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女明星现状（那些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女明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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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转的。这是天涯的帖子。

杨耐梅给人的感觉常常是高高在上的，昂首挺胸地好像不把整个世界放在眼中。在“务本”女校的校园里，她穿着跟其他女生一模一样的蓝布黑裙制服，却仍然引人注目，让人相信那份与众不同是天生的。她叫杨丽珠，一个很俗艳的名字，却彰显着气派，因为她的父亲杨易初曾是广东最有名的富商，后来又在上海缔造了十里洋场首屈一指的家族。

她是杨易初唯一的女儿，是那种从小享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所以她很骄傲，有时甚至是骄矜的。时隔久远，也许永远没人知道她有过怎样富丽堂皇的童年，但从她一贯的肆意中可以推测，那一定是一段堪称“黄金岁月”的时光，是在金黄的阳光下一张张没有拒绝的笑脸。

父亲的业务繁忙，总是出门在外，母亲养尊处优，也对她不怎么管束，而她生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更让仆人保姆对她只得听之任之。她在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里，随心所欲地成长，因为应有尽有。然而，她出身大富之家，却始终没有学会做个大家闺秀，或许她根本就不屑于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

她就读的贵族学校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务本女中”。那里校风严谨，中规中矩，所有的学生按照规定都必须身穿统一的制服裙，素面朝天。然而这并不能掩盖那些上海“名媛”的自命不凡，她们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家世背景，却有着同样的骄奢傲慢，她们都会本能地昂起自己“高贵”的头，眉宇间露出不屑的神情，言语中是千篇一律的风雅词汇。

但就是在这样的相似之中，她还是能脱颖而出的。因为她天资聪慧，喜欢文艺。虽然学习成绩平平，但却在学校文娱活动中独领风骚。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自导自演戏剧，是个公认的“才女”。那时她的身影总是出现在舞台上，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然后心安理得地享受关注和惊羡。对她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就在于如何显现出“与众不同”。

然而，作为杨易初的女儿，父亲是对她寄予厚望的。如果她听话，她本应该是精于学业，孜孜以求，将来留洋海外，学有所成的。但是，她恰恰是个“不安分”的女子，学生时代起，她就热衷于一切时髦的新鲜事物而不是乏味的书本，“猎奇”作为一种最突出的品质留在了她的性格里，并伴随了她一生。

除此之外，开朗奔放的个性还让她成了一个社交能手，她是各大歌会舞场的常客，广结朋友，还总能游刃有余地周旋在那些爱慕她的男孩子们中间。

中学二年级结束后，她毕业了。告别了那充斥着各种条条框框的高大围墙，她感到个性得到了解放。她再也不用成天穿着那身闷死人的蓝色制服，把头发规规矩矩地别在耳后了，她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生活了，就像小时候一样。

只是这时她已经长大了，一块香甜的樱桃蛋糕或者一枚花哨的发卡已经不能再让她心动，她向往着更为精彩的未来，五光十色的生活。

毕业之后，她每天都有成把成把的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跳舞，比如唱歌，比如打扮，比如看戏。“文明戏”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滩的新宠，她的母亲也成了“新剧”的忠实观众。

于是，她就陪着母亲到“笑舞台”去，那里经常上演郑正秋编导的“新剧”。台上的情节还算动人，可扮成女人的男角让她看了实在不舒服。相比之下，她更喜欢看外国电影。

20年代的上海电影院里到处弥漫着好莱坞的气息，银幕上金发碧眼的俊男美女成了上海的年轻人争相效仿的对象。巨型海报上那些发际线高高，披着一头金发的妙龄女郎铺天盖地地充满人们的视野。她们大都雍容华贵，妖娆妩媚，魅力慑人地让整个电影院弥漫着一种荷尔蒙的味道。

