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赏罚（高尚品德与古代官场）

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带了八个亲信到直隶做官，其中之一是他的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

但从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赵烈文来保定候任，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接吏部来文实授易州知州，整整3年时间里，赵烈文前后两次在保定候任就去掉了一年，其他两年时间分别在磁州和易州担任代理知州。像他这种关系和背景出身的人，要谋得一个实缺都如此艰难，其他人如果不另想办法，不使用别的手段，要拿到一顶官帽子，想必比登天还艰难。

当然，赵烈文如果愿意跑官要官，也许早就谋得了州官实缺，只是他坚决不这样做，又有意拒绝曾国藩的特殊照顾，才出现了后来这种结果。

一、坚决不跑官要官

同治九年（1870年）冬天，直隶州赵州知州高维翰去世后，赵烈文的亲朋好友乃至跟他关系不怎么密切的人，都劝他赶快去省里谋取这一空缺。几个至亲好友甚至反复做他的工作，非要他去一趟保定不可。赵烈文却“以非素志所有”，因而“多饰辞以谢之”。意思是像我赵烈文这样的人，哪里做得出跑官要官这种事啊！所以除了感谢大家的好意外，真的没办法照你们说的去做。

有人于是又说：同你一道奏调到直隶做官的6个人，5人已经落实了职务，只你还挂着“代理”二字。你在磁州声誉极佳，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只要自己积极争取，赵州知州一定非你莫属。

据《曾国藩年谱》卷十一记载，和赵烈文一同奏调到直隶任职的有8个人，他们分别是道员钱鼎铭、陈鼐，知府李兴锐，知州游智开、赵烈文，知县方宗诚、金吴澜及员外郎陈兰彬。这里之所以说6个人，是因为同治九年九月曾国藩再回金陵担任两江总督时，将金吴澜和陈兰彬奏调回去了，这在同治九年九月二日的《曾国藩日记》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另外同治十年三月五日曾国藩写给吴敏树的信中又提到，李兴锐奏调到直隶做官后，虽然补上了大名府知府实缺，但同治九年十月他本人力请辞职，随曾国藩返回了江南（《曾国藩全集·书信》）。所以到曾国藩离开直隶时，当时奏调到直隶做官的8个人，实际上只剩下5个，其中4人安排了实缺，钱鼎铭甚至当上了直隶布政使，成了正省级官员。

李鸿章

这个人的话确实点到了赵烈文的痛处，他听后也多少有些动心。不过转念一想，他又开始犹豫了。原来当时的直隶总督虽是李鸿章，人事却归布政使管，一般情况下李鸿章不会插手过问。而当时的直隶布政使钱鼎铭，虽然早在安庆时，赵烈文就与他认识，后来又一同被曾国藩奏调到直隶任职，但他俩毕竟没有多少私交，只是一般朋友，如今去找他，怎么好意思开口要官当？万一碰了钉子，岂不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当然更主要的是赵烈文觉得钱鼎铭不会让自己做赵州知州，因为他从来没有给过任何暗示。这样一想，赵烈文就决定不去保定了，一切顺其自然，凡事听天由命好了。

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四日，已卸任磁州代理知州一个多月并即将离开当地的赵烈文得到确切消息，赵州知州已经名花有主，授给了一个叫存禄的候补官员。消息正式公布后，赵烈文的亲朋好友和原来的同事无不为他扼腕叹息。赵烈文却解释说：“存刺史（古代州官叫刺史）已经等了十多载，我才等三年，这次如果让我做了赵州知州，存禄岂不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一个实缺？你们想想他会多么伤心难过！再说我本来就无意谋取这一职务，所以大家不要为我感到难过。”赵烈文有个侄子根本听不进他的解释，痛心疾首地埋怨和指责叔叔太“懒散”。赵烈文“感其意诚”，只好“为之引咎”。

赵烈文离开磁州后，于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在天津见到了曾国藩原来的幕僚，现在天津做知县的萧世本（字廉甫），萧向他介绍了赵州知州的授职内情。萧说：去年冬天高维翰去世后，李相国（李鸿章）以为藩司（布政使司）必定会把赵州知州一职授给赵烈文，等到正式公文送来时，才发现布政使司向吏部报了存禄和赵烈文两个人。李相国非常生气，数次当着萧世本等人的面说：“赵某无论曾老夫子（曾国藩）谆托，即以其居官直隶，人恐做他不过，为地择人，亦应用之。今请部示，部中有不照例，肯破格邪（把存某和赵某一起报给吏部备选，向来依例办事的吏部岂肯破格任用赵某）？”说到这里，萧世本有点好奇地问赵烈文：你与钱公（钱鼎铭，字调甫）交情究竟如何？赵烈文回答说：“作事则在人前，不无凌越之咎；纳交则在人后，曾有菲薄之嫌。如是而已。”萧世本听后“为之深叹”。

