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佛教贡献（佛教的千年斗争）

我们今天总说儒释道三教合一，好像他们都是和睦相处、相互通融的。这是假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佛道两教之间的争辩是非常激烈的，从来就没有和睦过，加上政治因素的推波助澜，它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南北朝时期佛教非常兴盛。战火纷飞、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往往是宗教滋生的温床。人们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便需要有宗教来聊以寄托。佛教这种宣扬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精神，尤其适合这种战乱社会状况。

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反映出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欣欣向荣景象。连很多皇帝也是忠实的佛教徒，比如梁武帝萧衍，这哥们好好的皇帝当着竟跑去出家做和尚，后来又让群臣捐钱来赎他还俗，这笔钱就用来修寺庙。

北魏建立者是姓拓跋的鲜卑族人，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汉人地区，他们必须对汉人文化传统予以尊重，对汉人更宽容，才能长治久安。北魏统治者发现，此时佛教在汉人中很流行，这个宗教不极端，如果运用的好，可以有利于统治。

北魏历代皇帝都允许民间修寺院，寺院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和武装。一些生活不下去的人，就出家当和尚，既能混得一口饭吃，还能得到寺院的保护，从此成为“有组织的人”，腰杆硬多了。

北魏时期佛教盛行，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比如最有名的是云冈石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道家说“太极生两仪”，所谓两仪即“阴阳”，盈虚消息的道理他们当然懂。佛教的鼎盛，另一面就是道教的衰败。他们也很着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统治者好像更喜欢佛教的理念。

北魏正光元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在道教信徒们的身上。这一年，孝明帝搞了一个佛道大辩论，邀请天下得道高僧或道士出席。道教徒摩拳擦掌，翻身的良机啊！

道教这边主辩手是清通观的姜道长，佛教那边主辩手是融觉寺高僧昙无最。

姜道长引用《太上老君开天经》，说佛陀本是老子的侍者，自然是佛教在道教之下。《太上老君开天经》全文不到三千字，花十几分钟就可以过一遍，好像真没说“佛陀是老子的侍者”。难道姜道长看的是其他版本？

高僧昙无最不是省油的灯，他马上批判《太上老君开天经》是伪造的，根本就没这个东西。又用《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书来证明周昭王时佛陀就出生了，比老子早好几百年呢。“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星，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所说的大圣人就是指佛陀。

（据现在学者研究，《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伪书）

孝明帝毕竟是流淌着佛教徒血液的北魏皇帝，他最终判定高僧昙无最胜，并且还要对姜道长实施严惩，拟处死刑，因为他竟敢用伪书来虚妄惑众！后来是在场其他高僧慈悲为怀，替姜道长求情，孝明帝才免了死罪。

看来，这场佛道大辩论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对外以示公证。

就在这场佛道大辩论后十几年，北魏就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后来，东魏权臣高欢取而代之，创立了北齐。高欢的儿子高洋为北齐文宣帝，他在位期间也搞了一次佛道辩论。

这次辩论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已不满足口舌之争，而是开始了法术——就像孙悟空车迟国斗三怪那样。

佛道两家代表十几人分别列坐两边，开始了唇枪舌战，许久之后也难分胜负。道家这边只能放大招了，一道士练功作法，使和尚们的袈裟都飞到了横梁上。

满朝文武惊呆了。道士欢呼雀跃，说还是道高一筹啊，我们赢了。

佛教首座法师见状，微微说道：“方术小技俗儒耻之，可令最下坐僧对之。”

排在末座的的和尚叫昙显，说：“刚才道长让衣物飞扬起来，现在再试一次我看看。”然后取出袈裟放在地上作法……

道士得意洋洋，又开始作法。但这次半天也不见袈裟飞上横梁。其他道士也上前帮忙作法，仍不见袈裟飞起来。

文宣帝觉得奇怪，便令人将袈裟拿上来看看。恐怕万一是作弊，揣着十斤铁球。结果，十几强壮兵丁也将一件薄薄的袈裟拿不起来。

佛教又赢了。无论是辩论还是法术都赢了。

但佛教也不是总赢，即便在崇佛的南北朝也有另类。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对佛教就不感冒，一心想找机会抑佛毁佛。

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权臣高欢灭东魏，建立北齐；西魏权臣宇文泰灭西魏，建立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是宇文泰的儿子。