在电影刚刚起步的上海，中国电影不是粗俗搞怪的滑稽剧，就是矫揉造作的“新剧”电影。演员的表演低俗又做作，根本无法跟成熟的好莱坞电影相提并论。直到1921年，一部《海誓》的出现终于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真实感人的好故事，也正是这部电影造就了中国第一个女电影明星——殷明珠。她跟丽珠同龄，也是个大家闺秀，学生时代就已经在上海社交界崭露头角。那时上海有三位时髦，大胆，善交际的女学生，殷明珠就是其中最出名的“FF女士”（ForeignFashion）。几年之后，王汉伦主演的《孤儿救祖记》成为了中国影坛上的一个传奇，它不仅让濒临绝境的“明星”公司起死回生，还使王汉伦成为中国的第一悲旦，名噪一时。

同龄女子的成功经历刺激着丽珠的神经，使她既羡慕又钦佩。可这些银幕上或纯洁天真，或贤良淑德的旧式女子，虽然生动感人，但却仿佛跟这座新的华都有些格格不入。她们的善良和传统在丽珠看来似乎还有些愚蠢，她们所扮演的女人属于没落的过去，而丽珠知道大时代正在到来。

于是，她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日渐明确的目标——玛琳.黛德丽——这个只比她大三岁的德国女子，在当时已经是全球电影院中的性感女神了。而她自己呢，她有羡煞旁人的家世背景，她对自己的天资和美貌深信不疑，她是上海女人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她也要成为中国的玛琳.黛德丽。

学生时代的杨耐梅（左）和毛剑佩（右）

早在她跟母亲成为“笑舞台”的座上宾时，她就认识了郑正秋。那时，她作为一个上海的千金小姐，所到之处备受瞩目，郑正秋当然知道这位小姐的来头。而丽珠也因为对新戏颇感兴趣——尤其是郑正秋编写的戏，她是场场不落的——索性就私下里主动结识了这位戏剧界的泰斗。一来二去地，两人就成了熟人。丽珠作为一个晚辈，对郑老夫子甚是尊敬，而郑正秋也很喜欢她，虽然知道她有些娇纵，但发现她聪慧过人，所以也乐于接触。

《孤儿救祖记》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她就坐在第一排，一边看一边啜泣。而心中除去感动，更是激动。她注视着王汉伦美丽的身影，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不久，当王汉伦蜚声上海滩的时候，杨丽珠就找到了一直被她叫做“叔叔”的郑正秋。她要他给她个机会，让她演戏。她很勇敢，也许是无畏。因为她从小“胆大妄为”，没什么不敢做。

所以拍电影也一样，她不会考虑这是不是跟自己的身份相符，是不是会使父亲勃然大怒，是不是会“有辱门风”。总之她是一门心思想要当演员了。然而郑正秋对她的请求并没有马上表态，他了解丽珠的性情，知道她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爱出风头，但没什么长性。这次可能也是这样，没准儿过不了多久，她自己都忘了。于是他就随口答应一声，打发她回家去了。

可是，让郑正秋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她是认真的。三天两头打电话来询问拍电影的事儿，还准备去面试。这样热情主动的女子在当时的上海电影界独一无二。郑正秋不知不觉地被她的真诚和勇气所打动，答应了她的请求。

不过，当她来到“明星”公司张石川的办公室门前时，还是顿了顿。她有些紧张，但仅仅是紧张，没有胆怯。她紧张的是这一步能否成功地迈出。过去她从未担心过任何事，从小到大，她干什么都会放心大胆，“所向无敌”。然而此刻，她第一次有了某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当她热情洋溢地走进办公室的大门时，没想到撞见的却是张石川那张冷冰冰的脸。这个“明星”公司的老板以脾气暴躁著称，一张严厉的面孔让人一看便生几分畏惧。

丽珠稍稍克制了一下笑容，表明来意。她很兴奋，言语极快，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这使张石川对眼前的这个时髦女郎不甚喜欢；她过于浮夸地搔首弄姿，尽量使自己显得别有风致，然而张石川却觉得她一定很难把握人物角色。总之什么都适得其反了。最后，张石川在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情况之后，就让她回家等消息去了。

