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秤计量方式（天平到杆秤之-----天平）

我国最早的称重交换的衡器属等臂式天平。

衡器的发展，大体上经过天平·环权—衡称·称锤—杆秤·秤陀等三个阶段。

等臂的衡杆（天平）

非等臂的杆秤 秤砣

定量砝码---不定量秤砣

《国语·周语》吴 韦昭注:“衡，称上衡，衡有斤两之数。”

《御览》卷三七六引《诸葛亮书》:“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中国传统权衡器具在夏商周时期已经萌芽，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成熟的天平。

中国一个现代小故事

一位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云南边区，对当地少数民族度量衡进行过一些调查的同志，说：在一般情况下，土著民对量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量值，在分配和交换时，对物品的多少、轻重都不甚计较，但群众中也有一些简单的度量衡工具。 如有一次，采访一户土著民家，正巧碰上另一位村民来借当地比较珍稀的盐巴，主人便用一根提纽在中心的木衡，一边垂重物即“权”，再将来者所借出的盐放在横杆的另一端，“权”来回移动， 直至横杆保持平衡后，再在置“权”的位置刻一横线作记号。主人这一举动引起了调查者的极大兴趣。 主人说，这支简陋的“秤”是他自己做的， 必要时偶尔用一次。 待借物者归还时，只要把“权”仍置于所刻横线处，便可以得到与所 借 出 时 重 物 相 似的物品了。

天平存在的最古老实物证据，年代为公元前2400–1800年，发现于印度河谷(今巴基斯坦境内)。

印度乡村现在依然在用古老的天平

在埃及，天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78年前后，但其使用时间，很可能要早得多。

奈斯曼《亡灵书》

卢浮宫藏奈斯曼《亡灵书》，也称量心脏图，陪葬时间约为公元前1391-1353年，亡灵书是写有葬礼祝祷词的莎草纸卷，绘有逝者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神灵的场景。它通常放置于墓穴中木乃伊的附近，或在木乃伊裹布里贴身放置，伴随逝者前往死后世界。埃及是世界上发明莎草纸最早的国家：埃及人在5500年前发明了莎草纸，造纸原料是尼罗河流域的植物莎草。

中国的古代天平，楚墓实物发掘来自春秋战国的楚国（兴亡年代前1042年至前223年）【《史记》
卷40楚世家，《 春秋左氏传》（始见于桓公二年）】。

天平砝码最早发现于楚国中心地区的江陵一带，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从战国中期开始流行，并开始出现在湖南地区的楚墓之中。天平、砝码的流行和传播与是在楚文化的传播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天平、砝码共在4个省份发现，以湖南省最多，湖北次之，安徽再次之，江苏最少。绝大部分出土集中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地区的楚墓，而又以湖南长沙一地所出占了大多数。战国晚期，楚墓中随葬天平与砝码最为盛行。 江苏，安徽地区发现天平、砝码，应该与楚国攻灭越国，尽取越国领土 (前306年)有关，此时吴越地区发现楚墓，大体都应属战国晚期。然而，秦于前278年破楚鄂都，尽占江汉地区，楚迁避于陈。经过统计，江陵地区战国晚期早段以后，随葬天平与砝码墓葬基本不见。但是，湖南长沙楚墓在战国晚期出土天平与砝码墓葬却达到最多，时代一直延续至楚国灭亡。这也就反映了，在战国晚期白起拔郑之后，楚文化在江陵地区逐渐衰落;而在湖南长沙地区，楚文化却兴盛起来。考古发掘证明，湖南长沙、益阳等地在战国晚期一直在楚国的控制下，“大概要到楚亡于秦时或秦‘平定江南’(公元前222年)时才归秦所有。随葬天平与砝码的墓葬均为典型的中小型楚墓。墓主人身份应当是当时的楚国中下阶层。随葬天平、砝码的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的商人，即从事商业活动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博青铜馆藏的鄂君启节，博鄂君启金节 【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

车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为鄂君启之囗囗铸金节。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黾(渑)、箭，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车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当一车，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野)，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

舟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辰之月，乙亥之日，王处于茂郢之游宫。大攻尹睢王台命集尹囗囗、缄尹逆、缄令囗为鄂君启之府囗铸金节。屯三舟为舸，五十舸，岁一返。自鄂往，逾油，徒(涉)汉，就邔，就芑昜(云阳)，逾汉，就郢，逾夏，内囗，逾江，就彭逆，就松昜，入泸江，就爰陵，徒(涉)江，入湘，就誓，就洮昜，入耒，就郴，沅、澧、油、徒(涉)江，就木关，就郢。见其金节毋征，毋予馔食;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入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

