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必背篇目（诸葛亮谋略十六经）

《谋略十六经》是我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着的一部重要兵法。 诸葛亮自幼父母双亡，随其叔父诸葛玄去荆州（今湖南湖北一带）投奔刘表。叔父亡后，他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专注于治国用兵之道。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屯兵新野的刘备，图谋发展 ，经徐庶推荐，他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诸葛亮在接见刘备时，向刘备论述了天下形势，深得刘备赞赏，这就是着名的隆中对。诸葛亮从此开始辅佐刘备。公元208年，刘备采纳诸葛亮的计谋，联合东吴，在赤壁大败曹操，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接着他又帮助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并于214年攻入四川，占领成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他为丞相。222年，刘备亡，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刘备嘱咐辅佐后主，被封为武乡侯。接着他平定了南中，并从227年开始，北攻祁山与魏国争战。234年，病死于五丈原（陕西歧山南）军中，终年54年，溢号忠武侯。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统军征战，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为蜀汉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他非常精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编着过多种兵书，但大多已经失传。《便宜十六策》是他留世的少数作品之一。但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收录诸葛亮兵书时不见此书，因此后代许多人认为，《便宜十六策》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有人假托诸葛亮之名而作的。但是，陈寿在收集《诸葛亮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也可能《便宜十六策》是陈寿所选的诸葛亮兵法二十四篇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收录，此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收有此策《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论述治理国家的十六个方面，所以称“十六策”，共约六千字。

诸葛亮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象治理一个家庭一样，必须首先树立国家的根本。而军队是“所以存国家安社稷”的大计，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把“治军”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强调“用兵不可妄动”，用兵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如果“将无思虑，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诸葛亮认为关键就在于上下和顺，“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主要广采众议，采纳微言，明辨是非，要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样的话，臣下就能对君忠心不二。诸葛亮还非常重视举用贤能，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同时要善于发现贤才，在选拔人材时，必须要到卑微的隐处去寻找，因为这些地方有众多的怀才不遇的人。对于赏罚，诸葛亮认为，主持国政的人，如果想要政治清明，那么一定要做到赏罚公正。“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 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做到了赏罚没有偏私，那么就能“王道荡荡”。诸葛亮还说，一国之君，一军之将，都要以身作则，为臣下为士兵做出良好的榜样。另外行军处事必须要深谋远虑，他所说 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实在是千古不破的至理名言。

总之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治军原则，为后代的人们所推崇，可谓是千古治国治军者的经典。 治国第一

【本文】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

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着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侧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侧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藉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本文】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君之於臣，犹如天之於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於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於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於政事，臣子勤於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麽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於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着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第三

【本文】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於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

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为政之道在於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於国事，若太过专注於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第四

【本文】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着，後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麽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後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第五

【本文】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於远，疑生於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

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於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麽就要徵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覆，前後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麽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第六

【本文】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於国，国之将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於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时之气乎？

【译文】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

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於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於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於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於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於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於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於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於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於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藉着交情，而安排职务，那麽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

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第八

【原文】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於官，外采於民，此所苦一也。

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罢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罢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於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於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於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後，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 治军第九

【原文】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於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

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於涿鹿之野，唐尧战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

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後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军任将，张擒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

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

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雠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

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後求战，闇者先战而後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

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於前，无敌於後，此用兵之势也。

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

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於贵买，贫於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 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

故胜者全威，谋之於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

夫军成於用势，败於谋漏；饥於远输，渴於躬井；劳於烦扰，佚於安静；疑於不战，惑於见利；退於刑罚，进於赏赐；弱於见逼，强於用势；困於见围，惧於先至；惊於夜呼，乱於闇昧；迷於失道，穷於绝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计。

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

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

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译文】整治军队除了是要御侮防边之外，还要声讨罪恶，替天行道。因此国家平时应不忘军备，藉以诛杀暴逆，保加卫国。国内文治与武功并盛，一如昆虫之有爪牙，平日相安

无事，一旦遭受侵犯则以爪牙相斗。人类没有爪牙，所以须制作武器，用以自卫。军队为国政之辅，而良臣为国政之佐，因此军队强盛，国内就安定，军队衰弱，国家也就危殆不安。而危险与安定之间的关键在於所选任的将领是否为国之良辅，是否能负起主导全军，安定民心的重责大任。

