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打工人的真实感受（小镇工厂里的陪读妈妈）

夜幕降临，小镇安静下来，街道上少有行人和车辆。

对于梁立容来说，每天晚上才是最热闹的。三个孩子放学回来，打打闹闹，她一边做家务，一边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安排孩子洗漱，要求孩子必须10点钟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她又挨个把孩子们叫起来，一起出门。在一处丁字路口，她往左去上班，孩子们往右去上学，步行都不到10分钟。

生活就这样简单而重复，如同一个牢固的“三角形”——工厂、学校、出租屋，串联起母子四人的日常生活。这是梁立容“最好的选择”——就近就业，陪在孩子身边。她曾在温州的鞋厂打工10多年，直到2019年底才回到孩子身边，中间只间隔了三次生孩子的短暂时期。

四川遂宁市蓬溪县三凤镇，户籍人口4.8万，常住人口2.6万，典型的劳务输出型乡镇。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就近就业的机会不多，集镇上最大的超市只招聘两个营业员，餐馆及其他商铺大多都是店家一家一户“自主经营”。蓬溪县谦德包装厂，提供了该镇最多的就业岗位，包括管理、裁剪、打包、搬运、文员、缝纫工，总共39名员工。

在这家小工厂，红星新闻记者统计发现，包括梁立容在内，28名缝纫工中有20人均为“陪读妈妈”。另有做文员的刘燕红，也是因为“放不下孩子”选择就近上班，她们占了全厂女员工的70%以上。

4月24日，蓬溪县三凤镇学校校长何晓平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全校1200多名学生中，有50%左右的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平时由爷爷奶奶看管。但近年来，这个比例已经有所变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陪在孩子身边的家庭越来越多。

35岁的梁立容是第二代农民工，小时候生活在外婆家里，直到14岁才与母亲团聚。她离开学校，奔赴浙江温州，和母亲在同一家鞋厂开始打工。然后经历结婚，陆续有了三个孩子。梁立容说，她要让孩子多读点书，以后有更多出路，不要像自己那样，只能选择待在工厂里……

下午下班后，梁立容（右）和两个孩子到大哥家吃饭，一起吃饭的还有大哥的二儿子。

选择：

打工多年返乡 边工作边照顾孩子“踏实多了”

4月20日，在厂里工作一天后，梁立容下班回家，和二女儿、小儿子先到大哥的租住屋会合。大哥在镇上租了一间临街门市，卖厨卫电器，同时租下门市上面的二楼居室。婆婆跟大哥住在一起，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给一家人做饭。

梁立容15岁的大女儿读初三，要上晚自习，晚餐在学校吃。12岁的二女儿和10岁的儿子分别读五年级和三年级，晚上和梁立容一起在大哥家吃饭。

吃完饭后，梁立容帮着婆婆收拾一下家务，两个孩子在大伯的门市里完成作业，等到8点半姐姐下晚自习回来，他们再一起回到另一处出租屋。出门拐过一个丁字路口，走100多米的距离。

几个孩子打打闹闹，梁立容不得不左右“调停”。三姐弟中，两个女儿更加强势，儿子常常被使唤。但在外面，儿子也比较调皮，偶尔会跟同学打架。她理解婆婆曾说的“管不了他们”，老人溺爱孩子，严厉不起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立容坚定地要留在家里。在温州的鞋厂里，梁立容常常加班，有时候想给孩子们发个视频通话，却发现已经太晚，孩子们该睡觉了。即便电话拨通了，也往往是刚要说他们两句，孩子一不高兴就撂下了电话。

梁立容心里堵得慌，她担心孩子，又毫无办法。她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随后就在鞋厂的生产线上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要有所改变从来就不容易。

她和丈夫商量，得想办法留在孩子身边，哪怕在家耍两年。那时候，包括大哥的两个孩子，婆婆每天要给五个孩子做饭，家里还有农活。老家离镇上大概三公里，婆婆常常家里镇上两头跑，也根本照顾不过来。

2020年初，正好蓬溪县谦德包装厂在三凤镇开始招工，老板跟梁立容同村，算起来还有些亲戚关系。得知这个消息，梁立容没有犹豫，成为第一批在包装厂上班的员工。

在这个厂里，李蓉是今年春节后刚刚入职的新手

和梁立容一样，为了陪着两个孩子，28岁的李蓉也在今年春节后在包装厂上班。她去年在福建的鞋厂打工，丈夫在福建帮人做石雕，两个人收入不算高，但还是决定要留一个人在家陪着孩子。特别是儿子上小学后，在辅导作业方面，爷爷奶奶已经无法胜任。