中国国家博物馆 鄂君启节

可以看到楚国庞大的商品货物输出，交换，用的是什么作为支付？

黄金。

楚金币是流通中的秤量货币。楚金币用于巨额支付时可以几块、几十块的使用，无需剪切。而用于小额支付时须按需要量进行剪切，因为切块的大小不可能十分准确，所以必须进行秤量。秤量的工具主要是天平与砝码。剪切以后的金块与支付额有出入时则用铜贝作为找零，所以楚金币是主币，而小铜贝则为当时的辅币。铜贝的重量来看大小不等，最重者5.56 克，最轻者 0.6 克。

南京博物院 蚁鼻钱

黄金在那个时代最精细的称量手段，天平。

西周的青铜器铭文，记有“锊”、“寽”、“匀”的文字。金即铜，“寽”和“匀”是计量的单位名称。说明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已经有了计量重量的手段。权是度量衡制度里的衡器。相当于今天的砝码。

西周时应出现了重量单位“斤”。斧、斤是古代的两种砍伐工具，二者形体和功用总体相似。作为重量单位的“斤”，是由斧(斤)的实物转化而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形体较小的青铜斧(斤)逐渐转化为专门衡量其它物体重量的标准。“斤”作为重量单位，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和文献里，说明当时“斤”已经得到广泛使用。根据出土器物实测以及后世东周、战国时期斤、钧的量值，推测西周的1斤约合250克，1钧合30斤。

“益”(溢、镒)既是容量单位，也是重量单位，“益”所代表的物质，有可能是黃金。可以知道，体积1溢的黄金重量可折合为240两，有可能把体积为1溢的黄金重量的1/12 (此为小鎰)或1/10 (此为大鎰)定为衡制的鎰，所以1鎰的重量有两种说法，20两和24两。直至西汉初期，黄金以“镒”为衡制单位。太史公曰:“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秦代黄金为称量货币，交易使用时要用秤来称。秦代以“镒”为黄金衡制，是对战国时期黄金衡制实施统一规范的结果。

“两”，“铢”只在更精细的物交换中出现，黄金，应首先出现在楚国。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度量衡的单位明显不同，但朱(铢)、两、斤(益)、钧、石制的重量单位体系己在许多诸侯国广泛使用，单位系统逐步形成。

战国中期前后楚国在称量黄金货币时, 使用的为“ 益” 和“ 两” 等重量单位,并且一“ 两” 约为现今的15.6 克; 一“ 益” 等于16 “ 两” , 约为现今的2 50 克。战国中期前后楚人称量黄金时所用的重量单位是益、两、株。

《小尔雅》汉·孔鲋　　广衡十三 二十四铢曰两，两有半曰捷，倍捷曰举，倍举曰锊，锊谓之锾，二锾四两谓之斤，斤十谓之衡，衡有半谓之秤，秤二谓之钧，钧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

已经很成熟的衡制换算了。

长沙楚 天平 砝码 年代分析

《长沙楚墓》报告中经过对2048座长沙楚墓进行全面整理和系统排队，认为在春秋晚期(一期)和战国早期(二期)的楚墓中均未发现天平、砝码，天平、砝码到战国中期才开始出现，到战国晚期(第四期)发现的天平、砝码最多。出土全套天平组件的M185(即1954年左家公山15号墓)的年代应定在第三期六段，即战国中期晚段。“楚国的衡制从战国早期，中期至战国晚期是稳定的，不但斤、两、铢制没有变化，重量也无变化。同时说明楚国与全国范围内的衡制基本上也是统一的”。从江陵溪峨山M3、江陵雨台山M410这两座战国早期楚墓所出的砝码材料可以证明。

湖北江陵也许有更早期的楚天平砝码。

1 益阳 楚墓 出土时的砝码和天平盘是这样的。

2 最早的楚权 春秋中期 楚国铜环权 江陵雨台山M410

报告将其定为第三期，为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四世纪初)。 也有认为春秋晚期。

1975年湖北江陵雨台山M410号墓出土，荆州市博物馆藏。4枚铜环权的外径分别是1、1.24、1.57、2.05厘米，重量分别是0.8、1.5、3.5、7.1克。从墓中出土器物形制等方面分析，墓葬时代可定为春秋中期。环权第三与第四枚的重量成倍比关系，分别按六铢、十二铢（半两）折算，每斤合224~227.2克。

