右，是一个夜猫子，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一个猫头鹰。他和斯诺都是著名的亲华人士。

对于怀揣作家梦的海伦来说，著名记者斯诺是她崇拜的偶像。故而，海伦刚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斯诺见面了。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是在上海外滩的“沙利文”店，这家店是上海唯一出售冰激凌的地方。而充当“红娘”的则是上海美国副领事，这个副领事瘦高个，为人友好，也是一个单身汉。他当时也想追求海伦，当海伦提出要见斯诺时，副领事很不情愿地拨通了斯诺的电话。但是他有意让这次约会泡汤，故而他在电话中对斯诺说：“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海伦的姓）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 副领事与斯诺的通话，被一旁的海伦都听见了。尽管副领事在电话里反复强调海伦很“胖”，很“老”，斯诺还是答应见一下海伦。约会的地方就是外滩附近的沙利文店。

1930年代的埃德加·斯诺

电话挂掉之后，副领事吃醋了，他开始说斯诺的坏话了。他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上海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又说：“我还没有结婚，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在沙利文店，海伦抬到看见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白上衣的人进来了”，这人“脸色苍白，雀斑也现出来了”。在向导的介绍下，海伦知道来人就是斯诺，她非常失望。此前，她想象中的斯诺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强壮的，健康的世界旅行家。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

不得不承认，斯诺是一个恋爱高手，他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总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傲慢。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了像你这样的那个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肥胖的阔太太。”当时的美国青年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是彼此打趣，这是一种猜谜活动，总是调皮地让对方摸不透。与其他急乎乎的美国单身男子不同，斯诺谈吐自然亲切，举止文雅，这一点打动了海伦的芳心。之后，沙利文成为两人经常约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宋庆龄，成了朋友。沙利文是上海美国侨民寄托乡愁的地方，当你品尝着那清洁的冰甜的冰激凌味道时，美丽的乡愁就在心中融化了。

担任上海美国领事馆社交秘书的海伦，身边都是追求者。

为了更好地接近海伦，斯诺聘用海伦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驻外记者，而且直接归他领导。当海伦告诉他，要计划写一本书，而且“25岁之前不结婚”时，斯诺没有反驳，而是顺着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但是，1932年9月21日，海伦25岁生日那天，斯诺开始了正式的求婚行动。

这天，斯诺早早地带着栀子花来了。两人照常去沙利文喝茶，纪念一年前的首次相逢。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斯诺羞涩地说：“你已经过了第25个人生的里程碑”，同时将一个银戒指送给海伦。海伦说：“先放在我钱包里吧，写书是优先的”。斯诺说：“从一年以前，我们坐在这张桌子的头一分钟起，我就知道了。这不是真正的阴阳，是八卦命。你不觉得我们的婚事不但是在天堂做成的，而且是在中国天堂做成的”。谈到婚事，海伦提议等她来年的生日时再算命决定吧。

斯诺等不及了，他拉起海伦的手，两人乘车去了静安寺。庙门口有一个老和尚，满脸皱纹，还有一个长着毛的痣。斯诺提议请老和尚算命。老和尚匆忙拿起竹筒，请他们抽签。随行的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说：“两人命理很合，老好，有福气，应该立即结婚”。其实，司机早已被斯诺给买通了，他说的话哪里是老和尚的话呢，都是斯诺事先编好的台词。斯诺说：“天意，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一旁的司机也咧开大嘴，会意地笑了起来。就这样，海伦被斯诺征服了。

在去东京结婚之前，宋庆龄请他们吃了晚餐，并在宋宅遇见了杨栓，杨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1932年的圣诞节正午，斯诺与海伦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领事馆结婚了，证婚人是约翰·阿里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就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很多不了解美国政治内情的日本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罗斯福当选总统，就会让对日本不友好的国务卿史汀生从此消逝”。据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的日记记载，当时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两个日本仆人听到罗斯福当选总统的消息，高兴得欢天喜地，说：“史汀生就要下台了”。其实，这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人是坚决抵制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此刻，正在日本东京度蜜月的斯诺夫妇就是美国人反日情绪的代表。

海伦与斯诺的结婚纪念照

在当时的来华外国人中间，作为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牌记者，斯诺是出了名的，而他的亲华立场也是出了名的。准确的说，斯诺的亲华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上。而海伦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结婚，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在那时的来华外侨中间，斯诺其实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外国侨民用近乎吓唬的口吻对海伦说：“别跟斯诺和鲍威尔来往，他们是亲中国的”。

对于此种“偏见”，海伦不以为然，她说：“我不愿被任何像‘亲中国的’这样听起来可怕的东西传染，……我一直是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有我自己的学术见解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斯诺结婚，海伦也渐渐地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明德史馆”：LightOfHistory_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