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辽东地图（元明清辽东地区驿站名称演变的考察）

　　“辽左八站”也称“东八站”，是元代在东北地区设置的重要驿路系统，也是明清时期朝鲜通往中国的重要贡道。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在关于东北驿站交通、地理疆域及中朝关系等问题的考察中多有涉及。20世纪以来，随着《燕行录》、满文档案等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关于朝鲜使行路线、东北史地的研究再度兴起，其中“东八站”也成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由于辽东地区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族群关系，“东八站”一些驿站的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段也呈现不同的称谓变化。对此，学界还少有深入的解读与关注，也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误。因此，本文拟以元朝的斜烈站（今天辽宁省凤城市的“薛礼村”）为例，通过对其名称演变的考察，探讨东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建构中的位相与意义。

　　一、凤凰传说与“征东”故事

　　中国辽宁省东部县级城市—凤城，名称源于明代的凤凰城，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明朝在此置定辽中卫，“东有凤凰城，在凤凰山东南，成化十七年筑，为朝鲜入贡之道”。清代改为凤凰直隶厅，隶属奉天府管辖。1913年改直隶厅为县，因与湖南省凤凰县重名，次年正式更名为凤城县。不过，在当地民间的传说与记忆中，“凤凰城”的得名与“凤凰山”相关，“凤城县，因城南有凤凰山而名”，而“凤凰山”之名，在民间记忆中则源于唐朝的“征东”故事。

　　凤凰山历史悠久，南北朝时被称为“乌骨山”，隋末唐初称“熊山”。相传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来到此地，听说熊山风景秀丽，便带文武百官前往游玩。至一洞前，深不可测，太宗遂手持长杆探之，只听洞内百鸟齐鸣，在百鸟簇拥下，飞出一对凤凰，落于对面山头的巨石之上，对太宗皇帝点头三拜，然后翩翩起舞，五彩缤纷，舞毕率百鸟向东南飞去。群臣纷纷道贺，称“百鸟朝凤、凤凰拜祖”乃大吉之兆。太宗皇帝大悦，遂赐封此洞为“凤凰洞”，山为“凤凰山”。因此，在凤城乃至辽东地区，都流传着许多与唐朝“征东”故事相关的各类神话传说与民间记忆，“薛礼站”就是其中之一。

　　薛礼站现名薛礼村，在凤城市北15公里处，是隶属于凤城市鸡冠山镇的一个小村落。对于“薛礼站”这一名称的由来，民国时人张春阳曾如此叙述：

　　距凤城北三十里，有村名薛礼站者，为安奉往来之大道。昔曾设驿站于此。古城遗迹，历历可考，惟不知肇于何时。在城西半里许，有土围。土人指为唐朝大将薛仁贵屯兵处，顾名思义，当不为无因也。

　　可见，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此处原为驿站且有遗址留存，之所以称为“薛礼站”，是因为唐朝征东时大将薛仁贵（薛礼）曾经在此驻兵，故有“薛礼站”之名。直至今日，这一说法仍是当地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历史传说。

　　唐朝征东固有其事，薛仁贵（薛礼）也确有其人。弘治年间所修《大明一统志》有“凤凰山，在都司城东三百六十里，上有垒石古城，可容十万众，唐太宗征高丽，尝驻驿于此……薛仁贵，从太宗平高丽，以功拜安东都防，总兵二万，镇其地”的记载。不过，围绕这些历史记述展开的民间“征东”故事，是否从唐朝开始便在凤城及辽东地区流传了呢？恐怕并非如此。

　　二、从“斜烈”到“镇东”

　　“薛礼村”最早在元代见诸史籍。元朝建立后，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站赤制度成为元朝维系其“大一统”格局的重要举措。

　　元朝在辽阳行省之下建立了十分密集的驿站网络，并向南延伸至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一带。这条驿路也是高丽以及后来的朝鲜通往中国的“贡道”，“薛礼站”就位于这条重要的驿路之上。元朝人熊梦祥《析津志》记载：

