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写桃花扇的目的（桃花扇冠绝千古）

公元1699年，继洪昇《长生殿》后，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桃花扇》脱稿。这是一部以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剧。

明末清初，在经历了社会的大变动之后，民族矛盾更加激烈，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追寻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这一时期文人创作传奇戏曲成风，在众多的传奇之中，唯有《长生殿》《桃花扇》独领风骚，时人称洪昇、孔尚任为“南洪北孔”。他们在自己创作的历史剧中，各自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他们是清初文坛耀眼的双子星座。

然而，《桃花扇》上演后获得轰动效应，孔尚任的命运却从此改写。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出生于164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64世孙。年少时就读于曲阜县北石门山中时，就广采逸闻轶事，准备写一出反映南明兴亡的戏曲。他对即将开始的传奇创作充满自信，说自己所写的戏是孔子的“正雅颂”，对历史的叙述用的也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鼓词作家贾凫西是他父亲的朋友，年少时他就喜欢听贾凫西的说鼓词。贾凫西两度辞官回乡说鼓词，佯狂不羁，不容于乡党。孔尚任对他执弟子礼，说他的鼓词“文字雅俚庄谐不伦，颇类明之李卓吾、徐文长、袁中郎者，乡人多不解”。

他从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里得到灵感，那就是以“雅俚庄谐不伦”的通俗手法，演绎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对贾凫西尤为感怀，后来特意在《桃花扇》中设计说书艺人柳敬亭，这个角色就有贾凫西的影子。《听稗》中的鼓词，一字不差的就是贾凫西的《木皮子鼓词》。

1684年，康熙帝南巡回京时路过山东，特意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就是给康熙讲解《论语》，很得康熙的褒奖，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办学校，除设监事大臣、祭酒外，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可见康熙对他的欣赏和拔擢。

做了京官后，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差淮扬，疏浚黄河海口，到1689年冬天才回北京。其间，他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于皇、石涛等名士。公务之余，他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还到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一路走来，感慨良多，南明故迹故址深植脑海，构思中的《桃花扇》有了更扎实丰富的素材。

当时清朝政权已经稳定，明末清初经济萎缩的状况也得以恢复和繁荣。作为帝都的北京，戏曲的演出自是非常频繁。1694年，孔尚任与顾天石合作创作的《小忽雷》在景云部演出。这是一部爱情故事，作品不是十分成熟，但这部传奇开端的三支散曲《逍遥游》《金菊香》《梧叶儿》，倒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孔尚任在北京冰冷的官宦生活:“侨寓在海波巷里，扫除了小小茅堂，藤床木椅。”“偏有那文章知己，剥啄敲门来问你。”“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勾一朝挥。”可见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心境。

在调任户部主事5年之后，孔尚任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1699年，他在经过10余年的精心构思、金淘沙拣，《桃花扇》终于在这年六月(农历)脱稿。京城争相上演，反应极佳。剧中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南明的亡国之痛，令人感慨万端。

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王朝顿时灰飞烟灭。是年五月(农历)，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是为弘光帝，仍续明朝，史称南明。

南明王朝拥有中国南部各省，南京又踞长江下游形胜之地，是明朝200年的陪都，对南方各省仍有号召力。清军初入关的兵力也就10多万，占地也不过关外和冀、鲁的部分州县。如果南明王朝能卧薪尝胆、同仇敌忾，虽一时不能北伐，但也可如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徐图恢复。

南明初建，清军便渡河南下，列镇望风而逃，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南中国百姓寄予厚望的南明王朝，仅仅支撑了一年，便土崩瓦解。后来，虽又有鲁王、唐王、桂王相继建立小朝廷，可都是短命王朝，真可谓:“南朝无限伤心事，都在残山剩水中。”

南明王朝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为何如此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时的许多文人、学者都在寻找答案。孔尚任另辟蹊径，以传奇戏曲的方式创作的《桃花扇》，揭示了王朝没落的内在原因。

《桃花扇》开篇就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忠贤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上是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的继续。陈定生、吴次尾等复社文化人继承的是东林党人的精神，代表的是新兴进步力量。阮大铖等继承的是魏忠贤等阉党的衣钵，代表的是腐朽、没落、反动的势力。

当时，南明王朝赖以守土的是黄得功等四镇，可由于内部的派系矛盾，大敌当前，他们不能一致对外，反而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内讧。江淮一带，千里空虚。当清兵南下时，只有史可法孤军奋战。“昏主”朱由崧只知“征歌选舞”，兴“党祸”“起奸臣”，南明的半壁江山怎么能维持?扬州失守，南明王朝跟着覆亡。《桃花扇》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注定是“良缘难再续”的悲剧。

在此之前的嘉靖、隆庆年间，梁辰鱼就以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创作了《浣溪沙》，以表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兴亡的历史。明亡后，吴伟业创作了同样题材的传奇《秣陵春》。“南洪北孔”的洪昇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创作出《长生殿》，表现唐天宝前后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以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为主线，串演成王朝盛极而衰的大历史，孔尚任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孔尚任在创作上承前启后，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桃花扇》不是借古讽今，而是如他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剧中女主角李香君(1624—1654)，又名李香，号香扇坠，原姓吴，苏州人。她与董小宛、陈圆圆、柳如是等被称为“秦淮八艳”。其父为官，因是东林党人而被迫害，家道败落后随养母漂泊异乡，并拜师学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不精通，尤擅南曲，歌声甜韵，深得文人雅士的追慕。