丽珠有些沮丧，她本以为自己会被人一眼相中的，却没想到竟会受到这样的冷遇。但是立刻，她骄傲的个性就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如果这次不成功，她还会再去。而且她相信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让她脱颖而出的机会。然而为了这个机会，她必须等待。

她就这样焦灼地等待，每一天都寝食难安，这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事。在她简单干净的记忆里，一直都布满顺利，无论干什么，在哪里，只要她想要，甚至刚刚萌生的一个小小的念头都会不疾不徐地变成现实。然而这一次她终于体会到了，漫长的等待充满未知，亦可能一无所获。

然而，生活对她还是很慷慨的，至少在这时候是这样。在她等待了近一个月后，意外地接到了张石川的电话。电话中没有过多的客套和赞美，而只有张石川生硬刻板的声音。

然而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张石川告诉她——公司安排让她在近期拍摄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可能的话，她甚至可以跟“明星”签约。对她来说，这一定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一个月的惆怅和担忧都在瞬间化成了乌有。这短短的一句话也足以让她忘掉张石川对她的所有成见，甚至将他看成一个无比可爱的人了。

然而，事实上，她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郑正秋，因为是他在张石川面前极力推荐她的。这位影坛伯乐慧眼识珠地为中国电影发现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和璀璨的明星，杨耐梅就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位——从这时候起，就可以叫她“杨耐梅”了，这是丽珠告别少女时代的标志，也是她成为一个电影演员的开始——郑正秋发现了她身上的一种绝无仅有的气质，这是一种与同时代女性大相径庭的热辣开放。

她身上具备饰演这一类型女性的特殊天赋，虽然这些女人大都是些电影中的反面人物，但却能让观众耳目一新，具有鲜明的表演特色——这样看来，杨耐梅对自己的估计是没有错的，她很清楚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而她的成功还因为她碰到了一个郑老夫子这样懂得欣赏她的人。

至于那部让她参演的电影，是值得重点说一下的。因为这部叫《玉梨魂》的电影不仅在当时轰动一时，而且成为了中国早期电影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批判封建家庭伦理道德的影片是著名悲旦王汉伦的巅峰之作，也是让杨耐梅的名字为人们知晓，并就此声名远播的开始。

故事情节是这样展开的——年轻少妇玉梨的丈夫突然病死，她因为要为丈夫守节，因而不得不拒绝了与自己真心相恋的爱人，而将自己的小姑说媒给他。小姑骄横跋扈，使夫妻之间感情不和。最终玉梨含泪死去，小姑如梦初醒，与丈夫和睦。在影片中，王汉伦扮演善良贤淑的年轻寡妇玉梨，而杨耐梅则扮演她骄纵狷狂的小姑筠倩。

她跟那个时代所有初涉影坛的演员一样，在表演方面根本没有受过训练，全凭个人的天赋和导演的指挥。论天赋，她是有的，如果有人耐心指导，她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表演要求的。但这部电影的导演恰恰是张石川，他的脾气火爆，难以抑制，稍不留神就会发作。可想而知，耐梅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她在拍摄第一个镜头时就被张石川彻头彻尾地骂了一遍。她的表演生硬做作，没有感情色彩，为了表现筠倩的妩媚动人而一味在镜头前搔首弄姿。其实，这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演员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张石川总是没有耐性跟她讲解，而是对她大喊大叫。这时候，总是郑正秋帮她解围。

尽管如此，她毕竟是个聪明绝顶的姑娘，虽然没学过专业的理论知识，但她对剧本人物的理解有着天生的悟性，稍加点拨就能领会。而且她对筠倩这个人物角色的塑造属于本色表演，所以难度不大。再加上有郑正秋的循循善诱，所以她进步很快，表演起来也愈发得心应手。

《玉梨魂》是“明星”继《孤儿救祖记》之后全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它的公映在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又创造了一个票房奇迹。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电影院，想再次看到一个动人的故事，一睹王汉伦的娴静端庄。可就在这时，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她，一个妖娆的女人。杨耐梅扮演的筠倩轻浮妩媚，分外撩人，与王汉伦的朴实纯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此，人们记住了她。