李蓉的大儿子今年7岁，小儿子3岁，去年下半年开始，分别在离家4公里三凤镇学校上一年级和幼儿园。大儿子在学校吃不惯，爷爷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早上骑着三轮车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中午再一起接回来，下午又送去，晚上再接回来。

李蓉留在家里后，和婆婆分别照看两个孩子，她住在镇上亲戚家里，负责照看大儿子。婆婆住在乡下，每天早晚骑车接送小儿子往返学校。

刚到包装厂上班两个多月的李蓉技术还不熟练，上个月只领了2000多元工资，这比她在福建的工厂少了很多。但那时候晚上经常加班，一直干到晚上9点半。周末的时候放一天假，累得哪也不想去，往往是躺在屋里玩一天手机。她每周要给孩子打三次视频电话，但依然每天牵挂着孩子。

“陪在孩子身边心里踏实很多。”李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现在要工作要带孩子，应该更忙一些，但心情不一样，所以觉得更加轻松。

工厂食堂中午提供员工餐

改变：

孩子看见她不再闪躲 她说“一切都是值得的……”

让李蓉心酸的是，刚回家的时候，小儿子看到她怯生生的，不要她抱，一靠近就往奶奶身后躲。

小儿子才1岁半的时候，李蓉便去了福建。在三凤镇宏图村，这是很多年轻父母的选择，把孩子交给老人，然后奔赴遥远的工厂。婆婆周玉琼50多岁，带孩子并不吃力，但她和老伴还种了七八亩地，养三四头猪，一大群家禽。

有时候在地里干活，她把两个孙子锁在家里，让大的看着小的。农忙的时候，孩子有时候送到外婆家，有时候送到姑姑家。但最近两年，外婆又出去打工了。

“最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两个星期前，周玉琼在离家不远的地里干活，小孙子在屋后路上玩耍，一辆摩托车驶过，她听到有人跟孩子说，“走，带你找爸爸去。”她心里不踏实，跑到路上看不见孩子，又赶紧跑回家，才看到孩子正在院坝里玩耍。

她后来才知道，其实是一个邻居在逗孩子，但也着实虚惊了一场。“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给儿子儿媳交代。”周玉琼说，村里坡坡坎坎，又有几个水塘，平时都把孩子盯得紧紧的。如今李蓉留在家里，周玉琼觉得轻松了许多。

李蓉每个星期天休息，她会星期六下午骑车回家，小儿子记住了这个时间，每次都会到屋后的路口来接她，见到她欢喜得手舞足蹈。李蓉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小儿子不再躲她，而是欢快地扑进她的怀里。

潘敏

住在三凤集镇上的潘敏则发现，陪着儿子慢慢长大，本来就充满乐趣。她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2岁，读五年级。大儿子28岁，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

潘敏和丈夫以前常年在江苏打工，大儿子跟着奶奶长大，虽然学习上自己没操心，但潘敏现在发现自己和大儿子有着难以弥合的疏离感。过年回家的时候，坐在一起吃饭，互相之间也少有交流。她想问问儿子工作如何，交女朋友没有？但儿子总是不愿与她多说。

小儿子不一样，整天缠着潘敏，什么都愿意跟她讲。她觉得小儿子以后长大了，可能也会嫌妈妈唠叨，不会像现在一样亲昵。但她珍惜这个阶段，陪着孩子慢慢长大，也是一个母亲该有的幸福。

读小学一年级之前，小儿子跟外婆一起生活。2018年，母亲身体不好后，潘敏才从江苏回到家里，照顾母亲，也照顾孩子。但她还是在遂宁城区一家电子厂找了份工作，每天开车上下班，月薪5000多元。

母亲去世后，潘敏在家休息了几个月，去年10月开始在这家包装厂上班。她说没上班那段时间，便常常坐在麻将桌上，儿子放学会来麻将馆找她，她便拿点零钱打发儿子去买吃的，买玩具……

孩子放学后依然来找她，但看到正在工作的母亲，孩子不再找她要钱，而是帮她干活，主动整理需要缝纫的物料。

如今，丈夫在重庆的一个工地上班，家里只有潘敏和小儿子。在江苏时，潘敏很早就跟丈夫商量，要回家陪着孩子，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母亲身体不好才回来。

潘敏在江苏的服装厂打工多年，后来拿单做代加工，收入比现在可观。但回家几年了，可能收入不如从前了，但她亲眼看到了孩子的变化，孩子成绩更好了，性格也更开朗了，她说回来是值得的。

蓬溪县三凤镇

工厂：

七成女员工是“陪读妈妈”，都干得很卖力

对于留在家里的选择，所有受访的“陪读妈妈”都表示值得。两年前刚回来时，梁立容发现小儿子很调皮，不愿做作业，在家里待了两年，她看到了孩子学习的进步。

梁立容说，虽然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就近打工，但为了多挣钱，大家又干得特别卖力。工厂采用计件制工资，原本早上8点钟上班，因为学校有免费的“营养早餐”，很多员工不用给孩子做饭，7点钟就去上班了。下午6点下班，如果不是工厂管理人员准时断电，不接孩子的员工就不会走。

