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与陈子善（袁筱一归根结底）

周六下午的作家书店，台上人摇着扇子，台下有拿纸笔奋笔疾书者，也有人敲击着手提电脑，这一场景仿佛置身于大学里的热门课堂——“教室”最后，还有没有成功抢到座位的“学生”全程站着旁听。这个课堂的主讲人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法语翻译家袁筱一，在《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再版之际，这堂中断10年的法国经典文学课又开张了。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是袁筱一在华师大开设的“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的讲稿，但在2008年书稿出版后，这门课就没有再开过。10年过去，书中涉及到的9位小说家已有了很大变化。罗布-格里耶去世了，萨特、波伏瓦之后，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都陆续迎来了百年诞辰，只有两位最年轻的昆德兰和勒克莱齐奥还在写——就在书稿出版不久，勒克莱齐奥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曾经“私下的喜欢”变成了热门研究课题，袁筱一感慨，喜欢，还是不是“消费”文学的一种方式？

什么样的作家是法国现代经典作家？现代经典作品的定义是什么？袁筱一坦陈，当初选择这九位作家有一个稍显“愚蠢”的标准，那就是他们都出生于二十世纪，另一个定语“经典”指向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家。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萨特的时代，从萨特开始，其他人或多或少受到了萨特的影响或站在他的对立面。因此，这本书的选择集中于二十世纪中叶达到高峰的一批作家。

“虽然我写了这本书，虽然在上课时选择了新小说的代表罗布-格里耶，但如果要我给读者一点建议，那就是，阅读是个人的事情，你读不懂、不喜欢可以不读，可能十年后再读，突然对其中某一点产生了兴趣。”袁筱一说，“现代”本身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现代和先锋永远在不断翻新，先锋总是瞄准前面的目标，当它一旦瞄准前面、打倒前面，就在打倒前人的那一瞬，它本身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比如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等。中国二十世纪新文学最早一批作家也更多受惠于十九世纪达到高峰的法国文学。仅从小说样式上说，十九世纪小说的样式非常清楚，要素也很清楚，讲究情节的跌宕。读《巴黎圣母院》，你会看到前后的伏笔，绝不会无端写一个细节。所谓主题也非常重要，比如真善美、人性的至纯至善等等，还有人物极其具有代表性。而二十世纪的小说呢？你很难回忆出它们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小说里的人物不具有典型性，甚至不再有身份，情节、作者个人的代入等等都被废除了。从文学史角度总结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很多研究者认为，用一个词加以描述就是‘困难’，也就是不好读的文学。”

在袁筱一看来，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完全颠覆了十九世纪文学的任务——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到了二十世纪和新世纪，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已经大于小说的想象力。“举一个不那么抽象的例子，我在2017年译过一部小说《温柔之歌》，作者非常年轻，只写了两部小说，两部小说都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温柔之歌》的灵感是她看到美国报纸刊登了保姆杀死雇主家孩子的事件，但小说不是对原有社会事件的再描摹。《温柔之歌》获得2017年龚古尔文学奖，中国的出版机构很快引进，我在2018年5月完成翻译，就在出版过程中，我们的身边发生了杭州保姆纵火事件。究竟是文本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文本？想象力没有抵达的地方，往往在现实中真实发生了。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其中牵涉到文学的任务。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普遍认为，写作的任务不再只是在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描述、总结、提升或者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当然，不同的作家意识到文学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对于现实的描摹，不再是文学唯一的任务。”

对于“困难”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袁筱一说，文学是没有办法要求的，阅读也是没有办法要求的，“这本书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走近这些困难的作者的机会，而读者完全有权利表达喜欢或不喜欢”。至于对她个人而言，“阅读的重要乐趣之一，是慢慢发现并非一见钟情的文本的好，作者经意或不经意的安排，刻意或不刻意的语词。”

在《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再版序言中，袁筱一写道，“我还是无条件地信仰语词，语词的决定性，语词的力量。纵使十年间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一点点初心终究没变”。也正因如此，再版修订时仍然保持了当初的认识、立场和心境，只对萨特与加缪两章做了比较大幅度的修改——萨特是重新了初版时涉嫌“自我抄袭”的关于生平的那段文字，而加缪是因为喜欢，这十年来一直在反复阅读，已经无法容忍十年前下的某些过于截然的判断。“归根结底，文字的来源处，还是奋不顾身的爱啊。”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