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打到西域哪里了（唐朝长安叫胡姆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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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极其诱人的历史名字。

长久平安，长世泰安，长乐永安，长生养安，长年心安，等等，无论用汉语怎样诠释，怎样形容，它都是一个寓意美好、吉祥如意的词汇，也是一个代代流传、誉满天下的地名。

在唐代文明的进程中，长安作为国家的首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汇聚了多如繁星的文坛泰斗、英雄将帅，而且是当时亚洲第一国际大都市，万国衣冠拜冕旒，使节频来、胡商云集、蕃将入仕、移民融会、留学生荟萃。

“条条大道通长安”，既包含了人们可以从不同方向去长安施展抱负之意，也隐含了长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程度以及人们对长安的仰慕朝拜之情，无怪乎大诗人李白远离京城后仍高歌：“长相思，在长安。”

“胡姆丹”与长安

长安，这个历经了几个世纪而不衰的盛名，是否也在异邦远域传扬流播，是否像国人自我夸示的那样涌动在外国人血脉中，是否如梵文“支那”（Cina）或“震旦”（Cinasthana）一样成为中国知名度的代称。

在寻来大量中外文化交流的汉唐时期史料后，才惊异地发现，长安（Chang'an）作为丝路之都并不是一个国际性词语，并不像人们憧憬得那么赫然醒目、全球皆知。

相反，在古代外国学者的笔下，长安竟被称为“胡姆丹”（khumdan），一个难以拉直的、僵硬的问号，在我脑中久久地定格。

“胡姆丹”一语，最早见于7世纪上半叶希腊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Theophylacte Simocatta，约582—620）所著的书中，这是一部记载中亚突厥语系民族及其周围民族的希腊语文献，书中称“库博丹”（Khoubdan）为桃花石“Taugas国”的首都，即指唐人之国的京城长安。

并提到这座城市为马其顿的帝王亚历山大所建造，城市被两条大江河所断开，高高的堤岸两旁环绕着柏树林，等等。

西莫加特曾在拜占庭宫廷中担任多种公职，鱼目混杂反复抄袭的资料不可能成为信史，专有地理名词很难保持其原形，憧憬遥远国土的这种传说是否准确，颇值得怀疑。

但裕尔（Yule）、考狄（Cordier）《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中考订khumdan就是长安。伯希和也认为khumdan就是外国人称呼唐代西京全部或一部的名称，别言之，昔之长安，今之西安。

长安为何叫“胡姆丹”？

西方学者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情况下记录长安难免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且距今时代悠远，使人很难了解用古希腊语音韵营造的东方国都。

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长安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出现用古叙利亚文镌刻的“khumdan”，并明确指出“胡姆丹”就是京都长安，并列有“胡姆丹”京都区主教、副主教的人名。

这些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唐朝国都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把长安译为“胡姆丹”，显然不是随意定名的，必有依据，或是梵文对音，或是突厥语转音，或是粟特人称呼，或是中亚与西亚其他语言的译音转读，起码“胡姆丹”这个地名称呼，已在西方异邦流传了很长时间，景教传教士才会延续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叫法，并镌刻在碑文上，因为语言的传递与翻译肯定有一个接受和认同过程。

我们还发现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长安也被称为“胡姆丹”。

大约写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回历237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是一本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该书最早被归于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olaiman）撰写，但近代学者则证明它是一部佚名著作，囊括了当时阿拉伯商人在旅居中国经商时所搜集到的供后人使用的全部资料。

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一个名叫伊本·瓦哈卜（Ibn Wahab）的伊拉克阿拉伯人到广州后，又历时两个月来到京城胡姆丹，求见皇帝并得到了许多赏赐，返回伊拉克。

他说京城胡姆丹“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大街右边东区住着达官贵人等，左边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等。

这本书还记载黄巢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的京城等唐朝史事。作为外国商人亲身见闻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此外，散见于阿拉伯和波斯其他作者马斯欧迪（almas，oudi）、阿拉姆（Hudud alAlam）、伊德利斯（Idrisi）等人的历史文献中，均称长安为“胡姆丹”（khumdan）。

亳无疑问，在当时地跨欧亚接壤相近的国家中，传播的长安名字就是胡姆丹。

“胡姆丹”音译来源的几种说法

至于11世纪后，由于长安的残败，国都的迁徙，丝绸之路的时断时通，中亚、西亚的国家对长安也渐渐失去了解，这个名字罩上了扑朔迷离的浓雾。特别是语言不通、千番转辗，khumdan这个词也产生误解，如爱德里奚（Edrisi）在1153年所著书中称khumdan是中国最大与最著名的河流，泉州就在这条河上，距广州约三日路程。

13世纪依本·塞德（Ibn Said）、14世纪第马斯可（Dimaski）也常用khumdan为河名，这实际上已改变了“胡姆丹”原义，反映了中西交通衰落的折光，逐渐暗淡。

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那么这个神秘的外来名称音义来源究竟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许多中外学者有多种解说，都期望探索出khumdan一词来历的真实，破解这个千年历史之谜。

外国学者例如：

保西尔（Pauthier）提出khumdan是Chang'an（长安）的讹传；

纳曼（Neuman）则认为是kongtien（宫殿）的误读；

哈特曼（Hartman）又提出“khan T'ang”（汗堂）之说；

佐伯好郎则以为是“关内”二字之说；

夏德（Hirth）和桑原骘藏又认为是“京城”的译音。

中国学者张星烺主张应为“京都”的译名；

岑仲勉解释为“金殿”的代称（即金殿代表皇都）；

李承样认为是“京兆”的对音；

林梅村则判定源于粟特文，本义为“大厅、宫殿”，粟特文作'Xwmt'n，并为西方国家采用。

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究竟哪种说法妥当合理，至今仍难下定论，因为khumdan作为一种千年前的外来语还原或回译，不仅不清楚其源自何种母语，也不明白其译语产生的类型，更不清楚这种“舶来语”是仿译、借译、对音、意译，所以尽管中外学者都试图从各种语言翻译角度解释，但都难于自圆其说，迄无定论，谜底最终仍无法解开。

“胡姆丹”音译的猜测

学者试图从唐代关中方言音系里找出合乎规律的拟构与重现。

《唐国史补》卷下记载：

“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蛤蟆陵”。

这说明唐人已注意到关中方言的语音变化，口耳相传的地名用字更容易古音讹变。因为方言中保留古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声母保持了古代舌根音的念法，尤其是陕北方言和关中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入声字，这为我们破解湮没已久khumdan的唐代古读音提供了“活化石”。

所以“胡姆丹”（khumdan）的转音，笔者认为应该是“估误搭”（ku·mu·da），即那边，遥远的地方，或遥远的古城，属于位置指示代词，这可能是唐代关中方言中比较接近原义的音阶，类似的词还有“啊搭”（a·ta，哪里）等，但由于音系的不确定性和译音的限度，一直不敢妄下断语，面对“胡姆丹”带来的谜团，不禁怅怅悻悻，忧忧悒悒，也请教过许多专治中西交通史的一流专家，钩沉稽往，也很难走进用音韵构成的演绎迷宫。

中西交往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都交织着令人费解的神秘丝线，就像洛阳为什么外来译名叫“娑罗誐”（Sarag），成都为什么外来译名称“穆祖”（Mudhu），似乎有一串跨越时间的中外交流语言难题，在等待我们去回味破译，等待我们去寻觅确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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