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打虎武松到底是哪一个（一个是活武松）

戏曲电影是中国传统戏曲与电影艺术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它形成了中国电影中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1905年，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历史长卷，也开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先河。

然而，戏曲和电影有着各自的艺术原则和艺术特性，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以谁为中心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国粹的京剧，博大精深，积累厚重，在被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损其精华，如果当事人缺乏足够的胸怀，看不到戏曲与电影结合所能带来的升华，冲突就会一触即发，盖叫天与崔嵬未能就《武松》一片达成合作便是一例。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河北高阳县人，自幼入天津隆庆利科班习武生，他以丰富的武打技术和人物形体美的造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表演艺术，又因长期在上海一带演出，且擅演整本《武松》，有“江南活武松”之美誉。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京召开，盖叫天演出了难度很大的《武松打店一折》。这是全面考验短打武生各项基本功的一个剧目，盖叫天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盖派独有的身段表演也让北方同行耳目一新，就连前来观看演出的毛主席也不禁起立鼓掌。盖叫天在旧社会是从来不谢幕的，但就是从那次开始，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以后每次演出他必然三次谢幕。

盖叫天和梅兰芳

在这届观摩演出大会上，有7人获得荣誉大奖，即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和盖叫天，这其中年纪最长的王瑶卿早已告别舞台，潜心传艺，其次便是64岁的盖叫天和58岁的梅兰芳。

会后，出于保护祖国优秀戏曲遗产的目的，文化部决定将梅兰芳和盖叫天的舞台艺术拍摄成纪录片，任务分别交给了北影厂和上影厂。负责拍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的是上影厂，之前上影厂拍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名震全国，而且扬名国际，此番他们组织起了一支阵容强大的拍摄队伍，由白沉担任导演，黄裳负责撰稿，摄影朱今明，美工韩尚义，作曲陈歌辛，大明星舒绣文担任解说。

白沉刚刚从香港返回祖国，在港期间曾与欧阳予倩合导过马连良、张君秋的《渔夫恨》，张君秋、俞振飞的《玉堂春》和马连良的《借东风》，在这部影片里，他选取了盖叫天的八个经典剧目，即《白水滩》《七雄聚义》《茂周庙》《劈山救母》《英雄义》以及《武松》中的“武松打虎”“狮子楼”和“十字坡打店”，除武松一角由盖叫天与儿子小盖叫天张剑鸣分饰之外，其余的穆玉玑、晁盖、谢虎、沉香和史文恭诸角均由盖叫天亲自出演。

该片基本涵盖了盖叫天舞台艺术的精华，然而上映之后却并未获得行家的认可，著名剧作家陈西汀在《大众电影》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该片存在很大缺点。陈西汀是《七雄聚义》这出戏的编剧，与盖叫天有很深的合作渊源，在他看来，影片的导演对盖叫天的艺术不够理解，对京剧这一艺术的特性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八个剧目中有四个被剪裁得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只顾了去表现那些刀枪棍棒的武技，却忽略了艺术的完整性，尤其是在盖叫天从细致平淡的地方刻画塑造人物的功力。

《盖叫天的舞台艺术》一片的另一大遗憾是拍成了黑白片，相比之下，北影厂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不仅是彩色片，而且分作了上下集，导演吴祖光自幼是京剧迷，长期观看富连成班的演出，加上之前就写过以京剧旦角演员为主角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对梅兰芳有深入的研究。

片中摘选了《霸王别姬》《宇宙锋》《断桥》《醉酒》《洛神》等五个经典剧目，充分运用电影的表现特点，既保存了演出的原有面目，又补足了舞台上受到限制的地方，特写镜头的运用更是把梅兰芳细腻的面部表情生动地呈现于银幕，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除此之外，影片还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梅兰芳的艺术渊源和他的生活面貌，尤其是梅兰芳与齐白石两位大师的会晤传为一时佳话，为影片增添了额外的光彩。两相比较，《盖叫天的舞台艺术》则显得单薄了许多。