3 最全的等臂天平杆秤 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晚期楚国秤

是中国考古发掘的最早的秤。出自1954年出土的战国晚期楚墓。在“ 头箱”( 即棺撑间的头部空间) 内放一竹笥, 内置一套天平法马, 还有铁削、木梳、毛笔、笔筒、竹算筹和泥饼等物。天秤保存很完整，木杆长27厘米，中间置丝线提纽，两端各系一铜盘。砝码大小共九个，分别为当时的一株、两株、三株、六株、十二株、一两、二两、四两和八两。天称和砝码制作非常规范，这是当时称量黄金货币的衡器。

战国中期晚段长沙楚墓M185(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墓室为土坑竖穴，东长306，西长298，南宽178，北宽180厘米。墓向正南方。头端有一墓道，己被破坏，据说墓道为斜坡式。葬具共两层，一掉一棺，木桦结构。人骨架保存完整，死者男性，年龄约在三十五岁左右。葬式是头向南，仰身平卧。随葬品都放在头箱与边箱内。头箱内放有陶鼎、陶敦、漆羽筋、陶雄壶、竹筐等。边箱内放有陶壶、陶盘、陶匝、木俑、漆盒、皮甲、木戟、竹弓、木剑犊与铜剑。在木棺内死者头端放有木发替一根。共计随葬品40余件。值得注意的是头箱竹苟内的一套完整的天平与砧码，竹筒内还有铁削、木梳、毛笔、笔筒、竹算筹和泥饼等物。

常棉 M47（注：指 1958 年湖南常德德山墓出土的一套天平）出土的天平砝码放在头箱和边箱交界处的竹笥内，同时还有鼻蚁钱和铜铃等。

可见在当时楚衡是极其普通的日用器具，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如西汉“钱衡”的出土考古记载竹制天平衡杆和砝码置于边箱里的竹笥内，另外同时也放置笔、墨、牍、砚、削、半两钱和算筹等。

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保存十分完整:天平衡杆长27厘米，中间有一丝线提纽，丝线长13. 5厘米;距衡杆两端0. 7厘米处有两个秤盘，盘为青铜器制造，盘径4厘米，盘边对称地系有4根丝线，每根长9厘米;系秤盘丝线的上端，束拢后分别系在衡杆两端0. 7厘米处.交易中实际称量时，两个秤盘分别放置金币和青铜砝码，提起提纽，增减秤盘中的砝码的质量，使天平衡杆平衡呈水平，此时秤盘中的砝码的质量即为所称的金币的质量.因为这种天平衡杆上提纽到两端的秤盘丝线系点距离相等，从力学来看为“等臂”，所以称为“等臂天平”。所列环权的尺度和重量来看，环权型的天平衡器的砝码重量较轻，一整套砝码全部的重量才只有合楚制一斤，约250克。可见一斤等于一六两的计量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己经形成定制，由于砝码重量较轻，故而环权的尺寸不大，该套环权的最大直径仅为4.95厘米。

4 完整的权衡器---臤子天平

1933年,湖南长沙发现（或言安徽寿县楚墓出土）的一套完整权衡器，包括6枚铜环权、1木质衡杆和2个铜盘，同时置于一竹笥内。木质衡杆中间有提纽,两端各以四根丝线系铜盘。6枚环权重量按倍数递增，依次重3. 7克、7. 6克.15. 6克、31.4克、62克、125.5克,分别相当于6铢、12铢、1两、2两、4两、8两。其中第4枚权上刻。前两字为合文，后两字当为官府颁发的标准器。

5 江陵九店 M246 5组 天平砝码

完整的一套天平衡器包括:天平衡杆、砝码、托盘以及系提钮、托盘的丝线。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等臂天平。

6 常德地区木椁墓( 58 常棉M ,50) 出土一套天平、法马, 包括一件天平杆, 二个天平铜盘和六个铜法马。

天平杆为木质, 杆长21、宽1.2、厚.0 4 厘米。杆正中及两端有穿孔, 但线已不存。天平铜盘二个, 边缘也有四个对称的小孔。盘直径4.4厘米, 每个盘重6.9 克。

7 最引人注目的不等臂横杆，当属楚幽王(公元前268年―公元前228年)墓出土

楚 “王”字青铜衡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平衡杆一般为木质，故难以流传，铜质的很少见。

