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乾隆皇帝震怒（让乾隆皇帝震怒）

清代的西藏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的混合社会，常出现重大事件由神谕定夺的情况，形成了四大护法神巫系统：拉穆、乃琼、噶栋和桑耶。

其中的乃琼护法，虽几乎贵为达赖喇嘛的御用护法神，但拉穆护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冠盖群伦，尤胜乃琼一筹。

由于在众多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拉穆神巫名动天听，多次出现在清朝君臣奏对之中，甚至让乾隆皇帝震怒，指名道姓得下旨斥责，并最终引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金瓶掣签制度。

拉穆护法究竟做了什么，引得雷霆之怒呢？

皇帝下旨斥责后，拉穆护法又命运如何呢？

且待我从头细细道来！

故宫博物院藏——拉穆吹忠唐卡

拉穆护法也称“拉穆吹忠”，“吹忠”即藏语中“护法”之意，其主寺位于格鲁派祖寺甘丹寺东北不远处，两个寺院在历史上有很多渊源。

不过，拉穆寺的建成年代远早于甘丹寺，其建成年代，据说可以上溯至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卫藏十人”中的鲁梅大师。[1]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发起灭佛运动，卫藏（前后藏）地区的佛教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灭佛的混乱中，有三位僧人带着经卷逃到了，今青海化隆县境内的黄河岸边。

他们在继续修行期间，收了一位当地本教徒的儿子为弟子。

这位弟子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有名的“东律始祖”喇钦·贡巴饶赛（“喇钦”意为“大上师”，是对贡巴饶赛的尊称）。

贡巴饶赛在化隆境内建丹斗寺传法，安多地区的佛教渐渐兴盛起来。

当时割据于桑耶寺附近的领主，对弘兴佛教有需求，在获知了贡巴饶赛大名后，便出资派遣一批人前去学习，这就是有名的“卫藏十人”，鲁梅是其中之一。

据说贡巴饶赛对鲁梅评价极高，认为“戒行严谨，可任堪布”，在鲁梅学成回藏前，他向师傅请求赠送一件纪念品，贡巴饶赛将头上戴的一顶沾着黄土的帽子相赠，并说：“戴上这种帽子，你就会想起我。”

鲁梅回到西藏后（978年），宣讲戒律严格的教法，修复了遭废弃的桑耶寺，培养出一批号称“四柱八梁三十二橼”的弟子。传法期间，他在拉穆地方修建了拉穆寺，这是后弘期以来前藏第一座佛教寺院。

据说鲁梅大师的亲传弟子，为表示不忘根本，都佩戴由师傅传下来的一种有黄色饰边的“修行帽”。

等到宗喀巴大师（1357～1419）入藏学习期间，他对当时僧人的戒律松弛、生活靡费深恶痛绝，希望恢复鲁梅时期的严格律法。

故于1388年，开始佩戴黄色僧帽，由此宗喀巴大师所创建的格鲁派，便被称为“黄帽派”。

这其实是在向鲁梅大师倡导的，严守戒律的思想致敬。

鲁梅弟子学成后，于各地创建寺院，授徒讲法，主寺拉穆寺反倒渐渐隐身于史料之中。

如果没有一段神奇的机缘，可能拉穆寺会像很多寺院一样，消失在记忆之中。

给了拉穆寺重生机会的是梵天护法神。

梵天本是印度教里面创世神，不知何故在佛教密宗里，成了“贪欲”的象征，被众多密宗护法神踩在脚下。

但同时，梵天护法神又享受着“世间护法”的神格，甚至在藏地史诗《格萨尔王传》里，被塑造成格萨尔王在天界的祖父（一说是父亲）。

对梵天在藏传佛教里地位变化有了解的朋友，请留言解惑，老布不胜感激。

廖东凡先生在《雪域西藏风情录》一书中记述，大约在明朝时期，有一位途径拉穆地方的行者，突然抽搐在地，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引得附近人的都来围观。

他抽出短刀在崖壁上刻下一尊“赛朗天王”像，并自称被大梵天王附体，成了著名的拉穆吹忠。此后，拉穆吹忠父子相传，到西藏解放前共传了十三代。

此后，拉穆吹忠便常驻于拉穆寺中，由于拉穆寺与甘丹寺距离很近，两寺之间有很多渊源，可能在拉穆吹忠与宗喀巴大师之间有过某种互动。

甘丹寺两大札仓中的“夏孜札仓”，便奉梵天神的怒相为护法神。寺内每年都举行祭祀梵天的活动，遇到疑难大事也都请拉穆降神。

随着格鲁派在西藏影响力日隆，尤其是固始汗带兵进藏，扫平了格鲁派的对手，拉穆吹忠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了四大护法之首。[2]

五世达赖喇嘛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后，拉穆忠吹降几乎成了格鲁派的御用护法神。例如赴京觐见大皇帝前，都由拉穆降神卜问吉凶。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进入了一段动荡的岁月。格鲁派政权中的第司（桑结嘉措）与固始汗的孙子（拉藏汗）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摩擦。当时新疆的西部蒙古势力准噶尔部，积极筹划染指西藏。但明火执仗的进军，容易引起警觉。