治国应由外部做起，而治军则要由内部着手，所谓的内部指的是中原诸国，而外部指的是周围的戎、狄各族，蛮夷戎狄各族，难以理喻教化，须以威势震慑他们。故而黄帝大战吃由於涿鹿，尧战三苗於丹浦，舜伐有苗，禹讨有扈氏。以三皇五帝之圣名睿智，德泽广被四海，犹以武力平定蛮族，可见军队的威力之大。因此非不得已，不轻易用兵攻伐。

用兵出战，必先有事前的规划，才能成事，所以要先考量时势潮流，明了人心归向，从事作战训练，订定赏罚制度，揣测敌人的意图，审视路况，查明地形的险易，分析敌我情势，熟知进退的节度，善用时机，做好防御措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竭尽士卒之能，图谋成败生死之计策，而後可以选将任兵，以壮大的声势出兵。这是军中的要事。 百姓的性命与国家的安危皆操在将领手中，因此将领行事须再三考量而後动。他的号令一下，全军如山洪爆发，声势浩大；追击人如鹰之捕食，势在必得；军队静止时，如张满的弓，蓄势待发；行动时如扣板机，一触即发，所向披靡，强敌亦闻风丧胆，不战而逃。 将领若无预谋，而兵士皆无斗志，军心不一，各怀鬼胎，那麽虽号称百万大军，敌人有无所畏惧。不是仇人，就没有理由怨恨他；不是敌人，就不与之作战。不得鲁般之目，手就无法精巧细腻，作战不用孙武的战略，无法出奇制胜，军事策略要机密，攻敌要讲求速度，追击敌人要准确，如长堤溃决，那麽就无须折损兵员，而使敌人四散逃逸，这就是以兵势取胜的方法。

因此善战者，胸有成竹，不易恼怒；有必胜把握，绝不畏惧敌人。所以说智者必求稳操胜算，才敢求战，而愚者先求战而後求侥幸得胜。胜者沿路修筑道路，以例行军；而败者到处抄小路以致迷失方向。

军队应懂得造势；将领是以威势服人，而兵士是以战力胜敌，因此不要随意行动削灭了军力，应酝酿至最高点，如同由高处坠落的圆石，挡者皆碎，皆溃不成军，这样才叫做无敌之军。

军中奉绝顶聪明的人为军师，所用的计谋以奇计为佳，能运用刚柔并济的战术，操纵敌人的存亡，行动迅捷如风雨，施展战力如江河奔流，不动时如泰山屹立不摇，行踪隐密如阴阳之诡异难侧。战斗力如江河汹涌永不枯竭，士气鼎盛，如日月之光永不磨灭，以寻常心看待生死之事，视胜败为常事，灵活运用奇正战术，出奇制胜。

作战应备妥粮秣，须善用奇正之术，兵器与装备皆应齐全。倘若物价飞涨，国用就会拮据，长途运粮，会使国家陷於贫困。因此不可连年征战，务求毕其功於一役，须量力而为，拒绝不必要的军事行动，罢黜无用的将领，则国家就为安定富强。

善於进攻的军队，可令敌人不知如何防守才好，善於防守的军队使敌人不知如何进攻。所以善攻者不会仰仗兵器，因甲坚械锐，仍不足以胜敌，而善守者，不位倚恃城郭，因城再高护城河再深，也不足以固守，攻敌须趁其疏於防备时，敌人列阵求战，须改期所未料到的地方，出奇不备，能在交战时若先取得优势，攻其左右军，而後可以与之正面作战。

知道作战的日期与地点，则有充裕的时间做准备。能使军队如常山之蛇，护住互救，合作无间，这才是救援之道。胜军必熟之地形，并善於使诈。能仔细策划，则知用计的得失；用兵诱敌，则之敌人的实力，揣测敌情，可知其兵员多寡，以假象示敌，可得战胜的计谋，侦测敌情，可知其疲累或修整。

与敌人作战时，应处生地，而将敌人攻入死地，避实击虚。山战须据高处攻低处，水站应顺应水流，不由下游往上游攻。草原作战，则避免深入草丛，以防有敌方伏兵，平地作战要利用平地毫无屏障的优点，以力勇斗。道路作战，要利用单一道路的优点，集中兵力，围