　　彰义，正东沈州，正南百二十里东京，南东六十里头馆，正东六十五甜水，正东微南六十五连山，七十龙凤，七十斜烈，七十开州，六十阳站，四十驿昌站，谊州，六十灵州，九十五宣州，九十云兴，百二十安信，九十都获，九十肃州，八十五安定，六十五东宁，六十生阳，洞仙其东海，其北接合懒府。

　　其中的“龙凤”位于今天凤城市通远堡镇，“开州”在今天的凤城市，两者之间的“斜烈”就是“薛礼村（站）”。“谊州”位于今天鸭绿江以南朝鲜人民共和国“新义州”东部的“义州郡”。据元代《经世大典》记载，斜烈站在当时配有“马六十五匹，车七辆，牛六十五只”，是一个并不算小的中等规模驿站。

　　明朝基本继承了元代的驿站系统，“斜烈”这一称谓也被沿用下来。建文年间高丽使臣李詹在其《观光录》中就有“立馆松站，改名邪梨，以为使臣寄宿之所”的记载。“松站”是高丽及后来朝鲜方面对斜烈站的称呼，“邪梨”应该是“斜烈”的音转。景泰元年（1450）正月，明朝使臣倪谦奉命出使朝鲜，归国后撰成《朝鲜纪事》记载了出使行程与沿途见闻，其中也明确记载庚寅日使团一行自“龙凤山起程，过八度、斜列岭，至凤凰山下营”。“龙凤山”即在今天的通远堡，“八度”就是著名的“八渡河”，“斜列”即“斜烈”。然而，明中叶后建州女真的崛起对辽东驿站系统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永乐末年，建州女真西迁到佟佳江流域，正统初年又继续南下移居至辽宁的苏子河上游地区。南下后的建州女真，一方面与朝鲜的冲突不断加剧，并时常突入辽东地区劫掠朝鲜贡使；另一方面，还多次突破鸦鹘关侵扰抚顺等地。因此，成化十七年（1481）六月，明廷下令在辽东凤凰山等处修筑城堡，防范建州女真的侵扰。《明宪宗实录》卷216成化十七年六月癸酉条记载：

　　巡抚辽东都御史王宗彛等奏：凤凰山前后实虏寇出没要途，距辽阳三百余里，其间土地广漠，旧无烽堠，请自山之东北至叆阳间，筑墩台一十三座；自通远堡东南至沿江间，筑墩台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里，旧有古城遗址，于此筑立一堡，名为凤凰城，屯驻军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曰斜烈站，筑立一堡，名镇宁堡。距站之西北六十里，曰新通远堡之南，筑立一堡，名宁夷堡，各屯驻军马五百，以为凤凰城声援。如此，则自辽阳直抵朝鲜，烽堠联络，首尾相应，一以拒虏贼东南之窃掠，一以便朝鲜使臣之往来。奏下兵部，请改镇宁堡为镇东，宁夷堡为镇夷，余悉如所奏。从之。

　　可见，辽东地方官员提议将斜烈站改称为“镇宁堡”，后经朝廷审议最后定名为“镇东堡”。薛礼村的地名也由此在官方层面上完成了从“斜烈”到“镇东”的转化。嘉靖年间罗洪先所修的《广舆图》中就明确将通远堡标注为“镇夷”，斜烈站标注为“镇东”。

　　虽然“薛礼”与“斜烈”发音确实相似，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斜烈”更像是东北少数民族语言词汇。据明人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的记载，“斜烈”是女真语中的一个常见语汇，并经常用于人名，如完颜斜烈、陀满斜烈等，而“斜烈者，华言刀也”。元代所修的《金国语解》也记载女真语中的“斜烈”为“刃”的意思。而薛礼村正处于崇山峻岭之间，河流穿行，两岸山峰林立，形如刀刃。朝鲜使臣每行至此便感叹此处地势之险峻，冬季常是“雪埋双岭千寻壁，冰合三官一带河”，夏季则“羊肠大小岭，石角尖如剑；一水凡八渡，峡流高于韂”。或许正是因地形，金代辽东的女真人将这里命名为“斜烈”。

