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出生性格就注定了吗（人从出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三六九等）

文 | 文儒宁

图 | 网络\文儒宁

“人，从出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三六九等。”

在粤西一带，沿着207国道一路南下，旁边错落着香蕉树林和甘蔗地。顺着国道，拐向乡道，就可以到达小镇的中心集市。如果中途沿一个开棺材铺的小巷拐进去，还可以到达我的母校——城月第二中学。

小镇叫城月镇，整齐的骑楼，镇民一贯的粗鄙和朴实，一个嗓门串起一条小巷，各自过着安逸而不同的生活。从南至北，米粉店、便利店和家具店等各种店铺随意安置，杂乱却有秩序的经营着每一年的春夏秋天。

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镇，在南部随处可见，隐没在中国两广地区几百个小镇中找也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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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镇的人倒是好认的。

这里的年轻人出门在外，别人一眼瞅见脚上的“双鹅人字拖”，就知道这人来自城月，来自这个市。

“双鹅人字拖”韧度强，在硬实的乡道上拖好几年也拖不烂，轻轻一甩还能被韧性多带出几分力。所以小镇的人打架都爱用拖鞋，往对方脸上甩一个鞋印，可以毁掉半个月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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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子想要离开学校，那我肯定不会有疑问，因为这里确实充斥着各种脏乱差。但罪及小镇，我是难以理解的。

最起码小镇有很多我喜爱的东西。比如说，市场那边的那家粉店的粉条味道我很喜欢，物美价廉。再比如说，网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这在县城是禁止的。又或者说，上去雷林，有很大一片草地，四周环树，前几年还在中间修建了一座有吊脚的亭子，适合小情侣晚上偷偷约会。每天会有一群大大咧咧却朝气旺盛的女孩骑自行车去到那里，她们穿着鲜艳的衣服，脸上泛起无畏的笑。她们的笑里有小镇特有的味道。

高二过年回家，浩子过来我家找我了，跟我说很多话，靠着父亲走了很多后门进了广东金甲拳击搏击俱乐部，第二年就在泰国拿了金腰带。

听着他说的话，仿佛他一下子比我老掉好几岁，像是已经步入社会闯荡许久的年轻人了。

“过几天我要回广州训练了，我老爸老妈也也骂不着我了，随她骂吧。”

看着他脸上绽放的光彩，我不觉心生羡慕，好像他一直在做的挣脱牢笼的困斗，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口一样。

一个星期后，我再回来已经找不到浩子的身影了。我站在围墙上望向他家的庭院，他母亲正在把吃剩的饭菜倒给一只大黑狗，大黑狗跳起来摇摇尾巴，乖巧的“汪”了一声。周围空空荡荡，而浩子的房门紧紧关闭。想必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广州，那个离家四百多公里远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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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那年，他带着点吃的过来我家，想跟我聊聊这些年，但是空气突然来的安静，我们的世界观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已不在是从前那个“假小子”了。而他经过社会的洗礼，与文里文气的我话题变少了。

他每次来我家找我，都是静静抽着烟，而我在一旁用着柴木捣鼓我那快要烂掉的灶头。他一直想要找话题，跟我一句没一句的聊。在聊天中，浩子的想法和谈吐与这个小镇越来远了。

我们一出生，这个社会就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毫无讲理的规划出一条我们每个孩子都要走的路：读书，上大学，再一步步走向它。这是一条我们无法摆脱的路。每个大人都在教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上大学，进社会找一份好工作。就连老师的言论也一向如此。不走这条路而选择辍学的人，都成了离经叛道的反教材。

但对于我而言，社会太过遥远和渺茫，渺茫到我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而我很迷茫，似乎处在一个漩涡的中心，终日手足无措，既不能打满计划的过日子，也无法随遇而安。我曾憧憬过我未来的美好生活，可是那种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会以什么样子呈现出来，在哪个地方，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永远也跳不出这个漩涡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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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学业即将结束，校领导每天处于一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状态，教唆着各种各样无从推翻的事理。比如说只要好好学习，将来就能泡靓女、住洋房、开大奔、从此奔向富小康。而不思进取的人就会成为社会的败类。因为家庭的贫瘠，很多人都对这些言论深信不疑。在那个小镇里的思想是：穷人就要靠读书出人头地，每一个坐在教室里的学生是哥哥姐姐牺牲自己的学业换来的。

这样的思想，十几年来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像个患者，老师是个护士，每天向我们打吊针，灌输五花八门的知识，每一科的知识都挤在同一根输液管中，源源不断流入我们的大脑。我知道市上的一个养鸡厂，前年引进了一种新技术，一只鸡从出生就开始被原封不动的固定住，身上插入各种输液管，供给它生长的养分，等它们长大后再一批批送入屠宰场。跟我们尤为相似。