1960年，盖叫天与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杭州楼外楼

拍摄《武松》是由周总理倡议的。周总理早在30年代就看过盖叫天的戏，对他在旧社会的遭遇也早有耳闻，解放后他一再叮嘱主持剧协工作的领导要多多关心盖叫天这样的老艺人。1961年，陪同外宾到杭州的周总理专程前往“燕南寄庐”看望盖叫天，征询了他对用彩色电影将全本武松戏拍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的意见，已经73岁高龄的盖叫天欣然同意。周总理随即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文化部，并点名要由北影的崔嵬来拍摄这部影片。

22大明星之一、人称“大帅”的崔嵬对传统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担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及中南文化局长期间，他就亲自抓了汉剧《宇宙锋》《打花鼓》、楚剧《葛麻》、桂剧《拾玉镯》、湘剧《琵琶上路》等戏改工作，并为长影整理了河北梆子《蝴蝶杯》的剧本。1957年，崔嵬卸下领导职务，以导演身份调入北影。

1959年，他和陈怀皑合作，将中国京剧院四团的新编京剧《杨门女将》搬上银幕，启用北京京剧院的王晶华、杨秋玲、梁幼莲、郭锦华、孙岳等一批年轻演员出演剧中角色，在传统戏曲手法与现代电影表现手法的融合上做了深入的探索和尝试。在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的评选中，《杨门女将》一举夺得最佳戏曲片奖，代表了新中国戏曲片创作的最高成就，周总理对该片非常满意，盛赞这是一出“百年难遇的好戏。”

周总理希望由北影拍摄《武松》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想借北影与香港合作拍片的通路，将盖派艺术在更大范围传播。原来，《杨门女将》曾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戏曲艺术电影展览”上放映，不但创造了香港上映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并且在香港《新晚报》举行的1960年“十大名片”选举中获得第一名。应香港左派电影机构的要求，北影决定以与香港公司合作的名义拍摄一部新的戏曲片。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这部影片就应该是《武松》。

左起崔嵬、盖叫天和赵燕侠

1962年春，文化部通知盖叫天到京拍摄《武松》。6月初，盖叫天偕夫人薛义杰和孙女张明珠到京。受总理指示，文化部对此事十分重视，部领导齐燕铭委派马彦祥负责接待工作。文化部为拍片召开了茶话座谈会，齐燕铭、夏衍、田汉和等领导都出席了座谈会。会上，田汉将崔嵬介绍给盖叫天，山东大汉崔嵬一向心直口快，高腔大声道：“盖老，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们有机会合作，我有几点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看怎么拍好？”说着就把拍摄计划双手交给了盖叫天。盖叫天接过来后看了一眼，又把计划退还给了崔嵬：“我唱了半辈子戏，不懂电影，你是行家，我上听总理的，中听你的，下听全体工作人员的。”散会时，崔嵬还是把计划又交给了盖叫天：“得带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咱再商量！”由于盖叫天识字不多，对电影艺术知之甚少，对拍片计划提不出什么意见，《武松》很快就启镜拍摄了。

由于盖叫天是单枪匹马来的北京，除了由他饰演武松外，导演崔嵬和陈怀皑分别从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请来张云溪和赵燕侠，分别饰演西门庆和潘金莲，从上海请来解放前就一直和盖叫天合作演出《打店》等剧的武旦闫少泉饰演孙二娘，扮演蒋门神的是中国戏曲学院实验京剧团的青年演员钱浩梁，也就是文革中因在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而受到江青重用的浩亮。

与10年前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不同，那只是一部纪录片，所有的演出部分完全是照搬舞台表演，《武松》是一部戏曲片，崔嵬和陈怀皑通过拍摄《杨门女将》已经积累了一套较为成熟的针对传统戏曲的电影语言，在场面调度以及镜头的推拉摇移方面形成一套规律。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虽然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但是站在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下指令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却总感到别扭。一会儿拍这个镜头，一会儿又跳拍那个镜头，尤其是拍特写镜头时，水银灯的强光打到脸上，让他感到眼神都散完了，情绪实在无法连贯和控制，入不了戏。

