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校训和燕大精神（燕大百年唯愿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2019年8月31日，参加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校友合影。他们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相互搀扶。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19.9.16总第916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8月31日早上6点，97岁的蔡公期起床拉开窗帘，香山主峰香炉峰清晰可见。这是清冽明媚的一天。

这天早晨，近300位燕京大学老校友在家人的陪伴下，陆续抵达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参加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他们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与41级的蔡公期一样，38级99岁的李士琰，39级98岁的左启华、尚幸华，40级97岁的王世俊，41级96岁的张澍智……这些每年返校日必到的“老学长”，依旧没有缺席。

香港校友未能到场，江可伯的信由校友会副会长蒋彦振在会上代读：

在此建校100周年，但又不能祝贺母校校运昌隆，因为燕大已不复存在，颇为伤感。只愿校训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能长存于我们心里。

燕京梦

1984年5月4日，北大在燕园举行校庆和校友返校活动。就在这一天，原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民进中央副主席雷洁琼在北大贝公楼大礼堂宣布，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

这一天，成为燕大校友“公开”活动之始。

此前，四五十位老燕大校友不定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小聚。联系人是陈鼎文，黄华、陈翰伯、吴世昌、朱启明等知名校友是积极参加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天，在新华社的大餐厅，二十多位燕京校友重聚，推杯换盏，尽兴畅聊。校友们纷纷表示，希望每年至少相聚一次。燕大1942级校友马健行和张贻开始奔走联络，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组织起来，成立校友会。因当时不提倡成立全国性校友会，因此命名为“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友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雷洁琼任会长。

之前，大部分同学之间都没有交流和来往。这一天重逢，大家的问候语成了哪些同学已过世，哪些同学还健在。

校友会成立后，把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定为燕京大学返校日。

校友会每年编辑《燕大校友通讯》，编印后寄送全国各地和海外。很多校友收到后，都会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阅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燕大校友会最鼎盛的时期。国内各地和海外的校友会经常活动，十分活跃，是一个受到北京市民政局重视和肯定的民间社团。

1993年1月7日，经过校友会的努力，经北京市高教局批准，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原北京大学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联合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宗旨是“办一个有燕京特色的学校”。

燕京研究院英语研究所的名誉主任是赵萝蕤，研究员有杨宪益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是周一良，顾问有侯仁之、林庚、周汝昌、王钟翰等人；对外汉语培训中心的名誉顾问是林焘，当代法学界泰斗江平是经济法研究所的研究员。

燕京研究院只是一个培训机构，老先生们退下来后，“第二梯队”无处寻找，研究院无疾而终。

1995年，原燕京大学主要学术刊物《燕京学报》复刊，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担任主编。2012年8月，因编委成员年事俱高，三位主编侯仁之、周一良、徐苹芳相继辞世，新《燕京学报》出版30期后停刊。

改革开放后，民办学校政策有所松动，燕大复校的呼声掀起。燕京大学校友会表示愿意出资，并开始为此奔走联络，校友们捐款的劲头很大。

那时，校友会副会长魏鸣一是“财务总管”。他是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知道，燕大复校只是个“金色的梦”，所以管钱极严。他想的是，有一天把钱还给大家。

在燕大百周年纪念活动致辞中，他提到了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些燕京人，对燕园的感情，称得上“有点迷恋”，是一群追梦人。但我们的梦和爱都落空了吗，并不会。圆梦，要向前看。燕园现已扩大几十倍，正在培育一批批优秀学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教育之本。

校友们

1988年，41级校友蔡公期被选为燕大北京校友会副总干事，负责37~41学号（指1937年至1941年期间入校）校友的联络。

蔡公期是中国桥协荣誉大师，他从1979年起就常陪邓小平打桥牌，因为活动较多，谢绝了担任校友会总干事的邀请。

1989年4月，他第一次参加校友会活动。那次返校的校友约700人，很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回来的。

一些国外回来的校友觉得每年半天的返校活动太过短暂，蔡公期和张澍智就连续十多年组织校友们于返校时在香山相聚四到五天。这些年，蔡公期直接打过交道的校友有两千余人。

他所在的41级399人，其实在燕园学习只有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学校，燕大在成都复校），但校友会在1990年一年里就和其中117人取得了联系。