可想而知，在那样一个娱乐严重匮乏的年代，电影就是唯一老少皆宜的消遣，而电影明星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普遍的谈资。就这样，杨耐梅的名字几乎是被人“口耳相传”着，渐渐为人所熟知的。但就在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熟悉的同时，她拍电影的事情也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这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虽然她让母亲极力为自己隐瞒当演员的事实，但她的身影毕竟赫然出现在了电影院的大银幕上，所以事情是无论如何也瞒不住的——杨易初是个很有威严的父亲，虽然他日常给人的印象总是和蔼可亲的。但是这次，面对女儿的行为，他像所有同时代的大户人家的父亲一样，被激怒了。

他怒不可遏地斥责杨耐梅的不负责任和荒唐无度。还口口声声地自责是自己宠坏了她。站在一旁听训的耐梅，心中也不好受，毕竟父亲是对自己寄予厚望的，而她知道自己的行为一定让父亲感到羞耻。的确，她任性得很，平时可能根本不听劝，但这时，她还是有些动摇了。于是，为了安抚父亲，她答应了不再演戏，乖乖念书。

从此之后，父亲对她非常宽容，比过去还要宽容。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意打扮——只要她喜欢，可以去舞场跳舞直到深夜，可以去看电影看上一天，只要她不去拍戏。但耐梅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兴趣，什么都不能让她高兴。

她渐渐感到自己答应父亲不拍电影的承诺是不能兑现的，热情在心底暗潮般地汹涌，早晚有一天会奔泻而出。这时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原来拍电影已经不再是她偶尔的心血来潮，不再是一场游戏，而变成了一种不能割舍的爱。就像她过去对“与众不同”的追求一样，这时它已经幻化成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

最终，她还是没有顾及父亲的感受，没有做他的“好小囡”。她与父亲决裂了，离开了家，回到“明星”，继续她的梦。

《新人家庭》（1925年）剧照

那一年，是1924年，《玉梨魂》让一个中国银幕上的性感女人横空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她成为了一个“浪漫女星”——这是人们送给她的雅号，很有那个时代的风格。“浪漫”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潇洒和不羁，其中还有着某种所谓的“放荡”。

《诱婚》让她一夜之间成为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浪漫女星。那时是1925年，而那一年她只有21岁。

成名太快不仅没让她产生半点儿不安，反而使她如鱼得水。她欣然接受了事实——自己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对象，人们将她的风流韵事编造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她极力维护着自己在公众面前“坏女人”的形象，在之后接拍的《新人的家庭》、《空谷兰》、《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等电影中，她饰演了形形色色的交际花。她们都很美丽，浪漫异常，放荡不羁。然而真正让她的声誉达到顶峰的却是一部名叫《良心的复活》的电影。

这时耐梅已经是“明星”公司的台柱级演员了，她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不断的片约，不断的应酬，还有不断的约会。

在一些华丽的舞会上，人们总能发现她的身影，只是不知不觉中，她的身边又多了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两人渐渐变得同进同出，十分亲密。

这个年轻人相貌俊美，体态匀称，而且名声在外——他就是上海影坛上的当红小生朱飞。他们相识在《空谷兰》的拍摄中，那时朱飞还是个刚刚入行的新人，之前只演过一部电影。但他英俊潇洒的外形和浪漫多情的表演却是同时代男演员中少有的。

事情似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志趣相投的男女会彼此相遇。而情理之中的就是，这两个浪漫多情的人注定一见如故。果然，从此之后，杨耐梅的身边总会有朱飞相伴，后来，两人成为了众人皆知的银幕情侣。

杨耐梅和朱飞都是当红影星，具有相同的气质魅力，就像一对“金童玉女”理所当然地走到了一起。之后，他们形影不离地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堂而皇之又神神秘秘，于是，到处都流传着关于他们的轶闻，仿佛他们喜欢制造新闻胜过经营感情——然而也很难说清那究竟是不是一种恋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两人的恋情公开之后，他们的见报率陡然上升，双双成为了演艺界最具影响力的明星。