剧中男主角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户部尚书侯恂之子。其祖父、父亲都是东林党人，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罢黜。侯方域为明末清初散文家，与冒襄(字辟疆)、陈贞慧、方以智合称“明末四公子”。明亡后流落江南，因参加清初科举考试而受时人讥讽:“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李香即李香君，桃花即《桃花扇》。

侯、李二人不仅在才华、容貌上互相倾慕，而且他们还有着共同的政治态度，这在同类题材的传奇中十分罕见，而这恰恰能够起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社会效果。

《桃花扇》的故事梗概是:

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爱。阉党阮大铖意欲结交复社，通过杨龙友暗中出资助侯、李结合。李香君怒却妆奁，侯方域亦拒绝阮的拉拢。后来，侯方域遭到诬陷，避祸来到扬州投奔史可法。阮大铖迎立福王，得掌大权，迫害复社士子，逼嫁李香君。李香君不从，以死相抗，血洒侯方域所赠之宫扇。杨龙友感慨万端，将扇上斑斑血迹，点染成朵朵桃花。清军南下，史可法沉江殉国。侯、李各自流落，后在栖霞山相逢，相约遁世出家。

孔尚任出生于清初考据学极盛时期，清初考据学家实事求是研究经史的态度，对他的影响极大。洪昇的《长生殿》是借遥远的唐代，讽喻当代，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孔尚任的《桃花扇》则直面现世，以真人真事进行文学创作，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善恶分明，爱憎强烈，是我国文学作品的优良传统，《桃花扇》传承的正是这一传统。传奇借柳敬亭的鼓词道出了他的创作态度:“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

古人习俗，男女相爱应互赠信物。宫扇就是侯、李的爱情信物，扇上题有侯方域给李香君的诗:“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诗扇见证了侯、李悲欢离合之情，从而串演出王朝兴亡的历史，这在当时的传奇作品中别树一帜，实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在户部任上完成的，当康熙得知后即让他送呈御览。康熙看到南明覆灭的剧情时，当即产生共鸣。吴梅在《顾曲尘谈》中说，每每看到《设朝》《选优》等出，康熙都会皱眉顿足地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康熙又是矛盾的，写尽南明兴亡的《桃花扇》，从中可知得失兴亡的历史教训，引以为鉴;但对抗清将领的褒奖，对南明王朝所唱的挽歌，又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尤其上演后引起的轰动效应，更是令康熙及朝廷不满。

第二年，也就是1700年春，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而被罢了官。孔尚任的罢官，记载得含糊其辞，但是作为当事人的孔尚任自是心知肚明。他在给好友刘中柱的诗里说:“身当无奈将何隐，事在莫须有更悲。”

被莫名其妙地罢了官，心中的怨气何以倾诉?“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这首诗表达的就是孔尚任难以压抑的愤激情绪。

罢官后，孔尚任又在北京逗留了两年多。他广交好友，任侠仗义，当时名闻京师的侠客王源说他是“以文章博雅重于朝，羽仪当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凡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为归。先生竭俸钱典衣，时时煮脱粟沽酒，与唱和谈䜩，酣嬉慰藉”。在帝都京城，如此张扬的风格自然要招惹嫉视。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寄孔东塘》中说:“先生以诗酒去官，正如柳屯田奉旨填词，自是千秋佳话。”这是在告诉人们，“诗酒”只是幌子，如同柳永奉旨填词一样，乃是一个文字冤案。孔尚任再清楚不过的是，罢官是因为祸起《桃花扇》，他在诗中写道:“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诽谤。”

暖红室本《桃花扇·题辞》说得更明白:“由来贾祸是文章，公子才人总擅场。一片痴情敲两断，还从扇底觅余香。”因御前讲经而深得康熙的青睐，孔尚任可以由一名“胡子童生”做上京官。同是一个康熙，又可以因《桃花扇》犯了禁忌，而让孔尚任丢了京官，这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桃花扇》虽然没有一句反清的语句，可它关于南明覆亡的描写、界线分明的爱恨情仇，如《劫宝》中骂降清叛将是“真贼党”、《沉江》中歌颂史可法、《余韵》中骂由明入清的官员是“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遗老缩龟头”，这些明末遗老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传奇里都表述得明明白白、淋漓尽致，康熙听了怎能不刺耳不反感?

但康熙不想背“以文字罪人”的黑锅，况且他对《桃花扇》的态度又是双重标准，一方面，愿意接受所揭示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它所呈现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又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康熙要维护自己圣明君主的形象，不能以文字犯禁而治罪，只能以别的不明理由来处罚孔尚任。

同朝因戏曲而触怒“龙颜”的，还有“南洪北孔”的洪昇。洪昇的《长生殿》是借古讽今，受的是下狱、革去国子监生籍的重罚。孔尚任的《桃花扇》是直面明清朝代更迭的残酷现实，当面锣对面鼓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更直接更刺骨。比之洪昇，孔尚任幸运得多了。这是因为康熙要标榜尊孔崇儒，而孔尚任就是孔子的后裔，任何人的面子都可以不给，可孔夫子的面子，康熙则不能不买账。

罢官两年多后返回故里，孔尚任沉寂了六七年，之后在津门诗人佟蔗村的帮助下，《桃花扇》刻板印刷。1718年，孔尚任病逝于曲阜石门家中，享年70岁。除《桃花扇》外，他还留下了《湖海集》《出山异数记》《享金簿》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