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最详细的人物分析（当代编辑常振家）

文/常振家

转眼间，长篇小说《白鹿原》已发表二十年了。作为当年它在《当代》发表时的责任编辑之一，我不禁感慨良多。1992年12月《当代》杂志以巨大篇幅先后分两期发表了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是作家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呕心沥血，在他那远离闹市的乡村祖屋熔铸出的一部沉甸甸的大作品。

小说洋洋五十万字，撼人心魄地讲述了陕西关中大地白鹿两家的兴衰史。从清末民国一直到解放初期，横跨数十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悲剧和历史演变。《白鹿原》一问世，便以其雄浑凝重、咄咄逼人的气势，深沉冷静的历史思考以及众多崭新饱满的艺术形象征服了读者。

1993年6月，《白鹿原》作为图书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随着《白鹿原》影响的不断扩大，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二百多万册。如果加上各种盗印本，总数已达四百万之多。另外，《白鹿原》还先后被译成日、蒙、韩、法以及越南文版，目前英文版也正在进行之中，加上近几年《白鹿原》又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至今仍长盛不衰。

看稿中大家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作者在性描写上有大胆突破，虽然大多数描写都相当精彩而且与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仍有一些性描写比较直露，弄不好会受到有关部门甚至社会的责难；二是作品中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说法及有关描写容易引起误读，甚至使人联想到作品的政治历史倾向。尽管有这些担心，但大家仍然坚定地认为，《白鹿原》是一部近年来罕见的优秀作品。

也许是这部小说真的打动了我，也许是出于一名文学编辑的职业良心，在编辑部讨论稿子的会上，一向办事谨慎的我竟一反常态向领导拍胸脯，保证这是一部大作品、好作品。我当时只是想用自己坚定的态度影响领导最终的决断。当时《当代》杂志的主编是老一辈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主管《当代》工作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的朱盛昌，担任《白鹿原》终审的是《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尤其是朱盛昌，由于他当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的态度十分重要。我当时虽然只是《当代》杂志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但我仍坚信我的努力会发生作用。

早在80年代，老主编秦兆阳就曾在《当代》杂志全体党员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讲，将来《当代》要是有常振家、谢欣这样的人接班，我就放心了……可见老人家对我的人品和工作是认可的。至于朱盛昌、何启治，都是我多年的领导，他们对我一贯的稳重谨慎也是有共识的。我一向谨慎不假，但面对一部杰出的大作品，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编辑决不会无动于衷，任何犹豫不前都是自私的表现，都有损于编辑的职业道德。

在《当代》杂志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白鹿原》终于面世了。经研究，刊物将分为两期发表，并决定由我和洪清波担任责任编辑发稿。发稿前要对作品进行必要的加工删节（删去五万字），同时强调，小说的前十万字要由我亲自动手加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当时《当代》领导对我的信任。《白鹿原》的上半部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的《当代》杂志。它的下半部发表在1993年的《当代》第一期，因我去党校学习，后一期发稿的任务是洪清波一个人完成的。《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当然是因为作品的精彩，但是也与《当代》杂志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分不开。

迄今为止，《当代》依旧是全国所刊发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最多的文学期刊。《当代》没有辜负读者对它的信任，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应当说，洪清波和我是长篇小说《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因为《当代》发表此作时是1992年12月，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已经是1993年6月了。

作为当时那段工作的亲历者，在这里我要为洪清波说句公道话。他应该是《白鹿原》最初发表时付出劳动最多的人。从去西安取稿看稿，到第一时期对稿件做出判断，到稿件的编辑加工，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我是《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之一，才使我有机会最早读到了这部作品并在第一时间写出了《白鹿原》的评论文章。而我1993年5月1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评论——《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也成为京城中央一级报刊发表的有关《白鹿原》的第一篇评论文章。

那个时候，某部门领导还没有说批评《白鹿原》的话（也许还没来得及看作品）我的文章就已经发出来了。在这之前，我曾将此稿投给另一家中文报刊，他们认为我对作品评价过高，建议我删去文章中诸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将毫不逊色地扎扎实实地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的书架上”之类的话，我没有同意，把稿件拿了回来。后来，还是编辑部的刘茵大姐帮我将稿子拿给了《文艺报》，我的文章才得以全文发表。感谢刘茵，是她使我的文章中保留了那句预言式的结尾。二十年后，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白鹿原》真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名著，而且长盛不衰。

1993年和1994年，《白鹿原》先后获陕西作协的“双五”最佳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然而，正当人们好评如潮的时候，某领导机关一位负责人却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了《白鹿原》，并指示不要宣传《白鹿原》，也不能拍电影。《白鹿原》单行本出版后，何启治曾组织两位著名评论家写了有关《白鹿原》的评论，交给京城某大报，据说清样都排好了，但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一时间《白鹿原》备受冷落，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了，甚至竟成了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不能碰的话题。我们这些编辑也备感压抑和无奈。

记得何启治当时把在《当代》发稿时的初审、复审、终审意见又重新复印了一遍，发给我和洪清波每人一份，说：“做点思想准备，将来出了问题我们三个谁也跑不了……”好在那段沉闷的日子终于有了尽头。由于政策逐渐宽松以及文坛有识之士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努力，1997年12月，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总共删改了不过两三千字）终于荣获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是有分工的，当时的《当代》杂志只发刊物，而书稿则由一编室负责，因此《白鹿原》单行本上署名的责编是一编室的人。我和洪清波则是《当代》杂志编发《白鹿原》的责任编辑。《白鹿原》获奖后，出版社也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的“有功人员”，我和洪清波包括朱盛昌也分别拿到了奖金。

在纪念《白鹿原》发表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陈忠实向我颁发了“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获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您对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做出的特殊贡献，经‘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审委员会评定，特授予您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荣誉。”与我一起获得此项奖的还有洪清波、朱盛昌以及书稿责编刘会军。当年和洪清波一起去西安取稿并为此书出版做出贡献的高贤均已去世，但仍然获得了这一奖励。为《白鹿原》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何启治获得了特别奖。

我为长篇小说《白鹿原》所做的一切，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多年文学编辑生涯中重要的一页。已经退休的我依然怀念当年的情景。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在他的工作生涯中能够遇到陈忠实这样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是幸运的；作为一名从业者，能够同一群思想敏锐、眼界开阔，有胆识、有水平、有战斗力又不计较的同伴一起打拼是振奋的、幸福的。我常常以自己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而自豪。当然我更想念的还是我的老家——《当代》编辑部，我喜欢那里团结、温馨、自觉、自强、坦诚相见而又积极认真的工作氛围，更喜欢那些心地善良、充满了智慧和活力的特别能战斗的兄弟姐妹们。

2013年7月写于北京风度柏林

来源：中国青年网 读书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