朱飞——当年红极一时的“奶油小生”

后来耐梅在银幕上扮演的不是见多识广的时髦女郎就是妖邪妩媚的交际花，这些角色让她越发沉迷于这些另类的女子，有时她甚至会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消融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

她渐渐变了，迟到早退成了常事，时间对她的约束力降至零。经常已经开工很久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等了半天才见她不慌不忙地款款走来。而朱飞更成了干扰她正常工作的重要因素，他总是在耐梅拍戏的时候到片场探班，借机联络感情。但是，这常常会搅得她心神不宁，朱飞一来，她就无法专心致志，表演水准也不能保证。

耐梅的状态让张石川又气又恼，但也对她无可奈何。她已经一跃成为拥有千万影迷崇拜仰慕的性感女神，在当时，她的名字就是资产，她摇曳的身姿就是挣钱的招牌。所以，面对耐梅荒唐无礼的做法，张石川也只能点到为止，不可指摘过多。

这段日子简直是肆无忌惮的，她和朱飞像两个最最疯狂又华丽的孩子，在上海这座欲望之城中游弋，通宵达旦，放心大胆。无论到哪里，迎接他们的都是惊奇的目光和艳羡的表情，这些让他们感到快乐无比。

虽然还没有人敢在她面前说三道四，但很明显，张石川已经对她开始抱怨，埋怨她延迟拍摄时间。而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使她在明星的地位大不如前。越来越少的片约让她不得不对自己的处境开始担忧，开始思考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那是1927年的一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慵懒地窝在公寓的沙发上，随手翻阅着报纸——看报纸是她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其目的在于她对关于自己的新闻和谣言的关注和好奇。

这在她看到那些或真或假的花边新闻时暴露无遗，因为她显而易见的不屑一顾中其实是怡然自得的——但是今天，她却被一则更为醒目的新闻吸引。那是刊登在报纸头版的一则醒目的新闻——新闻中的主人公也是个女子，广东人，叫于美艳，也是个大富千金，脾气秉性跟杨耐梅简直如出一辙，同样的豪爽大度，同样的狂放不羁。

她视金钱如粪土，一天在她自己的阳台上，她将成把成把的钞票向窗外挥洒，引来众人的哄抢。而那女子，则俯身望着拥来挤去的人群纵声大笑。

下图为杨耐梅的《湖边春梦》（1927年）为人们勾勒了一个发生在美丽西子湖畔的爱情幻梦

杨耐梅边看边自叹不如，显然，相比之下那个叫于美艳的女子比她更为疯狂。她的狂放在杨耐梅看来已然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不知不觉中，耐梅的心中竟莫名地激动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让她想把这个“奇女子”的事迹搬上银幕。酷似一种竭力证明自己的冲动。

然而，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明星”公司的认可。张石川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公司不会拿钱来投资这样一部毫无意义的电影。在“明星”公司呼风唤雨的杨耐梅，平生第一次遭到拒绝。

为此，她求了很多人，但都无济于事，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她自恋倾向的又一个典型表现，他们坚信观众是不会愿意耐着性子去看一部关于一个“疯女人”的电影的。但天生敏锐的感觉告诉杨耐梅，拍这样一部电影一定能成功。

公司人员的一致反对让她懊恼，她再一次感到受雇于人的压抑。“明星”影业将她变成了明星，却再也不能给她施展的舞台。面对这种尴尬，她果断地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既然“明星”公司不批准，她就干脆自己开公司。

钱从来都不是她担心的问题，无论身为豪富千金，还是电影明星。她每月丰厚的酬金足够她大手大脚的开销。除此之外，她为人还十分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她的寓所里总是宾朋满座的。如果谁向她求助，她也会解囊相助，从不在乎报偿。

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会有缺钱花的时候。但是，当她想要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的时候，她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了——她的钱几乎全部用于享乐，所以她没有积蓄，没有资金。