工厂负责人陈中军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因为大多数员工都是“陪读妈妈”，工厂管理灵活，平时没有加班，偶尔加班也是员工自愿，有孩子的可以先回去。开学前后，员工请假给孩子报名，打声招呼就可以去。孩子在学校有什么事情，也时常有员工放下工作去一趟学校，赶回来又继续上班。

刘燕红和丈夫前些年在重庆上班的时候，每个月要往家跑两三趟，回来看看交给奶奶在带的儿子。两年前生了女儿后，丈夫去了成都上班，她坚持留在家里，“宁愿少挣点也要陪着孩子。”

但今年2月，在给读一年级的儿子开学报名时，刘燕红看到贴在学校门口的招聘海报。她赶紧前往应聘，有文员岗位，她以前在重庆做过文员。对她来说，留在家里，有一份工作，又能照看孩子，再合适不过了。

中午下班后，刘燕红（左）去学校门口接孩子回家

今年春节后，蓬溪县谦德包装厂只贴了两张招聘海报，一张在工厂门口，一张在学校门口。陈中军说，把招聘海报贴到学校门口，就是为了招揽这些“陪读妈妈”。

跟李蓉一起来包装厂上班的，还有李蓉丈夫的二姐罗芳，她们以前都在福建的鞋厂打工。同样因为照看孩子，过完春节后，姐妹俩又一起选择留在了家里。

这家生产吨袋的工厂位于场镇边缘，再往外就是山丘和水田。临街的楼房里，一楼是仓库和办公室，二楼是生产车间。因为今年新增了人手，街对面的两间门市也被租下来，摆上了6台缝纫机。

车间里的缝纫工均为女性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陪读妈妈工厂”，总共39名员工中，除了搬运、裁剪、打包等岗位的男员工外，28名缝纫工中有20人都是陪读妈妈，加上做文员的刘燕红，全厂女员工中陪读妈妈超过70%。

她们的孩子都在蓬溪县三凤镇学校就读，离工厂不到1公里的路程。三凤镇辖内有小学三所，最大的是三凤镇学校。该校有100多名幼儿园学生，970多名小学生，80多名初中生。当地干部表示，该校小学生阶段教学水平不错，在全县综合测评中排名靠前。

撤乡并镇后，三凤镇有4.8万户籍人口，常住人口2.6万，典型的劳务输出型乡镇。镇上的就业机会并不多，最大的超市也只请了两个员工，餐馆以及其他商铺，都是“自主经营”的个体户。这家仅有39名员工的包装厂，已是三凤镇就业岗位最多的企业。

三凤镇副镇长鞠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该镇另有一家小规模的电子厂，原本有10多个人上班，受疫情影响，目前已经停工。但离三凤镇分别只有10来公里的金桥镇和蓬南镇，均规划建设了工业园区，随着企业增多，近年来很多三凤镇人开始在这两地就近就业。

蓬溪县三凤镇学校校长何晓平证实，近年来该校留守儿童确实有所减少，父母中至少有一人陪在孩子身边的家庭越来越多。何晓平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跟当地就业水平提高有关，另一方面跟年轻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也有关系。

何晓平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全校1200多名学生中，有50%左右的留守儿童。学校为此安排了有针对性的管理举措，四年级以上学生可以住校，每个班开设了老师结对帮扶，增进学习和心理方面的辅导，并为这些孩子定期开展学校文化宫活动等。

下午放学后，蒋志英（左）的儿子到工厂等妈妈下班，顺便帮妈妈干活

未来：

“孩子才是家庭的未来，必须创造更好的条件”

何玉娟不再去广州打工，是有了小儿子后。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她，在广州常常因为思念孩子“没有心情工作”。如今，大女儿13岁，二女儿11岁，小儿子5岁。过去几年，她和婆婆在家照看三个孩子，丈夫和公公在外打工。

丈夫做装修，跑了很多地方，今年正在甘肃。在何玉娟看来，自从有了小儿子后，丈夫变得“懂事”起来，他会每天晚上打视频电话，跟孩子们聊聊天。

跟丈夫分居两地，何玉娟并无怨言。她说“没有办法”，养三个孩子成本很高，前些年又在三凤镇上自己修了房子，经济上压力比较大，丈夫不出去打工不行。和丈夫结婚10多年，家里开支一直捉襟见肘，直到自己两年前在包装厂上班后才有所改观。如今，作为厂里熟练的老员工，何玉娟一个月可以拿五六千元工资。

