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最重要的途径（历史研究的三条路径）

　对于历史研究路径的反思，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摸索和创造出新的研究路径，并为最终书写出上乘的研究论著服务。就历史研究对象而言，有人研究史料，有人研究问题；就研究方法而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方法，多元而又繁多。但无论如何纷繁复杂，历史研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相关史料解读、单一史料引申和多重史料互证三条路径。

对相关史料的解读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同时，为了避免研究的错误，在运用史料之前，我们又必须对它们的意蕴有准确的把握。解读史料是准确把握其意蕴的重要方法。

　　史料既包括流传下来的传世史料，如经、史、子、集等；又包括新近出土或公布的史料，如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盟书、碑刻等。这些史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依据。然而，它们毕竟距离我们久远，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史料的意蕴已经不清楚或者不准确了。正因为此，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必须进行史料解读。其中，对经、史、子、集类的传世史料进行释读、注解、考证，对甲骨、金文、简牍类的出土史料进行考释，都是行之有效的解读方法。

　　在传世史料解读方面，前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他们对经、史、子、集类书籍的“注疏”“正义”“集解”“译注”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史料解读。具体来说，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和“续编”、“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新编诸子集成”和“续编”等都是典型的史料解读类研究成果。在出土文献解读方面，前人也有充裕的成果，比如，甲骨方面有李圃的《甲骨文选注》，刘翔、陈抗、陈初生、董琨的《商周古文字读本》，马如森的《商周铭文选注译》，吴其昌的《殷墟书契解诂》等；金文方面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马承源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王辉的《商周金文》、洪家义的《金文选注绎》等；简牍方面有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望山楚简》，陈伟的《包山楚简初探》，荆门市博物馆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一—九）等。

　　前人既然对史料解读有了如此丰富的成果，那么，当下学者对于史料解读就不能有所作为吗？当然不是。虽然之前传世史料和出土史料都经过了研究，但是两类史料仍然有探讨的空间。当下学者可以通过“新解”“新证”“新释”“补释”等方式对传世史料和出土史料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提出更准确或更恰当的解释。另外，更新的出土史料还会不时地出现，这些史料前人几乎没有讨论，是“处女地”，当下学者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在解读史料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具备文字、音韵、训诂类的知识和研究能力，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单一史料引申

　　从某一种史料出发，根据它所透露出来的诸多信息中的一点或者多点或者全部，去引申性地探究相关的历史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单一史料引申”。研究者在阅读独特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相关历史问题并进行研究，往往采用这种方法。另外，学者在研究新近出土或公布的资料的时候，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2005年，山西绛县横水出土了一件青铜卣，器盖对铭，它就是渊卣（也有人称之为肃卣）。该铭文的照片和拓本分别于2006年和2014年发表。渊卣材料的公布引起了学者们较多的探讨。董珊根据这篇铭文讨论了周穆王东征、庶仆地位、阶层流动问题。李学勤由之讨论了西周王朝对诸侯国事务的干预权问题。吴雪飞则讨论了西周政治中“正义”观念的问题。王进锋讨论了西周司法诉讼中的直诉。李凯探讨了西周时期的军事制度。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都属于单一史料引申。

　　通常情况下，一则史料会蕴含多个信息点，而每个信息点都可以各自引申出一个问题。理论上，这些问题都有学术探究的潜在价值。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由于缺少资料而无法探讨，或者已然经过了较多的讨论而不需要再研究；另一方面，对研究者而言，对每个问题都论及显然会削弱研究的精力，产生研究不深入的问题，所以，研究者不可能对全部问题进行研究。那么，怎么在这些问题中确定具体的着力点呢？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能力和这些问题的各自前期研究状况，最终选择一个或者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渊卣铭文可以引申出很多的问题，然而董珊在研究的时候，并没有面面俱到，只是讨论了周穆王东征、庶仆地位、阶层流动三个问题；又如，曶鼎铭文也会引申出很多历史问题，王进锋在讨论的时候只是研究了其中的西周法律公开、买卖契约、诉讼费用三个问题 。

　　当我们对这则史料引申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仅仅依靠这一则史料显然是不够的。学者此时就需要到各种史料中全面搜寻相关资料，来辅证这个问题。研究进展到这一步就属于下文所谓的“多重史料互证”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讲，单一史料引申离不开多重史料互证。

　　“单一史料引申”的研究路径，提醒研究者不能轻视每一则史料，特别是那些不寻常的、比较独特的史料，因为它们的背后保不齐就能引申出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

多重史料互证

　　为了研究某一问题，在多种史料中查找相关的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来论证、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多重史料互证。

　　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县》一文中，运用了《左传》《国语》《史记》等多种史料中的资料对春秋时期的县进行了系统研究。宋镇豪在《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一文中，运用了各类甲骨文的资料、《尚书》《周礼》《礼记》《仪礼》《韩非子》等传世史料和医学方面的资料，对商代疾病种类、医疗俗信、卫生保健进行了研究。晁福林在《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一文中，为了论证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这一问题，综合运用了经、史、子、集类的各种史料，还运用了甲骨、金文、简帛类的出土文献史料。他们的这种方法就是典型的多重史料互证。（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