生性倔强执拗的她，不肯向已经失和的父亲求助。自从她离家之后，母亲就一直在劝她回去。只要她不再拍戏，父亲是会原谅她的。可她始终没有答应，她想让父亲看到，就算她演电影也可以过得很好，可以成为万人仰慕的明星。

所以，她现在的窘迫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父亲知道的，否则她会觉得很丢脸。而在一开始还对她创业表示大力支持的朱飞，这时竟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资助她。情况似乎进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进退两难了。

1928年由史东山导演、耐梅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奇女子》。影片主角为杨耐梅、朱飞。

这时，她一定不曾想到在遥远的山东，有一个叫张宗昌的人正翘首以待着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仰慕耐梅已久，愿意“助”她一臂之力。

对于杨宗昌，耐梅略有耳闻——他是盘踞在山东地区的大军阀，重权在握，独霸一方，生性残暴，贪恋美色。他在山东的妻妾成群，还不断地寻花问柳。而这次所谓“帮助”，其实质也不过是一次财色交易罢了——杨耐梅是个聪明的女人，对其中的含义她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对这个恶棍的邀请，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杨耐梅还是犹豫了，但最终她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她是那种目的感很强的人，而现在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拍《奇女子》。所以为了这个近在咫尺的目标，她会付出她能够付出的一切。于是，她最终没有听从那些认为她的铤而走险只是送羊入虎口，白白牺牲的亲戚朋友的规劝，毅然决定只身北上。

由于是只身前往，所以那段“深入虎穴”的经历注定成为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在那半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件事却是众人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半个月之后，杨耐梅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上海，跟她一道回来的还有数万元的巨额现金。

她的果敢让她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小报记者调动起全部的想象力丰富着那些所有人都毫不知情的日子。后来，夸大其词的描述也让所有人都相信那半个月杨耐梅一定或忍辱负重或心甘情愿地以自己做筹码换来了那些钱。

然而，这些无中生有的揣测丝毫没有污损她的名声，相反，作为一个浪漫女星，这段被人编造出来的传奇经历更巩固了她以往豪放不羁的形象。这让她很高兴，因为真相并不比结果更重要。人们的惊叹让她越发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奇女子，而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就是传奇。

接下来，她将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用于筹建自己的电影公司。她在金神父路买下了一幢别墅，作为公司的办公地点和自己的新寓所，还购进了最昂贵的摄影器材，聘请了最优秀的编导，她正在不惜花重金打造一个实力雄厚的电影公司，为自己即将开拍的《奇女子》创造条件。一个月后，“耐梅影片公司”正式成立。

当上老板的杨耐梅欣喜若狂，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奇女子》的编排。拍《奇女子》已经成了她魂牵梦绕的一股动力，她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开拍的时刻。于是在剧本编写完成，工作就绪之后，拍摄开始了。

《奇女子》讲述了一个女子的传奇经历，虽然女主角的名字还是叫于美艳，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除去阳台一幕之外，其他完完全全是杨耐梅的生活写照。显然，她在将《奇女子》拍成她的自传性电影。这其中不仅有对她真实生活的描写，还有她对憧憬中自己的想象，就这一点来说，摄影棚可谓当之无愧的造梦工厂。奢华的布景和明亮的灯光让宽敞的摄影棚金碧辉煌，她衣着华贵地环顾四周，心中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就这样，电影院里放映着《奇女子》，电影院外流传着杨耐梅，她的梦想就此实现——这部在当初还要四处求人筹拍的影片如今大卖特卖了。它的成功为杨耐梅赢得了空前的声誉，电影院的巨幅海报上，杂志报刊的头版头条中，街谈巷议的是是非非里，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芳名。

　除此之外，《奇女子》还为她引来了滚滚财源。奇高的票房不仅让她赚足了钞票，更有络绎不绝的公司企业邀请她为产品拍摄宣传广告。经销商们无不想借助杨耐梅的风头正健为自己赢得市场，打开销路。