盖叫天是梨园行有名的刚直性格，怎么可能受这样的摆布，结果合作没几天，他就和崔嵬争执起来。盖叫天直白地发问崔嵬：“这样东拍一下，西拍一下，精气神全散了，照这么演下去，哪里还像个武松？”崔嵬毕竟是领导出身，起初他耐着性子，试图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说服盖叫天：“盖老，现在要拍的是你眼神的特写镜头，您再坚持几分钟，眼神拍好了，您的精气神就全有了。”

崔嵬拍戏曲片追求的是实景，狮子楼便一定要有“楼”，可是在舞台上，狮子楼这场戏看的就是盖叫天的腿功，上楼、下楼全看的是他腿上的表演。正是这场戏的处理上，盖叫天和崔嵬彻底闹翻了，一个坚持“我拍的是舞台艺术片！”，另一个坚持“舞台艺术片也是电影，不能受舞台的局限！”两人谁也听不进对方的意见，谁也不服气对方，合作就此破裂。

闻听这一消息，周总理感到十分遗憾，他亲自召来夏衍、阳翰笙等文化部有关领导商讨《武松》拍摄事宜。考虑到盖叫天和崔嵬两人性格上的针尖对麦芒，一时难以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周总理同意把这件事先放一放，并让夏衍、刘芝明和马彦祥出面，以北方冬天太冷，怕盖老不适应为由通知暂停拍摄，随后在崇文门新侨饭店为盖叫天夫妇饯行。

盖叫天和夫人薛义杰

临上火车，盖叫天极力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对夫人薛义杰说：“这回又栽了，北京终究不是咱们立足的地方。”他说此话是有原因的，盖叫天属海派，过去到北京演出，因多种原因，上座率不如京派的名角。不过这一次情况不同，他是由文化部邀请来北京的，并非民间自发演出，结果仍然不能证明他可以在北京站住脚。他觉得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回到杭州就病倒了。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文化部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将《武松》一片交给上海天马厂重新拍摄。1962年12月，夏衍委托马彦祥前往上海布置工作。马彦祥总结前次北影拍摄失败的教训，决定请出曾在舞台与自己合作三十年的好友、时任江南厂厂长应云卫亲自出马，为盖叫天重拍《武松》。

应云卫之前虽然执导过《周信芳的舞台艺术》，但在导演戏曲片方面的经验并不比崔嵬丰富，但是他有一大优点，就是善于体察人意，办法灵活。考虑到当时盖叫天已经75岁高龄、腿脚不便，他和另一位导演俞仲英商量后，从苏州京剧团找来盖叫天的儿子张二鹏替父亲走场演练，等到实拍时再请盖叫天出场。在拍“血溅鸳鸯楼”一场戏时，盖叫天坚持要在近景处加置一个腰鼓凳，可是这样一来，画面的构图就破坏了，摄影师坚决不同意，僵持不下的现场空气十分紧张。一旁的应云卫示意大家不要搬动这件道具，立即就位，正式开拍。等到盖叫天全神贯注地进入角色之后，应云卫示意道具人员将腰鼓凳悄悄移出镜头之外，顺利地拍完了这场戏。

《武松》一片于1963年拍摄完成，它的最大功绩就是为后人留下了盖叫天弥足珍贵可以传世的戏曲舞台艺术资料，但在戏曲片的创新方面则没有多少突破，不能不说一个遗憾。

相比之下，崔嵬和陈怀皑继《武松》停摆后转而拍摄的《野猪林》则缔造了京剧戏曲片的又一个高峰，在著名京剧武生李少春的通力合作以及袁世海、杜近芳等名角的全力配合下，该片在用电影语言代替戏曲表现手法方面更进了一步，全片共设计搭建了13堂布景，拍摄了388个镜头，大大超越了原舞台演出的局限和舞台纪录片的镜头数量。特别是增加渲染了长亭送别和在草料场增加一大段反二黄演唱，这两处改动在舞台演出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演员不可能在一个晚场演出中胜任如此高难繁重的唱念做打，可是拍戏曲电影却使这成为可能。虽然李少春也为了影片更加精炼，放弃了诸如“菜园舞剑”等舞台演出时的华彩片段，但该片仍不失为戏曲与电影水乳交融、交相辉映的经典，有人甚至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就至今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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