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家拍古代剧（当下民间演剧的入门教科书）

原创： 傅谨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本文为《戏苑尘梦》序一

庄先生是戏剧界的长辈，在泉州这个著名的戏窝子里浸淫多年，对泉州戏班了解与研究之深，自是我这个外人无从置喙的，但庄先生书稿里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恰好是我多年兴趣所在。我愿意将拜读书稿时的体会写下来，一方面求教于庄先生以及泉州的各位前辈同行，一方面也与读者共同探讨。

泉州有戏班的历史，大约不会短于七八百年，面对各种学术上的争论，泉州究竟是否可以称为中国戏剧的发源地之一，短期内还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今天的泉州是最好地传承和保留了中国戏剧传统的地区之一。从数百年前一直存续到今天的梨园戏和傀儡戏，岁月沧桑的痕迹清晰可见，但它们依然以其极具古典风韵的方式存在并且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就是一个明证。而且，正如庄长江先生这部著作告诉我们的那样，整个２０世纪泉州戏班的起起落落，梨园戏、高甲戏和歌仔戏的代嬗兴替，固然体现了泉州地方文化的内在脉络，同时也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泉州戏班，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戏剧史，包括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发展历程，都具有特殊的示范性。

我也确实是这样读这本书的，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现当代戏剧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经历了一次突变，但这一历史突变的背景、原因以及具体的历程，并没有得到真正客观与深入的研究。１９４９年前后的国共易帜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更迭，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转换，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的所有领域，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深深渗透到肌理之中的由外形到本质的彻底变异，戏剧决无可能自外于这样的进程，“戏改”就是努力推动传统戏剧使之尽可能跟随社会变异的运动。然而晚近数十年里相关著作涉及到这段历史时，大多基于肯定这一变革的合理性的政治立场，夸张地强调１９４９年以前戏剧市场的凋敝以及艺人们生活的困苦，借以反衬解放后戏剧以及艺人们获得“新生”后的欣喜与感激之情，但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历史叙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就如同我在《新中国戏剧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和多篇研究文章提及的那样，即使从戏班的数量这个最直观的角度考察，我们也不难看到，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几年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戏班的数量不是增加而是急剧减少了，艺人大量流散，他们的生活在解放初的几年里普遍陷入困顿，这并不是需要多深入的研究才能发现的秘闻。从庄先生书里我们也会看到这一不争的事实。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当然是需要认真考察的。解放初年艺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普遍提高以及他们的对新社会的向往与期待，确实能够找到许多事实的支持，但在经历这重大的政权更迭时，戏剧、尤其是生存于民间的传统戏剧并没有迅速随政治领域的变动而真正完成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跨越，因此民间戏剧与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之间难以相互适应这一严峻的历史真相，却被历来的众多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这恰恰是戏剧当年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都很难说这一跨越已经真正完成了，而无论是如庄先生的书里所写，抑或如我自己在其它地区的田野调查经历中所见所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民间戏剧的复苏，并不是由于戏剧本身发生了甚么变化，恰恰相反，是传统戏剧生存的社会背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之后，逐渐回归它正常化的自然进程。对于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戏剧而言，一个日趋正常化的社会环境，正是它生存发展的必要土壤。从这部书里，我们不难领悟到是甚么原因使得新时期以来泉州地区民间戏剧迅速复苏，而对于这样的复苏，对于目前活跃在泉州民间的众多民营戏班，庄先生是满腔热情地加以肯定的，这既与庄先生自己酷爱传统戏剧且与民间戏班民间艺人感情深厚有关，同时也与泉州地区政府部门对民间戏班的热情支持这个大环境有关。其实只要以一种正常心态看待民间戏剧，只要真正去接触戏班，并不难理解戏班及其价值。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直到今天，在相当多的地方，民间戏班的存在与价值仍然没有得到文化部门的充分认识，他们的存在以及艺术还没有获得客观的评价，民间戏班或者仍然经受文化主管者的轻蔑与忽视，或者还被称为“黑剧团”，被妖魔化为政府管治一旦松懈就必然要以色情演出招徕观众的唯利是图的经营主体。我觉得这些地方的政府文化官员，假如没有时间和兴趣深入民间戏班体察他们的生活与艺术活动那么，庄先生的这本书，可以用作他们了解当下民间演剧的入门教科书。

庄先生的这部书稿，部分内容涉及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泉州的戏剧活动，其中，两位死于非命的艺人的经历，尤其让我难以忘怀。

曾经被誉为“间南梅兰芳”的高甲戏头牌坤旦来仔旦——林秀来在“戏改”中的遭遇，作者虽然语焉不详，但他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位单纯的女演员在“戏改”中无端遭受大会、小会连续斗争的事实，尤其是她最后与丈夫诀别的令人心碎的一幕，更为这段一直被亮丽的彩笔渲染的历史加上了一个阴森沉重的注脚。有关泉州地区“文革”期间演“黑戏”的记录，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王金龙仅仅因为组织戏班演传统戏就受到四处追捕，且最终被问以“现行反革命罪”而判处死刑，不仅今人感到难以理解，甚至也是当时演“黑戏”的艺人们自己完全不能想象到的，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一个嗜戏如命的普通艺人就这样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它们本该更多地引起世人警觉和思索，却往往因后人不愿触及伤痛而被尘封在记忆深处。而庄先生书里用了不少篇幅回顾并且记录这些历史事件，我相信，作者不仅仅是为了保存点滴戏史资料，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凭吊亡人，更是为了让今人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恢复对戏剧的理智，如果说艺术的存在需要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那么，理性地认识与看待戏剧，就是所谓“良好”最起码的底线。

庄先生的著作通过泉州地区戏班历史与习俗的介绍，通过对这一地区戏班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的描述，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得到泉州地区无数民众喜爱的优秀艺人的生平及艺术成就的考索，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泉州地区的戏班以及戏剧，兼具众多发人深省的细节，实属难能可贵。诚然，从学院的角度看，庄先生的记录与考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诸多史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订与充实，我们也不能苛求他对他的研究对象—那些多年接触的戏班以及艺人—保持研究者必需的某种程度的情感距离。但学术研究和历史文本的书写，并非只能有一种模式，事实上由于庄先生多年来直接参与了泉州地区的诸多戏剧活动，悉心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这使他的记录本身就具有原始文献的价值。因此，对于一个希望进一步研究泉州乃至于中国现当代戏剧的研究人员，这本书出版的意义自不待言。

我敬重庄长江先生的工作，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

（作者：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