　自《奇女子》之后，杨耐梅就再也没有心思拍电影了，她的电影公司基本上处于歇业状态。因为对她来说，“拍电影”、“当明星”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生活”，而这种生活的实质就是尽情欢度无数个纸醉金迷的日日夜夜。反正她现在有大把的金钱和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在不拍戏的更多的时间里，她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赌场和鸦片室。过去生活中的光华一去不复返了，再没有什么值得她去向往和追求了。她只需保持现状，保持这种一掷千金和吞云吐雾的状态就足以让她逍遥快乐了。

　《奇女子》极尽奢华的摄影棚

然而，她的“豪爽大度”正在疯狂变质。自从拍完《奇女子》，她就一直在挥金如土。一座接一座的房产和数不清的华服覆盖了她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鸦片和越来越大的赌注，几乎将她埋没。

对她来说，不断地挥霍是一种惯性，这惯性浑身上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使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当她在赌场里，在一夜之间，输掉了创纪录的八万银元之后，她才猛然意识到，她靠拍《奇女子》赚得的几十万家财已经快被挥霍一空了。

于是，她不得不变卖掉多余的房产，并尽量减少光顾赌场的次数，以此“维持生活”。当然，所谓的“维持”不过是比过去的肆意挥霍收敛些罢了，她根本戒不掉这种腐化堕落。为了不去赌场，她就整天呆在家中抽大烟，直抽到昏天黑地。这时，朱飞还是跟她形影不离的，因为两人都嗜赌如命，却又都支付不起巨额的赌资，所以只能靠吸食鸦片度日。

可到后来，连这样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了。于是，万般无奈地，那个曾经拥有最先进设备和最豪华摄影棚的“耐梅影片公司”关门大吉。而这个风光一度的大明星、大老板，这时也只得重操旧业，受雇于人

她加入了顾无为的话剧团，主演了改编剧《啼笑姻缘》，并在江南一带巡演，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最终由于酬金的微薄，她愤然离去了。后来她又加盟了“天一影业公司”。那时，有声片技术逐渐风行，“天一”公司抢占先机，率先推出了一批有声片。虽然艺术水准不高，但形式新颖，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收益。杨耐梅在那里也主演了几部不入流的有声电影。但由于她是广东人，国语不过关，所以终因久不得志，悻悻而归。

这时的杨耐梅渐渐意识到，30年代的上海滩已经不再是她纵情驰骋的时代了，而是属于胡蝶，阮玲玉那样新生代的内外兼修的女演员的。与此同时，她看到自己曾经的偶像王汉伦也已经急流勇退。于是，慢慢地，她也开始思量自己的抽身隐退。

经过几年的折腾，朱飞几乎败光了所有的家产，而终日不务正业更是快速地葬送了他的前程，这一切都使得他跟杨耐梅的感情故事不了了之——既然彼此已经不能在一块吃喝玩乐了，那么还粘在一起反而会互相拖累。后来，他的下场甚为可怜，据说是倒毙街头。

《她的痛苦》（1926年）中的杨耐梅和朱飞

而与此同时，杨耐梅却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命运再一次将她从绝境中救了出来——他叫陈君景，其父是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著名人物陈少白。

陈君景身为名门之后，与杨耐梅门当户对，他为人成熟稳重，年轻有为，曾留学美国，并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陈君景为杨耐梅独特的性格魅力所倾倒，她与生俱来的那种浪漫和洒脱是陈君景所不具备的。同时，陈君景的朴实无华也令杨耐梅一见倾心。就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结成了连理

杨耐梅的婚事办得极为节俭，按照她的意思，除去邀请双方父母参加婚礼以外，她连亲朋好友都没有通知（父母原谅了她），更没有让媒体知道。

婚后，杨耐梅和丈夫陈君景始终恩爱如初，还喜得一千金，又因家境阔绰富裕，所以他们着实度过了一段十分幸福美满的时光。但随着日军侵占上海，抗日战争的打响，一切就彻底改变了。先是丈夫的公司被迫关门，资产被搜刮一空。又偏逢这时，耐梅的父母相继过世，因遭奸人坑骗，家财几乎全部被人侵吞。万般悲愤无奈之下，夫妻俩也只好携女逃离上海，定居香港另谋出路。

