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篆书成就最高（揭秘敦煌地区唐代篆书的真实风貌）

20世纪初，自王圆菉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后，一大批国宝重现于世，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唐 敦煌遗书残纸手稿 大英博物馆藏

就书法而言，敦煌遗书的出土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来自各个时期（从西晋到宋）的丰富的书法作品与书法史料，同时为汉字字体发展的衍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其中，出土于敦煌地区的唐代《篆书千字文》与《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是十分罕见的书法作品，它们填补了隋唐时期《篆书千字文》仅有史料载述而无迹鉴的空白，对书法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

唐 敦煌《千字文七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唐 敦煌《千字文五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唐代小篆墨迹稀少，敦煌地区出土的篆书更是绝少，《千字文七行》与《千字文五行》（P.4702）两者本为一卷（下文合称“敦煌《篆书千字文》”），后断为两部分，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整体风貌上呈现出篆书楷化或篆楷相掺的特征。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标题以篆书书写，十四字，咸通十年（869）写本。它与敦煌《篆书千字文》的书写情况相似。

唐 《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局部）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蒙书研究》指出这件敦煌《篆书千字文》为综合性识字蒙书，也就是说这件作品带有一定的教材性质，这也决定了书手要尽可能地以端正、敬重的态度来书写，以供蒙童识别、诵读、临摹。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纸本上未画有经纬线，但书者在书写时还是尽可能地保持横行与竖列的整齐，每列统一写十字篆书，且篆书右部为楷书释文，即使释文标注有误也会重新修正，如“世”“禄”二字楷书释文位置错位，书者便以斜线交叉说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作品的篆书应当是在正常状态下书写的，非练习之作。同样地，《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的十四字篆书标题的作用是说明事件，并且所使用的场合较为庄重，尽管布局安排错落变化，但在书写上也是一丝不苟的。

尽管如此，这两件作品还是显得十分不同，与我们所熟知的唐代篆书有很大不同，因其杂以楷、隶、篆写之，故后人谓之“篆书奇字”。可以说，这两件作品的面世为我们揭示了唐代敦煌地区篆书书写的真实情况。

“尚法”的观念贯穿有唐一代的书学发展，唐代篆书的主流也呈现出“体贵端而不肆”的特征。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这两件作品出自不同书手且风格面貌相近，与我们熟知的唐代如李阳冰一类的“匀、齐、端”的篆书大不相同，可用“自由散漫”概之，将它们放在“唐尚法”的时代背景下看，颇显违和。

“体势盘曲”“楷隶相掺”“悬针”是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这两件作品的重要书风特征。敦煌《篆书千字文》中的线条曲多于直，多以露锋入、露锋出，有装饰笔画，装饰现象明显，如既、士；线条盘曲折叠，如军、侠、回；有笔画连带现象，如起、翦、将；且笔画粗细不均，如兵、辇；还存在一些错讹现象，如盟、赵。《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中错落变化明显，较之《篆书千字文》显得“不太稳定”，如西字被压扁到了极致，部字右旁被盘叠多次，与唐宋官印中风行的叠篆相类，邈粗细不均，唐、管、内、部、统等字中包围结构的竖线也均呈内缩状。

汉 《姑臧张□□柩铭旌》 202cm×47.5cm

总的来看，“楷篆相掺”的风格特点表现为字形松散，不匀称、不整齐，用笔多露锋，整体显得随意、自由。这种结构与用笔特点实际上在汉代就已初露端倪，如《张伯升柩铭旌》《壶子梁柩铭旌》《张掖都尉棨信》《姑臧张□□柩铭旌》等。其中《姑臧张□□柩铭旌》中的文字近类鸟虫书法，其起收笔大部分为露锋，结构疏密不均，字大小参差，融为一体。这种书写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如周延元在《编目赘言》中记载道：“又刘泽民县宰亦最后得数十卷，内一卷长约丈余，为神玺二年（398）某氏所书，用篆笔体而书楷字，特饶雄健姿势，的为尤物，乃北凉段业时精写之品，惜忘其佛经过目名。”此外，隋唐时期的官印入印文字也与此篆文相类。也就是说，篆楷融合只是敦煌篆书墨迹的外在表象，这种书写性的完成并非一日之功，应是从属于篆书体系中自由、奇异一脉。据笔者查阅，早于这两件作品的唐代篆盖中，亦有书风十分相类者，如湖北襄阳出土的《张轸墓志》篆盖、《张漪墓志》篆盖等。

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中都出现了由露锋形成的悬针篆。悬针篆的大规模应用可追溯到新莽时期，王莽更改货币制度后在钱币上使用的文字，诸如“大布黄千”“货布”等，字形匀称，体势多为纵向，因币赋形且婉转秀美。由露锋笔法形成的悬针篆从汉代被保留下来，启功在论述汉代碑额时言：

它们常表现手写体的特色。像汉《尹宙碑》额的笔划（画），头尾尖、胸肚肥，固然最为明显，即其他汉碑额，也常见活动顿挫的姿态，与秦刻石那种整齐匀圆的样子，往往不甚相同。这个风气，一直影响到南北朝的一些碑额、墓志盖，例如北魏《嵩高灵庙碑》额，笔锋起处收处都极明显；东魏《高盛碑》额字虽力求肥重圆浑，但笔划（画）起止的地方，仍然似乎有意识地要表现出一些尖锋。其他碑额、墓志盖也常有这种现象。这也可以见到古代字体的某种方法和风格，在某种用途上成了习惯或制度以后，即使演变日久，也会遗留一定的痕迹。

从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中可以看出，这种尖锋入笔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唐代，成为人们眼中“异化”后的小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并非是“一改篆书‘篆尚婉而通’的玉箸般的线条”，而应是自汉代以后与玉箸篆同线发展的一脉篆书。

本文节选自《书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

《“纪念碑性”的误读：敦煌出土唐代篆书墨迹的书写性》

《书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