1946年10月，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甘霖团契”部分成员在北京海淀照像馆留影，后排右六为蔡公期。图/受访者提供

蔡公期永远记得，1941年9月2日傍晚，全体新生集合在临湖轩草坪上，65岁的司徒雷登带领各院院长，与399个新生一一握手，对着学号用中英文准确地一一叫出名字。

18岁的蔡公期走到司徒雷登面前时，既兴奋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用英文回应，结果司徒雷登与他握手时用中文说：“蔡公期，你好，欢迎你！”后来，蔡公期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了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也要求自己开学时要叫得出所有新生的名字。

司徒雷登在开学致辞时说：“今后四年，我将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希望你们发挥智慧去探索宇宙的真理，追寻自由，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就是要你们永远记在心中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我们的校训中间是没有逗号间隔的，并不是递进关系，而是平行关系，同等重要。”蔡公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5年，魏鸣一辞去中信集团董事长职务，受中信新领导班子邀请担任顾问和中信公司国际咨委会主席。从这年起，他开始担任校友会会长至今。

那时，校友会经费有限，香港校友到北京来，魏鸣一常自费请大家到全聚德吃饭。

魏鸣一认为，燕大的学风对自己影响最深。“学风正，就是作风正。要学风正，教授一定要正。”

魏鸣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燕京大学虽然是教会大学，但是环境非常自由，他并没有感受到宗教气氛，只有少数人参加宗教团契。“我一律不参加宗教活动。也没有任何人觉得你应该参加，没有人来找你参加。”

医学专家、燕大1948级医预系的袁玫说，燕大的宗教学院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博爱助人的观念、谦虚有礼的作风，对其他同学影响很深，甚至形成了燕京大学的一种独特风气。

校友张定之女张宛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批当年倾向国民党或者信仰基督教的校友，每次校友会活动都会来，但是不登台不签到。

张定是燕京大学42级政治系校友，曾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秘书主任兼全国学联秘书长，曾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平反冤假错案时期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曾尽力帮助过很多燕大校友落实政策，后担任了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张定的同学陈鸰是基督徒，在上学时与身为共产党员的张定政治观点不同，但两人感情丝毫不受影响。晚年，在北京的张定和在香港的陈鸰通电话，两人说话都不利落，耳朵也听不清，全程自说自话，但谁也不想放电话。

一次，燕大校友在一家老人院聚会，被住在老人院的原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胡邦定一眼认出：“你们是燕京大学的。”蔡公期很诧异：“你怎么知道的？”胡邦定说：“你们燕京有特色。我在西南联大念了三年书，在北大念了一年，我们的集体活动远不如燕京大学。”

校友何定曾为能联系上的成都复校期间的燕大同学编撰小传。她认为，每个燕京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值得纪念的。几年前，她看到一部电视剧，认为剧情和台词贬损燕京大学学生形象，拍案而起，写信告到国家广电总局。

“我们燕京的学生，有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丑的，有穷的有富的，但就是没有流氓气的。”她说。

归葬

1962年9月19日，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辞世。按照他的遗嘱，遗体火化。

火化并不符合基督徒的传统，但是为了便于归葬，司徒雷登选择了火化。他在遗嘱里说：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

司徒雷登的骨灰长期存放在遗嘱执行人傅泾波家中，时而有在美国的燕大校友前去吊唁。

198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在燕园临湖轩一带。

1987年4月，燕京大学西语系校友国仲元由教育部借调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他经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

国仲元是1949年进入燕大的，当时的燕大校长已是陆志韦。国仲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学校时没听说过司徒雷登，是后来才知道这位老校长的。

也就在这时，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之事发生了一些变化。外交部向驻美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此事“暂缓办理”。

直到2006年，傅泾波之子、第4任美国华人精英社团“百人会”会长傅履仁收到浙江省外办来信。信中说，原定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已经中央批准，后来没有安葬，如拟安葬在杭州，需正式提出报告请有关部门批准。傅履仁即请“百人会”公共关系部主任安平和国仲元起草回信。浙江省外办很快做出安排，并拿出司徒雷登墓地设计初稿。