堵敌人。这五种地利，有助於作战。 善於为己军造势，就会成功，事蹟败露就会失败，远途运粮，可能陷於补给不继的情况，靠人力掘井，可能发生缺水的现象，敌人常来挑衅，将使士卒疲於奔命。敌人按兵不动，就容易使我军松懈。久久不战，兵心就会疑惑。敌人以利诱我，军心将犹疑不定。有厚赏，兵事便会奋勇向前，刑罚太苛将使兵士怯懦。乘胜追击敌人，则会愈战愈勇，遭遇围困，则难以突围，先锋部队常会恐惧，夜间喧哗将惊动三军。暗夜行军，容易混乱。不明路况就会迷失方向，陷於绝地，则无法作战。长久征伐将师劳无功，预先谋划计策，对军事行动有很大的助益。

将军以金鼓旌旗来号令三军，以斧钺来震慑军心，以教令来教化兵卒，设厚赏来鼓励兵足建立战功，行诛罚以忝宵小。白天作战，号令听不清，故以旌旗为辅，夜间作战，旗帜符号无法辨认，故以火鼓引之，不服军令者，以斧钺行刑。

不懂得「九地」和「九变」的道理，无法胜敌，没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作战难成功。能看出敌方的军心如何，就能测出敌人的强弱，作战就会成功。所以作战首重掌握军心。

间谍的派任，关系着整个作战计画，是将领所应重视的，将领若无相当的才智就不能役使间谍，非心存仁义，不能得间谍的效忠。五种间谍所得的情报正确无误，则国家可以保全。 军队为求生存，就会起来备战，逼不得已就会挺身战斗。平时要安顿兵士，战时则要以威信令之作战，不要冀求敌人不来攻打，却要先做好防御的工作。以逸代劳，以饱待饥，以近代远，以我方旺盛的士气，强大的军容来迎击虚弱疲累的敌军。整顿旗鼓，严阵以待，镇守每个险阻，并在敌军後方设伏兵，并且以利害得失劝诱敌人投降。以上就是用兵作战的方法。

赏罚第十

【原文】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

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

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赏，先令而後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藉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麽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於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

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後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

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

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

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後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 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於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喜怒第十一

【本文】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可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後。先胜则必後负，先怒则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身为将领应注意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境虽难免有怒有喜，但仍应将公事与私心区分开来，才不至於误事。 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应详究其情，再行发落。决断案件，也不可因自己的喜好，而滥杀无辜，或纵容有罪之人，不使情绪影响决策。将领不可喜怒无常，这足以抵销以往所有的战功，作战时，应团结部众的心，激励士气，齐力作战，如果只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强求军队硬攻，那麽全军将毁在他的手中。 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就不容易发怒；终日郁郁寡欢，也就很难快了的起来，所以将领必先修文德，而後再讲究武功，如果战胜後不能更加谨慎，则将因轻敌而战败。一味的意气用事，事後必会後悔。一时的冲动，将导致身败名裂。

所以有才德的君子，威武而不野蛮；只知忧心，而不知恐惧；喜怒皆不形於色。平时就要树立威严，这样，刑法才有效力，一切的罪恶都可以扫尽。若无法确立威信，则刑罚就无法施行，众人跋扈而无法管束，那麽国家就会灭亡。 治乱第十二

【本文】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後。先理纲，後理纪；先理令，後理罚；先理近，後理远；先理内，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强，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上，後理下；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要整顿政治，必须先裁汰冗官，去除虚职，不使闲散无用的官员，群聚结党，危害政务。全国上下若不遵守三纲六纪，就会大乱。所以国君行为举止必不失正道，为政需合乎理法道统，则万事可成，而功业亦可长久保持。

军队之所以会纷扰没有秩序，是因部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所以国君要治理国家，要有先後次序，先整顿大纲，而後处理细目；先颁布戒令，而後执行刑罚；先治理好国都附近几省，而後全国都可治理好；先安内而後攘外；先修身而後治人。

如此一来，法令申明了，刑罚就可以执行无碍了；国家强盛了，邻国就不敢来犯；压制强者，则弱者得以伸张；吏治清明，则百姓亦会循规蹈矩，国君拥有崇高的品德，就能得天下人的景仰，这就是治国之道。 教令第十三

【本文】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後；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後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