　　此外，金代十分重视交通驿路的开拓，将其视为自己控驭宇内的关键，并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驿站网络。因此，元代在东北地区的“站赤”应该是在金代驿站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斜烈”这一名称也被继承下来，并一直沿用至明代中期。明朝成化年间，为加强对建州女真的防范，提升对辽东地区的管控能力，以及维护与朝鲜“贡道”的安全，重新整设站、堡等军事防御体系，才正式从官方层面将“斜烈”改名为中原政治文化色彩较浓的“镇东堡”。

　　三、“雪里站”及其由来

　　“镇东堡”对明代中叶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朝鲜使臣所云，“松站以北去胡地仅三日程，无人家，虏常往来，使臣之行自义州领兵送过辽东。自宽长奠等堡之设，村居连络，遂为内地，虽无兵，安心过去”。但这些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阻止东北女真的崛起。万历之后，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建州女真在整合了其他各部势力之后，最终走上了与明朝决裂的道路。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建元“天命”。两年后发布“讨明檄文”，并攻占了抚顺等地。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趁势攻入辽东腹地，并在天命六年（1621）迁都辽阳。也正是在这一年，凤凰城及安东（今丹东）地区被纳入后金及后来的清朝的统辖范围之内。

　　清代辽东地区的驿站贡道，较之明代虽有所更张，但还是基本上沿用了明代旧道。康熙年间曾亲赴东北游历考察的浙江山阴人杨宾，在其所著《柳边纪略》中就记述了奉天将军所辖辽东驿站的情况，其中从盛京至朝鲜的边站，从盛京驿出发经石榴河、东京驿、狼子山、甜水站、连山关、通源堡、雪里站、凤凰城，进入朝鲜境内。同时期修撰的《辽阳州志》也记载，自盛京以下分别为宁水寺站、浪子山站、甜水站、连山关站、通远堡站、雪里站、凤凰城站。杨宾所云“石榴河”实为“十里河”，为清初新增。“东京驿”即辽阳，因位于辽阳太子河边的迎水寺村，在一些文献中也被称为“迎水寺站”或“宁水寺站”。“狼子山”实际上就是明季所设的“浪子山”驿站。其余诸站，可以说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地理设置，唯独“雪里站”似乎有所例外。对于“雪里站”，康熙二十三年（1684）所修的《盛京通志》记载：“雪里站城，城（指凤凰城——笔者注）西北四十里，周围二里一百二十四步，南门曰镇东，明弘治四年立。”其他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岫岩志略》等书之记载亦与之相同。文中所云“明弘治四年立”，可能是“镇东堡”最终修筑完成，而非正式设立时间。由此“雪里站”实际上就是明代的“镇东堡”，也就是元代的“斜烈站”。事实上，入关前的后金政权，不断忙于内外征战而无暇他顾，对新征服辽东地区的很多地名，也一度沿用了明朝的官方称呼，在《满文老档》中就出现了数处关于“镇东堡”的记载。不过，由于战争摧残，诸如“镇东堡”等一些驿站渐渐“空旷无人”，趋于废弃。及至顺治、康熙时期，为稳定“龙兴之地”及防御沙俄侵扰的需要，又开始恢复、拓展东北地区的驿站建设。而此时的清朝统治者，随着自身汉化程度的加深，自然不可能再使用“镇东堡”这一对自己有所蔑视的称呼了，遂将其改为“雪里站”，并配置驿站壮丁“三十一名，地四百九十九垧七十亩”。于是，“雪里站”也成为清代官方对今天薛礼村的称谓。

　　乾隆年间博明在《凤城琐录》中记述辽东旧驿时就使用的是“雪里站”的名称。《清高宗实录》中还两次记载了朝廷因自然灾害对“雪里站”的赈灾抚恤之事。嘉庆年间重修的《一统志》也有“雪里站，有城，周二里余”。《清史稿》不仅记载了凤凰直隶厅“旧设驿三，通远堡、雪里站、凤凰城”，还记述了甲午战争中聂士成“率师逼雪里站而阵”，在分水岭大败日军之事。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清代测绘的官方地图中的地名标注也基本为“雪里站”。诸如《康熙皇舆全览图》及《雍正十排图》都用满文标注为siowei li dzan giyamun，其中giyamun是“驿站”之意，那么siowei li dzan对应的汉字译音又是什么呢？《乾隆十三排图》中虽无满文标写，但却用汉文标注为“雪里赞站”。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一份满汉文合璧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中，满文标注为siowei lii jan giyamun，对应的汉文即为“雪里站”。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民国，1921年由当地政府主持修撰的《凤城县志》中，正式的村屯区划名称也使用的是“雪里站”。