最初，大多数校友并不赞同归葬杭州。但经讨论，大家逐渐认为，杭州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还有他父母的故居，长眠在出生之地也有充分的道理，而且这是归葬最快捷的途径。最后，燕大校友会表示赞同。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时，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仪式在杭州郊区安贤园举行。

那是一片很大的陵园，树木繁茂、风光秀丽。美国驻华领事馆领事雷迈可手捧司徒雷登的骨灰盒，轻轻交给傅履仁。这是个闪闪发亮的黄铜制骨灰盒，正面刻着：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燕大校友会代表、副会长蒋彦振走上前去，和傅履仁一起，双手捧起骨灰盒，轻轻放进墓穴。

蒋彦振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放在摆满了花圈和鲜花的墓碑前，说：“老校长，您安息吧。”

安葬当晚，傅履仁给时任燕大校友会会长魏鸣一打了一个电话。魏鸣一和傅履仁很熟，一谈起司徒校长，都不胜唏嘘。

魏鸣一小时候就知道有个美国校长司徒雷登，知道他生在中国，知道他到处募捐建校。又是若干年，才逐渐看懂一个热爱中国、博学多才、奋斗育人、和蔼可亲却被政治漩涡湮灭的长者。

他说，“我们现在都在晚年，生活无忧。司徒的晚年呢？瘫痪在老秘书家里苟延残喘！”这让他觉得，情何以堪。

安葬仪式后，在他心中，终于可以将此事放下了。

聚会

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右边的一个角落，一间二十余平方米的办公室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办公地。

《燕大校友通讯》有个栏目，专门刊登燕京校友去世的消息。最近两年，出现在这个栏目里的燕京老人越来越多。

校友办公室有七人办公，包括燕大老校友85岁的刘德福、88岁的韩家麟、84岁的舒宝芝。刘德福常早上五点钟出发，赶头班车，从西三旗的家中来办公室。

因为没有后续校友，燕大校友会从90年代起就已感到力不从心，为此特地在章程中规定，燕大校友的子女以及燕大附中、附小校友也可列入校友。

从那时起，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宛佳开始投入校友会的一些工作。

今年70岁的她，看着返校的老人们一年一年变老，一年一年变少。

曾担任燕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主任的石文博，被大家叫做“老石头”，几年前，他坐着轮椅来参加校友会的纪念活动，上贝公楼的台阶不方便，就坐在签到处，看来来往往的人，看完了就走。如今，“老石头”也走了。

2015年，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决定于2019年举行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时年92岁的蔡公期承担了编纂《燕大百年撷英录》的任务。为了对上百万字的资料进行筛选，他动员全家三代人参与编纂，历时三年多。他还负责打电话联络41学号以前的校友，但很多人已经无法接电话了。

《燕园历史画册》则是燕二代的心血，由燕大教授翁独健的女儿翁如璧、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赵占元的女儿赵汝光等人牵头。

筹备了近三年，经过多次推迟和更改，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举办日期终于敲定在2019年8月31日。

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很可能是燕大校友们的最后一次大型聚会了。

1985年至2000年，每年校庆日返校校友在六七百人，逢五逢十之年可达千人。进入新世纪以后，每年返校日会聚燕园的校友逐渐减少到300人左右。2014年是燕大建校95周年，返校日到会近500人。2018年，校友返校聚会不到一百人。

2019年的这次活动，校友会预估100人，结果到了300来人。校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金萍说：“好多老先生前两年返校日都没回来，都憋着劲儿等着今年来呢。”

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门前，一块展板上印着：纪念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1919-2019，我们从燕京大学走来。老人们纷纷在展板前合影留念。

魏鸣一在物理系的几个很要好的朋友都不在了。有人情绪很激动，老友名字挂在嘴边，就是叫不出来。他见此，吟诵了一句韦应物的诗：“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卢世璧不是燕大校友，但是他和很多燕大校友的观念一样，“燕大协和是一家”，燕大的聚会也会到场。

蔡公期携全家四代10口人到会，其中最小的家庭成员，是刚刚出生五个月的曾孙女。

纪念活动结束后，他带全家人参观了他曾经住过的两栋宿舍楼，在未名湖畔一起静静地坐了很久。他希望，燕京不在了，精神还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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