那时的香港跟大上海相比还只是个破落不堪的小渔村，而很多从上海逃难来此的胸怀大志的老板们都立志要将香港建设成为南方的小上海。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从里到外都完全由潮州人控制的地方根本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于是，他们不得已纷纷受雇于人，干起了平生从未干过的差事，然后又都被迫失业，流离失所。陈君景也不例外，他亦成为了千千万万失业者中的一个。夫妻俩逃离上海时所带的积蓄本来就不多，来到香港后又屡屡受挫，家当所剩无几，而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的丈夫又丢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岌岌可危。

陈少白

杨耐梅自认为这一定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了，于是，她也干脆卖掉了所有曾经标榜过她摩登时尚的珠宝时装，穿上了粗布旗袍，不施粉黛，朴素无华。他们就这样靠变卖家私，才能勉勉强强地过得体面一些。后来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姓赵的小业主，草草地办了婚事，随夫去了台湾。

原本以为这对患难夫妻是能够相伴终老的，要是这样的话，她的一生之中虽然在事业上大起大落，但至少还拥有一份稳定牢靠的感情。然而天公似乎是有意让这时的她过得波折些，再波折些，以此惩罚她绝对安逸的前半生——1956年，他们出人意料地离婚了。

二人分手的原因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幸福生活的背面”已经不加掩饰地暴露了出来——丈夫离她而去，女儿远在台湾，谁都指望不上了。那时，杨耐梅已经是个中年妇人，昔日的傲慢娇嗔早就被艰难世事磨砺得荡然无存，虽然从她举手投足间那不经意闪现的风韵犹存中仍能窥见她当年的风华点点，但这时的杨耐梅毕竟已是半老徐娘，不可能再演戏了，于是，毫无一技之长的她生活几近潦倒。

再后来，一些迁居香港的旧上海的老影迷时常会在街巷中见到一个衣着粗陋但神态非凡的老妇人沿街行乞。人们觉得诧异，为何一个乞丐竟会有如此绝佳的气质？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女乞丐就是曾经红遍上海滩，羡煞旁人的“奇女子”杨耐梅——然而人们对此所能做的除却感慨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多舛外，也无外乎是往她的手中塞些零钱罢了。

杨耐梅（左）与毛剑佩（右）在《侠凤奇缘》中的剧照

然而最终，上帝还是给了她一根救命的稻草，才使她不至于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香港的某一条穷街陋巷中悲哀地死去——因为她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依靠。

虽然自从女儿远嫁台湾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母女二人便断了联系，但女儿最终还是通过那些定居香港的老影迷找到了她，看到了现在已经穷困潦倒的明星母亲。女儿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比杨耐梅自己还要疼，于是二话不说接母亲回台湾与自己同住，让杨耐梅总算安享晚年，直到1960年2月27日杨耐梅辞世。

她死后，人群中的一些人落井下石地说她是咎由自取，对谣传她昔日的奢靡生活乐此不疲，就像那些在电影院里别有用心的看客一样，看她的笑话。但是，在更多人的心中，她还是作为一个最最与众不同的明星留了下来。于是，待到后人再提起她的名字时，“杨耐梅”果真成了一个举世公认的“奇女子”了。不知是不是事到如今，她才真正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也不知，要是她还活着，是不是还会高兴地笑出声儿来？

她就像一个玩得过火的孩子，不知深浅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起初是凭着对梦想生活的执著追求，尔后，当梦想成真的时候，她便没有了追求，自顾自地享受起来——她很聪明，却没什么智慧，懵懵懂懂地活了几十年才明白了“适可而止”的道理，正如她自己所说：“余衷想前事，如春梦一场，甚思同业后辈，以余为借鉴，得意时切要留做后步，为老年时作计算。”——然而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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