毕业后，我进入更高的学府继续深造。但更多的一部分人，再也无缘学校，而是宿命般的留在了这个小镇。零零碎碎的一些人，进入甘蔗地，谈婚论嫁。或者在广州、深圳一带漂流，找寻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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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才正式拥有智能机。

当我打开手机，经常能在社交软件上看到浩子，听他调侃社会上的人和事。他比以前沧桑了不少，眼神里早失去了当年的热烈和不可一世，而是敷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因为拳击关系，他在一次意外中断了一根拇指。有时候调侃完笑笑，我会莫名的心疼他。他发了一个拳击比赛的视频，看完之后却只想流眼泪，其实自己多希望，泰国台下热情的观众有我在为他呐喊。

浩子一年回来几次，他没有如愿盖起楼房，过年时在家养着嫌弃自己的年老力衰的母亲，直到过完元宵节，祭祖之后再收拾起行囊，奔赴一如既往的洪流之中。

不知是不甘或者嫉妒与否，村里的人不再叫我的小名，而是说“大学生”，每当我试图融入他们，他们都开玩笑似的说，“唷，大学生来了嘛！”“大学生不学习吗？”就连浩子也给我戴起了高帽。“大学生”这个名词成了我和浩子之间的隔阂，而我每次见他却总是试图以现在的身份去连接起我们当年相处的那个共同状态，均以失败告终。我渐渐被他们远离，只好默默的玩手机不知所措。

在火堆旁闲坐的空荡儿，我有时会看一些文化评论或者阅读软件上推送的热文，有一回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用偏激的语言质问寒门到底能不能出贵子。这个问题有太多的不可靠性，我无从解答。我只知道在我的印象中，教育者只告诉过我一件事，那就是读书上大学。对于他们或者我们而言，这是读书的全部意义。他们自然是不会知道此外的意义，比如说读书是为了增加自身的修养，认识世界和自我。

“从出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三六九等。”这句话准没错的，我想。

这时候一个玩伴惊呼一声，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令他愉悦的事情，他欣喜的对旁边的人说：“准了！白小姐！”

那是六合彩里的一个人物，每天穿着性感的内衣内裤，摆出撩人的姿势出现在各大六合彩杂志的封面上。我年少时从我妈纸箱里偷出来拿去贩卖兑换零食，总被我妈拿着棍子到处乱打，嘴里老说着“你看吧，你偷走这一期，要不然我打中就能中奖了”。

其他玩伴纷纷凑过去，围看他正在打开的手机网页，上面密密麻麻排满了生肖和数字。

另一个玩伴也惊叫起来：“这期的码买中了！”他们雀跃着，计算自己赚了多少钱，直嚷着今晚要喝酒庆祝。

元宵节之后的第二天，浩子挂着一个大背包走出庭院。

他母亲跟着出来，依然是骂骂咧咧的腔调：“在外面少乱花钱，找个女朋友回来。”

“知道了，你急什么呢！！”浩子不耐烦的回。

浩子跨上了同行的人的摩托车，那人拧一圈油门，车突突的往前驶去。

他的老母亲嘀咕了几声，又去往小卖部斗地主去了。

我无事可做，只好打开手机随意滑动屏幕，看见浩子几个小时前发表了一条动态：过个年真他妈没意思！今天上广州了，哥们备好酒等我杀过去泰国！

我却不知道我要评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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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规规矩矩的在所谓的大城市求学，在我所处的三六九等的小圈子内，不离经叛道，不本末倒置，一直按照家人给我制定“出人头地，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的责任路线行走。

离我四百多公里之外的那个小镇，也都有条不紊的铺展出每一天的生活。我知道它是不会变的，变的只是人，和事。

浩子也和我联系过一次，说希望我能多回小镇看看。那次我在集市上碰见他，他在说话间会刻意往回退，脚上还是一双多少年也穿不烂的“双鹅人字拖”。

说实话，自从上大学之后，小镇很少回去。我长年漂泊在外，家中也无人便没有多少想念。这样的小镇，在中国南部随处可见，拥有一片贫瘠的土地的小镇。此后我常年奔波，经过一个又一个小镇，它们总有一处相似的地方。浩子那样的人也遇到个无数个，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点。这样的人，这样的小镇，融入广阔的南部之中，找也找不出来，如人间蒸发，如一滴水归于大海。

我知道，我身上也有浩子的一部分，我终将和浩子一样，和这个社会做一场挣脱牢笼的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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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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