　　关于清代“雪里站”名称的由来，一般认为是从金代女真语“斜烈”的发音转化而来。从根本上说这种解释似乎没有问题，但细思之下仍有一些难解之处。首先，清朝曾对金代女真的语言进行过译改，其中明确将“斜烈”一词改为“色埓黙”。如果“雪里站”是由“斜烈”直接转写而来，那为什么不改称为“色埓黙站”呢？其次，从前述入关前后金政权一度沿用明朝官方称呼的情形来看，其对金代女真语中“斜烈站”的传承与认知，似乎并没有那么深刻。再次，“斜烈站”中的“站”本就是驿站之意，转写为满文的话，最佳的写法应该是siowei lii giyamun，但从上述《康熙皇舆全览图》及《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迹舆图》的满文标注来看，却画蛇添足地多了dzan/jan，因此才有《乾隆十三排图》中“雪里赞站”这种令人费解的汉文标注。显然，除却金代女真语“斜烈”这一基础性要素外，清代“雪里站”名称的形成，应该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虽然元代及明代中叶前的官方文献中，多以“斜烈”为正式称呼，但作为女真语的语汇，在被其他民族吸收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样化的音译与转写形式。诸如上文高丽使臣李詹就将其音译为“邪梨”，明朝使臣倪谦则转写为“斜列”等，其中也不乏音译为“雪里”的现象。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三年（1467）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袁恺在奏疏中就提及“虏贼从馒头山、雪里站入境，抢男妇三百一十七人”。成化十七年（1481）虽正式改官称为“镇东堡”，但“雪里站”的音译称呼在士大夫及民间社会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被沿用下来。万历年间王在晋所著的《海防纂要》中就记载“天朝至朝鲜东界地里……辽阳至水田站九十里，水田站至连山关三十里，连山关至通袁堡六十里，通袁堡至雪里站六十里，雪里站至凤凰城四十里，凤凰城至汤站六十里，汤站至九连城二十里，九连城至义州四十里，此后俱朝鲜地方”。这里就没有使用官方的“镇东堡”，而是沿用了成化初年“雪里站”的音译称呼。不过，这段文字并非王在晋独创，而是完全抄自嘉靖年间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只不过是将“国朝”改为了“天朝”。其中“镇东堡”是官方名称，“松站”是朝鲜方面的称呼，“薛里站”应该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民间称呼。不过，这里的“薛里”和唐代征东的“薛礼”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只是“雪里”的一种谐音而已。

　　因此，清朝对镇东堡重新命名时，虽然不能排除女真语“斜烈”的因素所在，但更有可能还是继承了明代就已形成并在辽东地区民间较为流行的“雪里站”这一音译地名。清初朝鲜使臣孙万雄在其《燕行日录》中曾云“松站古称镇东堡，胡人谓之松里山”。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松里山”显然不是由“松站”而来，极有可能是“雪里站”的谐音，即满语中的siowei li dzan或siowei lii jan。可见，在当地满洲人的语言中，“雪里站”已被作为一个词语来看待，而不再是汉语语境中“雪里＋驿站”的复合词，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乾隆十三排图》中出现“雪里赞站”这样特殊的汉文标注了。

　　四、松站、薛刘与薛礼

　　在朝鲜的文献中，薛礼村又被称为松站。崇德二年（1637），被清朝胁迫至盛京充当人质的麟坪大君李渲在所作《燕途纪行》就有“午发过镇东堡，一号松站，城废人在，旧城基亦在其傍”的记载。康熙年间的朝鲜使臣金昌业也说“松站，故名镇东堡，旧城在察院后一里许”。松站之名起于何时，难以确考，但至少在高丽王朝时期就使用了。《高丽史》中曾记载元朝末年，高丽大将池龙寿为协助元朝征剿红巾军出兵辽东，“至松站，镇抚罗天瑞得谷数百石以饷之”之事。之所以称为“松站”，按照清代朝鲜使臣姜浚钦的说法，是因为“塞上无松，独薛刘站有二松，名松站”。另一位使臣金景善也云，“今称松站者，以至此始有松树，亦我人所名，明时镇东堡即此地云”。

