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属于诗经中的哪一部分(从诗经中看国风)
一、何谓“国风”?
“国风”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伟大文学源头——《诗经》。如果从音乐体制上来看,《诗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即“风”、“雅”、“颂”三部分。这三部分中,“风”主要指的是从周南、邵南、唐、卫、陈、豳等十五国地区采集而来的土风歌谣,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当时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分封国家,所以“风诗“也被称为“国风”。
就文学性而言,《诗经》内部三个部分的文学成就各不均等。“雅”是当时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相当于周天子的“歌单”,主要是用于各种典礼仪式和朝觐时候进行演唱、表演的官方乐曲。相当于“主旋律”,格调和气势自然是很高的,但是就艺术性而言则要比“国风”逊色很多了。
“颂诗”同样在艺术上要远逊于“国风”。“颂诗”主要是周王朝各种宗庙祭祀时期的演奏乐曲。从现存的诗歌来看,大部分都是歌颂祖先功业、歌功颂德之作,对于表现王朝建国和部分诸侯国的历史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同“雅诗”一样,属于当时士大夫和贵族公卿文士的作品,从表现现实的深刻性以及表达情感的丰富多样性来看,他都不如“国风”。
“十五国风”的汇集方式以采诗为主。对此汉代文人曾有过专门论述。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中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而采诗的目的,是为了“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雅诗”、“颂诗”则是由专门的文人创作,通过献诗的渠道来送达于朝堂之上的。
二、“国风”意义
如果纯粹从“国风”一词的词源来看,我们今天在提倡“国风”,实际上就是在提倡一种中国长久以来失却掉的、却无比珍贵的民间文学、民间叙事、乃至于个人文学的渊源。
这是一种长久一来不被我们所重视的一方面,一个充满了个人情丝、个人情绪和纯粹世俗生活的广阔世界。它在近现代一些作家中时有见到,比如沈从文《边城》是西南边陲湘西世俗的世界;阿城的某些小说也具有和浓烈的乡土意识,是乡土世界的产物。
诗经中,相比于“雅诗”的醇厚雅正、“颂诗”的庄严肃穆,“国风”可能更为幽怨,更尖酸刻薄,更爱的痴狂、恨的撕心裂肺,更鲜活,也更贴近于人。
宏大叙事下,个人情丝的存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我们今天或许回归于“国风”精神,正是重新回归到这样一种可以直面人心中最真切、感人的情绪,最打动人心字眼的这样一种传统之中,它是《关雎》中“好逑”君子的“转转反侧”;是《硕人》中“手如柔夷、肤如凝脂”的美人;是《氓》中女子对情郎“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深切思念,也是对变心之人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决绝痛恶!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风?
事实上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被压制束缚,究其原因,是由于儒家尤其是汉儒所遵循的一种“诗教”传统。他们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用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来解释《诗经》中的一切。
汉代《诗经》传之后世有四种,其中唯独只有东汉儒学大师郑玄作序的毛诗独行于世。毛诗开篇第一即在《关雎》下做《毛诗序》以用来阐明该诗所作之意图以及阐明了文学在社会、政治上的功用。
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也是文论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门的论述文学问题的专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后世封建正统文学理论皆以此为正宗,奉为圭臬。然而如果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则存粹属于牵强附会之说,其大多数内容带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显然不是把《诗经》看作是文学,而是一部政治教化的典籍。
如他说《诗经》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作,是歌咏后妃之德的。这一点其实后代很多人都有批判,比如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就在《牡丹亭》中设计了一场“春香闹学”的场景,其中对于授课给杜丽娘的封建腐儒老师竭尽揶揄嘲笑。而杜丽娘受到《诗经 关雎》中男女美好感情的召唤,对于老师陈腐的吟咏后妃之德的说法不满,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是他满意,便求诸于外,于游园惊梦中寻得真谛。在这一点上,汤显祖就是借后世对于《诗经》牵强附会的解读来揭示封建桎梏以及达到对其批判的目的的。
事实上,《关雎》为“十五国风”中“周南”民歌,既是民歌,何来“歌咏后妃之德”呢?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探求国风之真谛,务必要注意对其理解,将国风置于一定语境和历史场景下去考察,不可做牵强附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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