准噶尔部的首领心生一计，给拉藏汗下了个套。

他给拉藏汗送信，提出两家结亲，自己的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

拉藏汗的儿子，早就在暗恋这女孩，一心想促成婚事。但作为和硕特部的首领，拉藏汗对准噶尔却心存警惕。

父子争执不下间，便请拉穆降神定夺。

神谕给出了一个很模糊的意见，“池塘布满杂草，池水全被覆盖，双脚伸进池塘，小心没顶之灾。”

父亲认为神谕大凶，儿子认为大吉。

如此截然相反地解读，只能第二次恭请神谕。

再次降下的神谕变得更加含糊，“强迫无济于事，当知珍惜之理”。

这下彻底没法解读了，拉藏汗在儿子寻死觅活的要求下，迫于无奈答应了派他去新疆迎亲。

早有预谋的准噶尔首领，以送新人回藏为理由，派六千精锐取道阿里飞速进军。阿里总督发现异状后，急忙向拉萨汇报，拉藏汗又一次找拉穆吹忠降神，这次神谕倒是给出明确的意见，“茫茫之中起旋涡，边境之地有凶险”。

可有了前两次莫名其妙的神谕，这次拉藏汗对神谕并未在意。等到准噶尔兵至纳木错，才匆忙准备抵抗，结果兵败被杀，和硕特汗庭覆灭。

拉藏汗死了，拉穆吹忠反倒声名更重。

除了备受前藏格鲁派高层推崇外，拉穆吹忠还与后藏格鲁派的班禅世系，也关系密切。

五世班禅圆寂后，需要定夺转世灵通的方位，拉穆忠吹降神称：“扎什伦布寺之主，已降生于扎西孜”。[3]

随后寻访人员，果然在南木林县的扎西孜村，找到了一个候选人，再经过拉穆吹忠降神确认（此时尚无金瓶掣签制度），认定是转世灵童。这便是在北京西黄寺，身染天花圆寂的六世班禅。

有了这份香火情谊，六世班禅及其家族与拉穆吹忠关系甚佳，不但定期邀请至扎什伦布寺做客，还赠予了“达尔汗额尔德尼”的尊号。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

乾隆皇帝为防止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乱局再现，特意赐封第穆活佛“掌办黄教事务吉祥诺门汗”的名号，命其在达赖喇嘛亲政前，代行职责，首开摄政活佛制度。

同时，又命自己最信任的章嘉活佛赶赴西藏，主持转世灵童的寻访和确认。

当时寻访到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来自理塘孩子，另一位是出生后藏的孩子。

但在认定哪个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四大神巫中，有三个认定了理塘幼子，但六世班禅和拉穆吹忠坚定支持后藏幼子。

在章嘉上呈的密奏里讲道：“小僧窃思，班禅额尔德尼系唐古特（西藏）之众世代虔供大喇嘛，拉穆吹忠系名吹忠，其言唐古特人众亦极信服，倘不遵照班禅额尔德尼、拉穆吹忠审视之言确定办理，唐古特要员易起疑心，借故招致事端，亦难意料。

现经班禅额尔德尼几次验看，称后藏幼子系达赖喇嘛。且拉穆吹忠言称，日后倘有哲错可疑之处，我可承担等语。

故小僧即与第穆呼图克图密商，根据情形应确定后藏幼子为达赖喇嘛等因。”[4]

也就是说，章嘉在认定灵童中，主要是考虑了班禅的威望、拉穆的名气。

即便如此，在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撰写的《章嘉国师传》中，依旧记载了，一些格鲁派僧人认为一个山南出生的儿童是真正的转世灵童，拒不承认坚白嘉措是八世达赖喇嘛。乾隆闻报后，非常愤怒，下令将山南幼童，及其老师送到扎寺监视起来。[5]

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

虽然，章嘉活佛平稳完成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过度，但从乾隆心里来说，却未必真正满意。

因为此时，活佛转世已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大量活佛转世于特定家族，所形成的的利益集团，显然对清朝的统治不利。

例如，六世班禅的哥哥是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活佛、弟弟则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夏玛巴），妹妹是羊卓桑顶寺的女活佛。这次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与六世班禅是亲戚关系。

此后，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在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而青海佑宁寺的章嘉活佛、却藏活佛，又与塔尔寺的拉科活佛是兄弟关系。

难怪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指出，“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面对此种局面，清朝皇帝开始琢磨着怎么加以改变。

但这需要一个契机，直接硬来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机会便如期而至。

下篇我们会讲到，乾隆借一次兵祸危机，下旨痛斥拉穆忠吹，改变了转世灵童的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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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 [3]、《拉萨胜迹探幽》_崔世鑫；

[2]、《雪域西藏风情录》_廖东凡；

[4] [6]、《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_王家鹏；

[5] [7]、《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和历史定制》_陈庆英、陈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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