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童年（饥饿的童年）

一

1965年，我出生的时候，我国已经走出“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了，但在上姜村生活的五年，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还是饿。

那年代，世界农业刚刚开始向化学农业迈进，全球粮食都不宽裕，大家都只能是“一干两稀”——早餐和晚餐喝稀饭，中午吃一顿干饭，吃饭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一要务”。

由于新这安江移民的极其特殊性，上姜的“一干两稀”具有更具特色。

“稀”不是稀饭，更不是电视剧中“筷子一倒，人头落地”那种赈灾时的浓稠米粥。大多时候是米汤加红薯煮的红薯粥，加南瓜煮的南瓜粥，加芥菜煮的菜粥……总之就很少是纯正的大米粥。“干”也不是白米干饭，主要是苞芦（玉米）馃。苞芦馃，有纯玉米的，也有中间包了菜馅的“包包馃”。一年到头，除了年夜饭，只有农忙季节的中午偶尔有一顿纯正的大米白饭，平时的米饭中多少都会掺上一些杂粮，或小麦、或大麦、荞麦、或红薯切成的小粒。而且老人小孩基本上中餐也只有一碗这样的干饭。

肚子是最好糊弄的。广东人说那些年他们是“来客加水不加米”，我们那时也是，餐桌上“没有最稀，只有更稀”。可肚子也是最不好糊弄的，水终究不能充饥。虽然吃饭的时候能把肚子撑得溜圆，但撒过一泡尿之后，肚子就迅速瘪了，就会咕咕叫，就会饿得不行。

故乡的人是能把“稀”做到极致的。故乡的米粉羹是用少量米浆把芥菜、豆角、野菜干之类勾芡成的糊糊，因为磨米浆时加入了辣椒、茴香，又辣又香，既省粮食味道还好。虽然不至于像故乡人自嘲的“一粒米可以煮十八碗羹”那么夸张，却也的确可以用一两米蒙饱一个成年人肚子。这些年，在江西的新安江移民还保留着大年三十早上煮米粉羹的风俗，只是条件好了些，羹中加入豆腐、腌过的猪大肠，有的人还加入鱼片、虾仁等进行了改良，味道更佳。

粮食短缺，各种野菜、野果成了补充粮食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年人们讲究养生，野菜珍贵了，却发现小时候吃厌了也是最不愿意吃的野菜现在竟然有些吃不起了。

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1969年秋天，国家要求新安江移民再次移民江西，听到来做动员工作的干部说，到了江西三餐都可以吃白米干饭，年少无知的我们迅速有了要移民去江西的期盼。

二

第一次新安江移民失败与“浮夸风”有直接的关系。

据说，最初的新安江库区移民方案是大部分人迁移到那些上交余粮比较多也就是粮田比较充裕的地区，只留下少数人“后靠上山”，利用库区水面从事渔业生产和水上运输。是1957年刮起的“浮夸风”打破了这一规划。

1955年，中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确定的目标是：用12年的时间，通过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我国的粮食亩产提高到“458”——到1967年实现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达500斤，长江以南地区亩产达800斤（两季）。

1958年，毛主席又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提出“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壤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项农业增产技术措施（也称“农业八字宪法”）。这是保证粮食产量稳步提高的有效措施。

但是，受党内政治上极右、经济上极左思想的冲击，1957年《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澄海县平均亩产达到1257斤，成为全国第一个粮食亩产“千斤县”，揭开了浮夸风的序幕。

当年，党内的很多老同志出身于农村，对广东短期内粮食单产迅速提高颇有质疑。为了说服党内持保守思想的同志，驳斥党内某些人的质疑，中央某主要领导亲赴广东调查，并在1958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从化四日——致广东省委的一封信》。1958年秋，《人民日报》又在头条发表了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署名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进一步对党内的保守思想进行驳斥，同时广泛组织专家们从理论上论证粮食亩产超万斤的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就有被后人普遍诟病的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文章。

有理论支撑，有榜样引领，一时间全国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捷报”频传，大家都期待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浙江省不是“浮夸风”的重灾区，但统计报表上的粮食也已经多得吃都吃不完。统计数据有力支撑淳安县完全有能力就地解决30万库区移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第一次新安江移民安置方案从外迁为主变更为“后靠上山为主”的主要原因。

可统计报表上的粮食数据是填不饱人们的肚子的！“浮夸风”让新安江移民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饿肚子。

上姜村，人均土地少，吃饭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移民到上姜村后，人口增加了一倍，人均水田面积急剧下降到不到0.2亩。耕地严重不足，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也是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

下姜村村史馆保留了一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粮食分配明细表，1964年下姜村的口粮是每人每天3两稻谷、3两玉米，按当年人们的饭量，一天的口粮还不够一个成年人一餐吃的。

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安江移民是全国最困难的一个群体。

那时候，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是一个人继续吃着过去一个人的饭，而新安江移民却是两个人吃着过去一个人都吃不饱的饭。既然当年很多地方一个人继续吃着过去一个人的饭都饿得不行，那么新安江库区移民两个人吃着过去一个人都吃不饱的饭，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象。

1959年第一次移民时，我们村是103人，1970年第二次移民时我们村只有98人，而同期全国人口是增长20%以上。或许这组数据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着新安江移民所经历的苦难。当年的淳安县委书记王福生，在退休后的多次说起“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新安江移民”，也说明当年新安江移民时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