和何玉娟一样，这家包装厂里的陪读妈妈，跟丈夫均有“主内主外”的明确分工。妈妈主要陪孩子，兼职上班。爸爸必须在外地打工，才有更高的收入。

有时候工厂没有及时关电，李蓉为了多做点货，也会晚些下班。她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哥哥，让哥哥帮忙照看孩子。哥哥知道她忙，也经常去她家看看，给孩子带点吃的。

7岁的儿子很懂事，放学自己回家，然后主动做作业，不会的就等妈妈回家再辅导。回家后，李蓉煮饭，检查孩子的作业，做点家务，一般9点多睡觉。

她说，留在家里是跟丈夫商量决定的，如果“只顾得到一头”，首先还是要照顾好孩子，上班只是其次。丈夫以前在温州做石雕，但这两年效益不好，今年春节后跟朋友去了西藏做水电工。婆婆周玉琼说，“这回工资还可以。”

周玉琼年轻的时候也出去打过工，2001年的时候，她跟丈夫一起跑广东，在鞋厂里一个月挣五六百元。但第二年回家，他们便修了一座两层的楼房，此后打工多年，终于把修房子借的钱还清了。周玉琼说，她和丈夫出去打工的目标，就是挣钱修房子。现在儿子儿媳出去打工，目标是在城里买房子。

“现在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要存钱买房。”李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和丈夫计划最近两年在城里买套房子，以便儿子读初中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她说，孩子才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必须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对于未来，梁立容也有清晰的计划。她和丈夫已经在紧靠工业园区的新桥镇买了房子，并且去年就已经装修好了。明年夏天，大女儿读高中，二女儿小学毕业，她就可以搬到新桥去住，并且只用给儿子一个人办转学手续。

今年初，梁立容的丈夫在温州一家机械厂打工10多年后开始自己创业，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生产模具的小厂。为了节约成本，丈夫舍不得请人，天天加班。说起来梁立容有些心疼，她说丈夫不会照顾自己，常常吃点外卖、方便面应付。

梁立容说，以后儿子读中学住校了，她会再去温州跟丈夫一起生活，这样互相有个照应。“但现阶段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

傍晚时分，三凤镇街头安静下来

■新闻背景

返乡“陪读妈妈”已成普遍现象

80后、90后母亲对孩子的期待比较高

实际上，不止四川蓬溪县三凤镇存在“陪读妈妈”现象。据《三联生活周刊》近期报道，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易卓及其团队曾做过一项社会调查显示，这样的“陪读妈妈”已经出现在全国多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易卓从2018年底开始关注“陪读妈妈”的现象，曾到江西崇义县一个乡镇工厂做社会调查。那个工厂加工一次性耳机等小零件，工人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陪读妈妈”。她们在县城或镇上租了房子，会在早上给孩子做完饭后过来上班，中午回去做饭，再回来上班，之后再回家做晚饭——陪读的初衷需要她们时间灵活，能照顾子女学习和生活，而不是多赚钱。

从2018年到现在，易卓团队去了包括湖北、湖南、河南以及东莞等地10多个县城，调查“陪读妈妈”现象，希望了解不同地区陪读的情况。陪读状况最不明显的是东部地区，当地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外流很少。陪读情况最凸显的是中部地区，比如湖北、河南、安徽，陪读比例可达到60—70%左右。

调查还发现，陪读妈妈们大多都是“80后”，也有一些是生孩子比较早的“90后”。她们的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以初中学历居多，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就外出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在最初，她们通过打工走出了闭塞的老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流水线上的生活是繁重、枯燥而又压抑的。有些人不去流水线，就只能去工地。在这十几二十年的过程中，她们吃了很多苦，逐渐意识到教育和学历的重要性。她们对孩子的期待与父母已经很不一样。

对这批80后、90后的父母来讲，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他们希望孩子至少能够高中毕业，最好还可以考上大学。他们已意识到教育是改变生活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这群人是陪读的主力军。

这种陪读现象显然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这些“陪读妈妈”面临带孩子的压力，也承担着家庭收入的压力。因此，在返乡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她们往往选择“再就业”，尽量实现家庭收入的平衡。

易卓团队认为，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最优的家庭分工模式，一方面可以使一般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最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保持城乡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

不过与上述调研结果有些略有不同的是，在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样本中，有些相对年轻的妈妈在孩子读小学阶段就留守家里，看起来并没有太强的“功利性”目标，更多的是为了陪伴，以及“放不下孩子”的情感需求。

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边打工边陪读的妈妈们，在“无奈”的选择中又抱有坚定的生活态度。这其中反映了中国当下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存在不平衡之处，也反映出这些年轻母亲愿意吃苦，愿意为孩子付出，以及对未来的乐观。

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编辑 王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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