　　从18世纪初叶开始，朝鲜文献中开始出现了“薛刘站”的称呼，并日渐流传开来，上文姜浚钦所言即为其中之一例。其他诸如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洪大容，也说松站“一名薛刘站”；朴趾源在所著《热河日记》中亦记载“松店，一名雪里店，又号薛刘店……或曰此旧镇东堡也”。影响最大的当属朝鲜王朝的大儒丁若镛在《大东水经》中的说法，“又经雪里站南，站在凤城西北七十里，古之镇东堡，亦作薛刘站，我人呼松站，达盛京之路也”。对于“薛刘站”的由来，朝鲜使臣朴齐仁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薛刘与雪里音训相近，又东俗释松为率，率之音又与薛刘相近。盖一站之互冒三名，未知本地人亦当浑冒否也。然第以东人所称推之，似因东音之互用俗音，转相讹谬之故。

　　可见，“薛刘站”是“雪里站”“松站”的发音，相互杂糅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转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薛刘站”称呼的出现，朝鲜文献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将其与唐代的薛礼征东故事相关联的记述。康熙末年朝鲜燕行使韩东泰在《两世燕行录》中就云“松站，一名薛刘站”，其后用小字补记曰“薛仁贵、刘仁轨尝驻军，故名云”。乾隆后期李押在其《燕行记事》中也说“唐时薛仁贵、刘仁轨讨辽后，仍留于此，故名站薛刘”。尤其是嘉庆之后，类似的记述不仅数量大为增加而且表述内容也更加丰富起来。诸如嘉庆年间徐有闻《戊午燕录》、朴齐仁《燕槎录》、李基宪《燕行日记》、徐长辅《蓟山纪程》，道光年间朴思浩《燕蓟纪程》、朴来谦《沈槎日记》、金景善《燕辕直指》、李遇骏《梦游燕行录》，咸同年间徐庆淳《梦经堂日史》、柳厚祚《燕行日记》，光绪年间林翰洙《燕行录》、李容学《燕蓟纪略》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诗词类的作品，如赵秀三的《薛刘站》诗，“云是薛刘店，千古堪一吊；桓桓二将军，耳目尚炳耀；素袍骋威武，缓带镇轻剽；前人嗟未及，川原莽绕缭”。

　　对于“薛刘站”的称呼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解读。道光十二年（1832）赴清的朝鲜使臣金景善在《燕辕直指》中记载：

　　松站，旧名薛刘站，唐太宗东征时薛仁贵、刘仁愿屯兵处，故名之。我人讹称雪里站，以雪里与薛刘华音相似也。

　　从金景善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他不仅将“薛刘站”与唐代的“薛礼征东”故事关联起来，而且将“雪里站”视为“我人讹称”，从而衍生出了“雪里”来源于“薛刘”的命名逻辑。前言的朴齐仁也是如此，他虽然对“薛刘站”的称呼进行了解释，但也认为“苟究其本名，似不外乎薛刘驻兵之义也”。

