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人物和事件（忠诚不能忘记）

张正霞来源：党史博览，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红岩人物和事件?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红岩人物和事件

张正霞

来源：党史博览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国共两党相逢泯恩仇，合作抗日。中共在国统区陪都重庆设立南方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香港等13省市的党的工作。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下，国共两党有着复杂、尖锐的斗争与合作。其间，历史见证了诸多共产党人的忠诚品格。

“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吴玉章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是“延安五老”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上的几次历史性转折和重大斗争中，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不改初衷，不二三其德。

吴玉章原名吴永珊，号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桥蔡家堰一个农民家庭。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0月留学苏联。留苏期间，积极为党工作。1938年4月，吴玉章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回国，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将“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而战争、而奋斗到最后一滴血”。随后，吴玉章被中共中央派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在全国抗战初期，虽然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政治上比较进步，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但蒋介石集团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合作来“溶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第十四次常委会上通过恢复陈其瑗等26人国民党党籍一案。在这26人中，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祖涵（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用威（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这是国民党“溶共”的一次试探。吴玉章等中共七人联名发表《紧急声明》，对所谓“恢复党籍”一事“不能承认”。

4日，吴玉章由汉口飞赴重庆宣传抗日救亡。临行之前，周恩来与吴玉章商定：如重庆报纸已披露国民党中央监委恢复26人党籍消息，那么，中共七人的《紧急声明》要立即在各报登出。

同日，吴玉章飞抵重庆，受到热烈欢迎。到达重庆青年会下榻处，吴玉章不顾路途劳顿，立即向重庆各报负责人说明共产党对恢复党籍案的态度。他明确指出，中共对此事有三点需要声明：一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到1924年的办法并未最后商定；二是国民党中央事前并未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三是恢复党籍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此二人为我党开除之人，和我们同类相待，不能忍受。然后分发《紧急声明》，请各报刊出。

当晚，吴玉章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怡将《紧急声明》分送各报馆，当作广告刊发。

经过吴玉章等人的坚决斗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好声明取消吴玉章等26人国民党党籍一案。中共第一次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溶共”的阴谋。

然而，蒋介石集团企图通过合作来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并未就此罢休，尤其是抗战形势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集团便蠢蠢欲动。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但表现出动摇。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致电，主张为抗日救国“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

12月6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公开提出“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被周恩来拒绝。

12日，蒋介石又别有用心地约吴玉章、董必武、王明、博古进行“恳谈”，妄图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取消共产党，从政治上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他力劝吴玉章等人“回国民党去作强有力骨干”，并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严正回答：“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蒋介石碰壁后悻悻然离去。

蒋介石晚间又派张冲来转圜。张冲说：“委员长他太直率，并非说不合并就要分裂，请不要误会。”

13日，吴玉章就“关于一个大党问题周与蒋谈判情况”与周恩来、董必武、王明、博古联名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1939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对他的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提议的意见。周恩来再次明确表示“不可能”。

中共中央在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表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张文彬是中共党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曾被美国著名记者尼姆?威尔斯称誉为“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他也是被中共中央两次开会悼念的英烈。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又名张南杰、刘宗义。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梓江乡高基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任红五军党代表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为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战，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对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张文彬不辱使命，成功地与杨虎城所率的第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的协议。西安事变时，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同蒋介石代表的谈判，协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5月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营救被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全国抗战爆发后，奉命到广东整顿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工委”），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和扩大游击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他奉命和廖承志一道，秘密地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800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士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营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电表扬。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摩擦不断。在摩擦中，中共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员牺牲。1942年6月，南方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1942年5月下旬，张文彬得悉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的消息后，和南方工委书记方方迅速带着机关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6月6日，当张文彬与南方工委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人按计划向东江游击区转移，途经广东大埔县高陂镇时，与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狭路相逢，因寡不敌众，被特务抓获。

被捕后，张文彬被押解到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国民党集中营囚禁。国民党对他很重视，妄图将其树立成投蒋反共的典型。

为了达到目的，国民党对张文彬精心策划和实施了多套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方案。

国民党特务使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鸭子凫水等酷刑来折磨他，意图摧残他的肉体，从而打垮他的意志。

张文彬早年投身革命工作，长期劳累，身患肺病。如今，身陷囹圄，又受酷刑折磨，病情恶化。狱医建议住院治疗，特务头目冯琦说：“他思想固执，态度毫无转变，坚决不同意。”

张文彬入狱时，随身带有一些钱。当他提出用这些钱延医抓药时，遭到特务拒绝。

严冬时节，张文彬只着单衣，寒冷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向狱方讨要自己入狱时的大衣，特务竟说“冻死你”。

庄祖芳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时任中统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他见张文彬已到了病危的境地，企图加以利诱，让其放弃信仰。

庄祖芳说：“只要你放弃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给你治病。”“要我放弃立场，白日做梦。”张文彬一口拒绝。