一件长23.1厘米，宽1厘米，厚0.35厘米。

一件长23.15厘米，宽1.3厘米，厚0.35厘米。

两件铜衡形制相同，体扁长，衡干背都刻一“王”字。杆中部上方有拱形突起，中有孔，系拴提绳的鼻纽。

铜衡杆的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

两件衡杆正面均刻线，一件刻十等分，每等分一寸；一件中间二寸有寸刻线，其余每半寸刻一线。
这两件青铜衡杆为窄长条形，中部上方有圆形突起，中有一圆形孔，系拴提绳的鼻钮。横杆的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两件横杆正面均刻线，一件刻十等分，每等分一寸；另一件中间两寸有寸刻线，其余每半寸刻一线。两件横杆背面均刻一个“王”字。
此衡是以刻线来计算称锤到提点的长度（力臂）和被称物品到提点的长度（重臂），然后计算物品的重量，是一种比较准确的衡器。寿春（今安徽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在这里发现有寿春故城遗址，在城北的长丰县杨庙、朱家集一带还发现战国晚期的大型墓葬，李三孤堆墓更被认为是楚幽王之墓。因此，在寿春故城内出土的刻有“王”字的青铜衡，很可能是楚迁都寿春城后王宫使用的遗物。

这是不等臂天平，楚“王”铜衡杆(两支)分别刻十等分和二十等分线，长23. 1 c;m，可作不等臂天平衡杆使用.其对应的权型仍是圆权。称量的最大适应值应在斤数左右。“王”铜衡在一定程度锈蚀的情况下，实测表明，感量小于0.1克。

8 砝码形制楚国的全套砝码应当是10枚

砝码均为环形，故又称之为环权。砝码铸成环形的优点:重心较低，称重时不易滑动，易于与圆形圈底的天平盘配套使用;大小容易区分，便于更加准确快速地称重;构造比较简单，便于携带。实际称重时，通过增减其中一端天平托盘中的砝码，使天平横杆呈现水平状态，此时天平盘中砝码的重量即为所称物品的重量。在一套天平衡器中，砝码居于中心地位，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出于流通中精确称量的需要，对于砝码来说务必要求精细的制作和使用的统一性。

9 铜环权最多的， 12组，西汉 海昏候墓 标本 M1 ∶ 732-3-27

大刘一斤

12枚砝码，有2枚最大的，所以才出现了偶数 青铜材质最大的一枚上刻着“大刘一斤”，最小的一枚实测为五铢。这套砝码最轻的可以称到2克，全部加起来可以称一两斤的物品。汉代的衡制规定，1斤＝16两，1两＝24铢。《汉书·律历志》说：“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在出土的十二枚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斤为248克，最小的五铢为3.5克。全部加起来也只能称几斤重的物体。一枚最重的铜环权上刻有“大刘一斤”四字，说明这套铜环权与“大刘记印”是同一时期使用的，很可能是专门用于称黄金或称药材的，所以也叫“称钱权”。与“称钱权”配套使用的“称钱衡”在哪里呢？海昏侯墓考古发掘至今并未发现衡杆。由于衡杆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不容易保存，因此秦汉时期的衡杆出土不多。仅存的几件衡杆最长可达64厘米，而最短的只有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由此而推断出一种可能性，就是用九寸长的玉质黄钟律管作为衡杆，以丝线绑在中间作提纽，再将细绳穿过律管孔两边，同时吊起两只衡盘，类似现代的吊杆式天平，达到称重的目的。

本文结尾，我们看看，楚之后千年的南宋， 外贸船“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天平

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宋代著名沉船“南海一号”，“南海1号”瓷器风格带有异域风格，如德化密的仿金银器执壶。船上铁器在贸易品中占比甚高，总重量超过130吨，展示了铁制品在宋代海洋贸易中的重要性。

“南海1号”船舱发现整套天秤、砝码，为适应海外市场交换的需求，与沙特塞林港附近出水的铜砝码几乎一样，印证了宋代中国远洋贸易的繁盛。

沙特塞林港遗址发现的青铜砝码与“南海一号”沉船中出水的青铜砝码形制极为相似，铜天平小而精致，两端还有饰物，秤盘较小，且有花卉纹饰，推测用来称量金器、朱砂等物之用。

应注意到，砝码标准的10个一套，第十一个和第十个是等大的。中心有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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