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次郎是什么人（南次郎在天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场国际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被告进行了判决，其中有16人被处以无期徒刑。

东京审判后，正在从囚车上走下来的南次郎（中）

本文的主角——南次郎，就是这16人中的一员，他是这批日本战犯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亦是资历够老的一位，曾一路晋升到日本陆军大将。作为甲级战犯，他双手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今天主要扒拉扒拉他在1919年8月之后在天津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一职时所作所为。

只因为南次郎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他在日记中曾无耻的写道：“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期。”

他是怎样“最得意”、“最辉煌”的？且听我一一道来。

1919年7月25日，南次郎被晋升少将，刚过7月就在东条英机的建议下，担任了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官。

日本的兵营先是设在海光寺，后为北京东交民巷，而南次郎的司令部是在天津的海光寺，这里曾是日本在中国最早的驻军之一。另一个就是满洲的驻屯军，也就是后来犯下累累罪行的关东军。华北驻屯军起初主要负责日租界内的护卫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改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也迁到了北平。

兵力部署图

说到驻屯军，其实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分割出来的租界，它是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获得的在中国驻军的产物，所属兵力主要部署在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此后为侵华日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排左起谌志笃 薛撼岳 郑季清 周之廉 邓颖超 刘清扬 李震瀛；后排左起谌小岑 潘世纶 马骏 李锡锦 郭隆真 胡维宪 周恩来

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等10男生10女生共20人组成了一个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当时成为了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其中，周恩来不仅是出色的宣传者，也是杰出的组织者。他以超群的睿智和才干，成为觉悟社公认的领导者。

觉悟社是天津进步青年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这里的社员们积极探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勇于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说不。觉悟社在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便同社员们座谈，研习马克思主义，并邀请周作人、刘半农这样的知名学者来社里搞演讲。

在当时的天津，觉悟社在北方的革命社团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好景不长，南次郎便令人找上了天津的军警，尤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为首，逼迫他们加紧对觉悟社的迫害。

1920年1月的一天，迫于来自南次郎的压力，在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指示下，天津军警先后逮捕了二十几个爱国团体的代表，把他们全部关进了警察厅的拘留所。

此后，以谌志笃、邓颖超为代表的先进青年开始联合报社等进行声援，并要求替被捕的人坐牢，但遭到杨以德的拒绝。

4月7日，警察厅在南次郎的指示下，除了把在拘留所已经患重病的、年纪较小的代表先行释放外，他们又将先前逮捕的的二十一位代表，移送到了天津的地方监察厅。

7月17日，已经关押了近半年之久的先进青年，在学生联合会聘请的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起诉下，终于将周恩来等二十一人从拘留所中释放出来。

近六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磨灭掉大家革命的热情，反而在周恩来的有力组织下，进步青年们在狱中进行分组座谈，利用有限的资源讲解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交流思想和学习心得，坚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这次事件完全是由驻屯军司令官南次郎逼迫杨以德一手炮制的，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进步青年，妄想掌控中国的青年一代。

张作霖（左）与他的顾问赵欣伯

1928年6月4日5点20分，一辆列车刚刚领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的时候，突然发生大规模爆炸，列车被爆炸声掀起，车厢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车顶棚和车窗全部被炸飞。这辆列车正是张作霖乘坐的贵宾车，爆炸后张作霖受伤不治而亡。这个曾靠日本人起家，最后又死于日本人暗杀的东北王结束了一生。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军阀林立，各方势力相互之间角里，四分五裂的中国处处暗流涌动，假借日本人的支持，张作霖先后于1917年、1919年将黑、吉两省纳入奉系。

但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做个东北王，他更多的想着南下入关，到北京去参与政治，去与直系和皖系对抗分天下。

因此，张作霖当时是很卖力的讨好日本人的。尤其是在天津当驻屯军司令官的南次郎，他掌握着北京的咽喉，上可击东北下可直入北京，南次郎成了真正的香饽饽，被中国的大军阀们极力讨好拉拢。

张作霖麾下当时有四大来自日本的“军师，”分别是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仪我诚也，这四位各有各的本事，在当时军阀林立、日本驻军的大环境下，四人给了张作霖不少的建议，当然也从张作霖这儿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1919年，张作霖为通过南次郎在天津的驻屯军地盘进攻北京，专门派了菊池武夫和町野武马两个日本人对南次郎进行了游说。在得到南次郎的许诺之后，张作霖伙同直系曹锟一举拿下了北京的段祺瑞，实现了他要进驻中原的计划。

张作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起兵赶走了在北京的段祺瑞。至此张作霖的奉系才取得了与直系、皖系并列的地位，真正的在北洋政府形成了直、奉、皖三足鼎立的局面。

为了感谢南次郎的这次“义举”，张作霖曾登门拜访南次郎，表达了奉军听从日本在中国驻屯军的意思。

徐树铮

南次郎不仅是有军事手段的人，他更多的还是有政治上的头脑。俗话说用人用长，正是说的南次郎这种人，他能够把握好他人的长处并加以利用。

张作霖与曹锟合起来把段祺瑞赶出了北京城，张作霖还是借道的天津，南次郎的地盘，按说这南次郎和段祺瑞定是不合了。但恰恰相反，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倒台，而后直、奉两军接管了北京的南北苑营房，并下令解散了徐树铮等创立的安福国会。

接下来的剧情就有点狗血了，段祺瑞和徐树铮在逃亡的路上，第一站就是来到了南次郎的天津驻中国屯军点，投在了南次郎的旗下。

南次郎自是照单全收，在中国的地盘上有几个真真的中国通，那是必不可少的。段祺瑞还好，还懂得反抗，知这日本人不是啥好人。而徐树铮就表现的有些许亢奋了，他先是主动的听命于南次郎，获得南次郎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而后利用南次郎在京津的影响力妄想再次掌控北洋政府。

徐树铮真把南次郎当成了自己人，而南次郎也不傻，看着这个有些落魄的年轻人甚是欢喜。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建立在相互的利用之上。徐树铮冲在前面敢当爪牙，为了南次郎他可没少霍霍中国人，帮着南次郎平了不少事。

自1917年以来，日本国内因为降雨量非常少，到了1919年底严重的旱情几乎导致了庄稼的颗粒无收，这也致使日本陷入了饥荒。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只能靠吃地瓜蔓和其它没有营养的食物充饥。南次郎的家乡亦是如此，家里人就委托南次郎把在中国的粮食运到日本去。南次郎在得到家乡人民的求助后，就将这艰苦任务交给了徐树铮，徐树铮果然也没有让南次郎失望，他多方筹集，最终在日本舰队的支援下，将属于中国人民的三亿斤大米偷偷的运到了日本，他自己也因此得以到日本学习。

1920年7月3日，张作霖、曹锟、李纯等通电公布了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的六大罪状。再次证明了他敢当日本人的爪牙。

徐树铮当时作为皖系的二把手，又得到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南次郎的赏识，早就狂的没边了，他甚至于经常派人暗杀“闹事”的先进青年。段祺瑞曾多次与徐树铮商谈，但后者仗着南次郎撑腰，时常不把段祺瑞说的话放在心上，这或许也为他将来将来失去政治优势的埋下了很深的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南次郎这人还比较爱炫耀。时常通过炫耀来增加自己的存在感，他手下这些人就投其所好，先后从日本将他的父辈、哥哥接来天津，以通过炫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南次郎是在1921年1月20日离开的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位子，其后正式担任日军骑兵第3旅团长，一步步走上了甲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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