在宇文邕任期内举办了好多次佛道大辩论，希望借此一点点解构佛教，暴露其弱点，好找机会打压佛教。可惜道家太不争气，连续几次辩论都输了。

宇文邕忍无可忍，只好亲自上阵，直接颁布政令抑制佛教。大概是道家太令人失望，顺便连道教也一起整。令佛教道教的和尚道士还俗为民。据说很多高僧不能接受这个政令，竟以死相谏。

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及至隋朝。隋朝两代皇帝对佛道都比较宽容，也并不偏心任何一方，佛教的高僧、道教的道长都曾经被皇帝所重用过。

隋炀帝时也举办过几次佛道辩论大会。双方辩论都颇为学术性，辩论的都是天地万物等高深哲学，双方都头头是道，各有各的一套逻辑，很难说谁胜谁负。

这称得上是一种良性竞争，友好交流。

唐高宗李治是个好皇帝，勤于政事任用贤良，有贞观之遗风。李治常常会请当时佛道代表人物慧立大师和道长任真子来议政论道。

慧立大师是大慈恩寺高僧，曾写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之事。任真子原名李荣道，是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所谓“重玄派”就是道教中专门搞伦理的，重玄派人物个个都是理论家、哲学家。

任真子说“道生万物”，慧立大师立马驳斥，如果道是有智慧有良知的，那么就该只生善，为何会也生出恶呢？任真子哑口无言。

据说在唐高宗李治组织的多次论道中，任真子基本上是负多胜少。

在唐朝的整个历史上，应该说佛教是略胜于道教的。佛教传播得到空前发展，鉴真大师甚至远赴日本传教。由于唐朝比较开放，对宗教比较宽容，所以道教虽略逊佛教，总体上也倒活得很不错。

宋朝大概是道教史上最最黄金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比较笃信道教，宋朝“恬淡寡欲”的治国风格，恐怕与统治者信道教有些关系。

宋真宗更是狂热道教徒，甚至对外宣称玉皇大帝托梦告诉他，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后来更是布告天下，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

宋真宗还在东京汴梁花8年时间修了一座玉清宫，极其奢华金碧辉煌，可谓是“竭天下之才，伤生民之命”。这反映出了宋真宗对道教的狂热。

宋朝统治者虽笃信道教，好在对佛教也并未排斥。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处寺庙多为宋朝时修建，许多佛教典籍也是宋朝是翻译整理的。宋真宗时全国佛教僧侣有40多万，尼姑有6万多，比宋朝初期涨了两倍。

这些都说明佛教在宋朝发展也是比较好的。

元代对宗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只要这些宗教不反对蒙古人的统治，就让它们自由发展。寺院、道观的财产都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夺，甚至朝廷还会向他们供应口粮。

不过，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更推崇佛教一些，因为他本人喇嘛教（藏传佛教）。

忽必烈的哥哥是著名的蒙哥汗，他好像没有宗教倾向性，他信仰原始的萨满教。这种原始宗教尚未形成严格的教义和教规，因而对其他宗教没有很强的排斥性。

蒙哥汗曾召集佛道500余教众，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举行大辩论。以全真道“诚明真人”张志敬为首的道家在辩论中失败，败给了那摩国师。

这位那摩国师可不简单，他本是克什米尔人，尽弃所有学佛法，隐于大雪山下，当苦行僧十三年。后来被蒙哥汗封为国师，总管天下宗教。

这次辩论输了对道教打击很大，参加辩论的一些道士被勒令削发为僧，45部道家典籍被认定为“伪经”而烧毁。

一些人以为，道教在元朝时空前发展，可以横着走那种，因为“长春真人丘处机跟成吉思汗关系很好”，看起来并非如此。

明清两代高度中央集权化，统治者需要利用宗教麻痹人民，而佛教在这方面表现更良好。比如佛教认为你这辈子很穷很苦，是因为上辈子做了孽，这辈子在赎罪，于是信徒便觉得都是我的错，要安心赎罪，则不太容易去造反。这当然是有利于统治者的。

道教在明清时期则总体上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现逐渐衰微。而西方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这时也进入中国，道教需要与它们抢夺信徒，竞争很大，表现的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现在，道教已没有了与拥有庞大信徒的佛教的斗争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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