　　朝鲜文献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与这一时期东北民间社会中广为流传的“薛礼征东”故事是密不可分的。朝鲜使臣金昌业在其燕行日记中，就记述了他于辽东，在当地土人、寺僧的带领下探访所谓的“唐天子大殿”、薛礼“白袍岩”、尉迟恭“敬德庵”、“唐王马圈”等民间传说遗迹的生动情形。事实上，随着清代东北地区的不断开发，以及封禁政策的逐渐解除，大量汉人涌入关外，也将从元代开始就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的“薛礼征东”等民间文艺带入辽东，并将人物、故事、历史与地理按照民间的需求与解释逻辑，迅速结合起来并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历史叙事。这些民间历史叙事，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往来于驿道之上的朝鲜使臣，于文化采风的互动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嘉庆之后朝鲜使臣对这类题材民间传说关注度的增强，与此时朝鲜王朝所面临的形势应该也是有所关联的。18世纪之后朝鲜王朝的统治日渐衰弱，也开始遭到进入东亚地区的欧美列强的蚕食，甚至多次动用武力意图打开朝鲜国门，这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朝鲜士林与民间社会对“猛将护国安邦”的精神向往与心理期待。前言金景善在出使清朝时就专门写了名为《英吉利国漂船记》的报告，向道光皇帝汇报“英吉利国船来泊于洪州”之事，这或许也是他解读“薛刘站”的一个历史与心理背景吧。清末裴立元游历鸭绿江时，曾亲见朝鲜义州“有古寺曰薛礼庙”，对于其中原因，朝鲜义州巨绅金某解释说“薛公当年，英勇无敌，吾辈朝鲜人，惊其为神人，故为之立庙致祭”，并拿出一本名为《薛公战纪》的线装书请他翻阅。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朝鲜知识群体才比同时期的中国知识群体，对这些民间传说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并将其纳入自身的文字记述之中。

　　在清代的历史文献中也出现将“雪里站”称为“薛礼站”的现象。道光二十三年（1843），柏葰在《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中就有“初四日……再下一宛转坡一里许，即薛礼站”的记载。光绪年间，曾任吉林府知府并参与编写了《盛京疆域考》《吉林通志》等书的杨同桂，在其所撰《沈故》一书中所记载的盛京驿站南路八站的名称，分别为十里河、迎水寺、浪子山、甜水站、连山关、通远堡、薛礼站、凤凰城。其他诸站名称皆与官方无异，唯独“雪里站”被改成了“薛礼站”。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这里的“薛礼站”与“雪里站”在内涵意义上是否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薛礼站”显然比“薛刘站”更符合中国民间社会的认知心理与文化习俗。因此，民国县志写道：“雪里站……又相传为薛礼站，因唐薛仁贵至此而名。”1933年，“雪里站”在行政体制上正式改称为“薛礼站”。

　　五、结语

　　元朝统治者为实现“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大一统国家建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站赤”制度，在辽东通往朝鲜的“贡道”上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辽左八站”。元代“辽左八站”中的“斜烈站”就位于今天辽宁省凤城市的“薛礼村”。但“斜烈”一词并非来自蒙古语，而是源自金代女真语汇。“斜烈”在女真语中为“刀刃”之意，这与薛礼村“雪埋双玲千寻壁”的地理风貌是十分吻合的。“斜烈”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明代中期，成化年间明朝为应对建州女真的兴起，以及维护朝鲜“贡道”的安全，重新整设站、堡等军事防御体系，并将“斜烈站”改名为中原政治文化色彩较浓的“镇东堡”，以提升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管控能力。清朝建立后，又将其改名为“雪里站”，但这一称呼并非直接来自旧女真语“斜烈”的音转，更多的还是继承了明代就已形成的“雪里站”的民间称呼。

　　在朝鲜王朝的相关记载中，一般将今天的薛礼村称之为“松站”。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管控能力的提升，中国方面的称呼对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斜烈站”“镇东堡”“雪里站”等官方称呼外，还衍生出了诸如“邪梨”“薛里”“薛刘”等民间称呼。这些民间称呼，更多的只是一种谐音，并未被赋予更多的历史蕴含。但18世纪后，在朝鲜王朝的相关记载中，开始出现将其与唐代薛礼征东故事相关联的解读。这主要是随着东北的开发与关内汉人的大量涌入，“薛礼征东”的民间文艺也迅速传入，并于在地化的过程中塑造出诸多颇具特色与故事内涵的民间历史叙事。而这些民间历史叙事，则对来往于贡道的朝鲜使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种上下、内外交互影响的文化促动下，清代文献中也开始出现了更符合中国民间社会认知心理与文化习俗的“薛礼站”名称，并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雪里站”也因此最终被正式改名为“薛礼站”。

　　可以说，从“斜烈”“镇东”“雪里”到“薛礼”的村名演变，以及“松站”“薛里”“薛刘”等内外名称的交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元代以来，东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建构中多元融合的演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