李鸿章当时也在天津。此前一天赵烈文拜见他时，李鸿章除了赞扬他在磁州打井取得显著成效，还为赵烈文这次没有得到赵州知州实缺表示歉意。

10天后，赵烈文从天津到了保定。他本不想马上拜见钱鼎铭，后来得知钱鼎铭知道他到了保定，就不得不去见上一面。两人一见面，钱鼎铭就主动说起赵州的事情，并再三表示歉意。赵烈文却很大度说：“高维翰与存禄为争夺赵州知州一职，几乎闹到要去吏部控告对方这件事，同治八年我刚到直隶时就听说了。存禄为此又苦苦等了数年。现在高维翰去世了，我如果再同存禄争夺这一职位，就是争赢了，存禄又该怎么想呢？我又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所以半年前得知赵州知州有空缺后，我的内心如古井无澜，一直十分平静，更没有找人托关系走门子。我的志向素来如此，请您不要为这件事心存芥蒂了。”钱鼎铭听后，激动地举起手来，说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接着，钱鼎铭表示说：“一定想办法尽快为你谋个代理职务。”赵烈文还是没有领情，说：“出来做官，固然是为衣食起见，但拿国家的俸禄，首先要为国家做事，还要于地方稍有裨益，这样才无愧于这份俸禄。如今到某地代理政务，时间多是一年半载，哪里能够熟悉民情，知道何利可兴、何害应除？如果仅仅为了糊口，到某地领份工资，这哪里是我的志向所在呢？”钱鼎铭于是又说：“那就委屈你同修《畿辅通志》吧！阁下才学，直省无之，虽有进士、太史，阁下可以无让。”赵烈文只是笑着表示感谢而已。不久之后，李鸿章也出面邀请赵烈文纂修《畿辅通志》，他才同意参与编纂工作，分纂《河渠》《金石》二略，于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局于莲花池。

可能是大家都十分清楚赵烈文的特殊关系和背景，而他代理磁州知州期间的工作表现又非常出色，取得了良好声誉，所以人们都认为，只要赵烈文想谋取赵州知州，这一职位就一定非他莫属。后来赵州知州出人意外地授给了存禄，赵烈文的同事和朋友，便都认为是赵烈文主动谦让的结果。

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又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说明，在任何朝代，跑官要官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为一个官位斗得死去活来的现象，也是时常发生的。钱鼎铭既不想得罪赵烈文，又不忍心亏待存禄，最后矛盾上交，也是被迫无奈。

同治十年八月二十日，赵烈文写给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信中，对钱鼎铭的做法不仅充分理解，而且用掏心窝子的话语向朋友私下倾诉，自己坚守的做人原则和为官操守是不会改变的：

赵州一缺，去冬即议论纷纷。烈向知高墨缘（高维翰）与存诚斋（存禄）之事，私心尝不直高，知爱中劝为省中之行，先事道地者案头之书，垂尽逾尺。既非生平所谙，且尤而效之，世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故设辞谢覆，迄未离官守一步。当事今日位置，其为欲存公道，或别有命意，非烈能知。要之于鄙心则甚凑泊，固无所谓牢骚之说也。补缺云云，诸公之翅（只）申之以盟誓，然天下事，致力则效可操券，坐俟侧势鲜弋获。烈江湖作达二十年矣，岂尚不知。自维半生斤斤，断无垂老而改弦易辙之理。

赵烈文信中提到的羊叔子，是指西晋大将羊祜。据《资治通鉴》卷七十九记载：羊祜与东吴陆抗在长江两岸对峙时，双方使者常奉命往来，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喝起来从不生疑；陆抗病了，向羊祜求药，羊祜把成药送给他，陆抗也马上服用。许多人劝陆抗慎用，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意思是“怎么会有用毒药杀人的羊祜！”赵烈文用此典之意为：高维翰与存禄争官做，我私下认为高维翰是做得不对的，既然如此，自己怎么好意思再做这种事情呢！

对于李鸿章、钱鼎铭等人事后纷纷做好人，并给自己戴了一大堆高帽子，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赵烈文也有说法。他用俏皮的语言说：自己就像小庙中的一尊菩萨，只享受人间香火，无法品尝祭祀物品，也就是得虚名而无实利的意思。这个比喻自然非常有趣：

上游自合肥相公（李鸿章）以次，相待辞貌均为优异，奖语时逮。烈本性如小庙土地，享香烟而遗牲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