在狱中，张文彬勉励难友，坚持斗争。清晨，他与被囚于集中营的廖承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鼓舞难友坚持斗争。

张文彬策反看守姚宝山，请姚传递信息。他写下“坚持斗争”的纸条传给廖承志和涂振农，鼓励他们永葆革命斗志。涂振农回信说：“我有八条理由不会叛变。”

张文彬立即给廖承志说：“此人靠不住了，第八条不会，第九条怎么办？”

1943年初，涂振农果然叛变，当了国民党专员。他恬不知耻地对张文彬说：“老张，我出去了，你怎么办？也出去吧。”张文彬厉声斥责他贪生怕死，卖身求荣。涂振农只好悻悻而去。

张文彬还常向其他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党要忠诚，要坚持下去，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就能胜利。”

由于敌人的折磨，张文彬的肺病加重，临牺牲之前，他要求见廖承志一面。见到廖承志，他激动地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到了尽头，但死而无憾。”最后，他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与廖承志告别。

1944年8月26日，年仅34岁的张文彬在江西马家洲集中营牺牲。看守姚宝山收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遗书《我誓死不能转变》。遗书中写道：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三十四岁，又犯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1944年9月初，张文彬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为张文彬举行的追悼会，并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小范围悼念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缅怀张文彬忠诚于信仰、誓死不转变信仰的革命精神，在重庆红岩举行了追悼会。

“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被杀害。

何功伟，字超寰，化名何彬、何斌、何伟、何明理，1915年出生于湖北咸宁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何楚瑛是咸宁有名的绅士，生母阮宝枝在他6岁时因病离世。1927年，咸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何楚瑛带着家人外出“避风头”，后定居武汉。何功伟在武昌上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中学。

中学时代的何功伟为中国人备受洋人的欺凌而愤恨不平。他与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希望从书中探寻到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5年12月，日本继占领东北三省后又觊觎华北，而国民党政府竟又不抵抗。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消息传到武汉，何功伟立即与万国瑞、范元甄等进步同学一起，积极联络武汉大中学校学生，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积极声援北平学生。何功伟被选为武汉学联常务干事，积极组织武汉学生示威游行。

何功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不久便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对象。于是，他化名何明理，转移到上海，到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学联常委。

在全国学联，何功伟起草文件、办刊物、处理来往信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还常常提笔为全国学联刊物《学生的呼唤》《学生之路》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他创造性的工作深得大家的好评。1936年8月，经唐守愚、胡乔木介绍，何功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在上海即将沦陷之时，何功伟随党组织转移到武汉。12月底，何功伟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担任秘书，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工作。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初，日军沿长江直上，在武汉即将失守之际，省委根据中央“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区”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家乡咸宁，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何功伟回到咸宁，通过当地公开合法组织扶摇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暗中积极恢复地下党组织。他先后发展了何功国、何功济、雷同入党，成立了党支部。

同年秋，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南特委，何功伟任特委书记。

1939年8月，何功伟来到重庆红岩，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鄂南工作并听取南方局指示。9月，南方局派他到鄂西工作，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2月，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1940年6月，日军进犯宜昌，南方局决定将宜昌的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8月，湘鄂西区党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被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长郑建安（郑新民）被捕叛变，特委书记何功伟、特委妇女部部长刘惠馨在恩施不幸被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保守党的秘密，英勇对敌斗争。

敌人使用了各种酷刑，妄图从肉体上打垮何功伟。他慷慨陈词，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非法捕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

敌人见酷刑不能使之屈服，便以名利相诱。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来到狱中劝降，说：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很赏识你，觉得你是个人才，只要你不再干共产党了，什么手续也不用办，就可以到国内参观，去德国考察，然后担任湖北省三青团的头头。

何功伟一眼识破朱怀冰的伎俩，说：放我出去，本来应该，至于干共产党，根据国民党信仰自由和结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我有信奉共产主义的自由，有参加共产党的自由，应受保障，不得干涉。至于出去考察，可以，但我要求考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到苏联去考察。

敌人一看何功伟软硬不吃，又玩弄花招。他们得知何功伟对父亲很孝顺，便不惜财力，到处寻找何楚瑛，然后，将接何楚瑛接到恩施，待以上宾之礼，企图用父子之情来动摇何功伟的决心。

父子俩在方家坝监狱相见，何楚瑛痛心不已，何功伟感慨万千。何功伟长跪在年迈的父亲面前，表明士可杀不可夺志的决心。

何父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探监10次。何功伟一次次地向父亲表明自己的革命决心。

“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儿死后实难瞑目耳！”

父子俩多次见面，何父最终被儿子说服，坦然面对儿子英勇赴死。

1941年11月17日，敌人将何功伟杀害。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红岩，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何功伟给妻子许云的遗书，并于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中共中央青委赠送了挽联，称二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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