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後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译文】身居高位，需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言辞要合乎理法，行为要合乎正道，因自己的一言一行，皆在众人的视听中。严格要求别人，却放纵自己，这是逆政，能先端正自己，而後教导百姓，这才是顺政。行为举止不端正，所施的政令就无人遵守，那麽国家便会大乱，所以为政者要先正其身，而後可以名正言顺的施政令。

为政者，应先教导、训诫百姓，而後再施用刑罚，军队不经训练，就派上战场，是置之余死地，训练兵士的方法有五种：一?训练他们熟悉旌旗指挥符号，并随指挥变换队形。二?训练他们分辨动静行止等锣鼓号令。三?使兵士了解刑法的严苛与封赏的丰厚，使之不敢违背军令。四?使他们熟悉兵器的使用方法。五?教他们快步、慢步、後转等行进方法，使他们进退皆合宜。这些称为五教。

各部队皆有其不同的阵形，须分开训练，左军教以青龙阵，右军教以白虎阵，前军为朱雀阵，後君为玄武阵，中军为轩辕阵。大将军所在之处，左有矛，右放戟，前置盾，後架弩，中央放置旗鼓。旗帜一动，三军就要集中注意力，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锣声就停止，能依指挥行动，五阵就有秩序。指挥军阵要用旗帜和大鼓：击鼓一声并举青旗，则摆直阵；击鼓二声举红旗，则摆锐阵；击鼓三声举黄旗，则摆方阵；击鼓四声举白旗，则为圆阵；击鼓五声，举黑旗，则摆曲阵。直阵即木阵；锐阵即火阵；方阵即土阵；圆阵即金阵；曲阵即水阵。这五种阵形，互相衍生变化，合作无间，时而前後夹击取胜，时而前仆後继相救援。

五阵的编制为：五人射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全军的阶级就规划完善。 用兵应使兵士各尽其才，使身短者持矛戟，身长者持弓弩，强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使弱者负责供给军需，使智者为军事计画的主谋。同乡里的编为一队，五人互保，击鼓一声，

则整队待发，击鼓二声，则练习排阵，击鼓三声，则准备用餐，击鼓四声，则静肃立定，击鼓五声，则开始行军。而後以旗指挥军队，次第出兵。作战时，旗鼓皆发，勇敢向前杀敌者，将有重赏，退却者将处以斩刑，这就是教令。 斩断第十四

【本文】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

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後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

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

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

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

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後，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

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後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

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 斩断之後，此万事乃理也。

【译文】违令的人，必须加以惩处，不施以惩罚，将累及全军，所以君王授予将领全权处置违令犯纪的兵士。军法有轻重之分，过失较小的，处以轻刑，过失较大的，处以重刑，但军令是不可违抗的，犯令者，将领有权处决他。以下七种情况，足以影响军容，犯令者当处以斩刑。

第一、藐视军令，集结的时间已到，却不准时报到，听到号令却不行动，藉故推托，回避任务。呼其名却不答应，临上阵之际，装备还未准备齐全，这些是犯了轻军之罪，要处以斩刑。

第二、怠慢军令，接到上级的命令，不即刻传达下去，或者误传命令，导致行动错误；作战时不听号令，不听指挥，这些都犯了慢军之罪，理应问斩。

第三、贪赃枉法，不知体恤属下疾苦，取其用物，久借不归；行为不当，掠夺别人的功劳。并且给予亲近的人最优渥的待遇。这些都犯了盗军之罪，须依法处斩。

第四、任意更改姓名，毁坏服号，旌旗锣鼓等指挥用具，不加以妥善保存，武器装备也不加以维修，使得弓矢上的羽毛脱落，弓弦断裂，无法用来作战，这些是犯了欺军之罪，格杀勿论。

第五、违背军令，不依号令行进，不听指挥行动，一味的退居後位，避免打头阵，搅乱了队伍的次序，折损军队的气势；还假藉救助伤患的名义，撤回安全的地方。这是犯了背军之罪，斩杀不赦。

第六、搅乱军队秩序，行军时，兵士争先恐後，不守秩序，使得队伍凌乱，车辆阻塞道路，使得後面的队伍不能前进而高声喧哗，将领的命令无法下达。如此一来，军中的伤亡增多，无法作战。这些是犯了乱军之罪，应斩首示众。

第七、军队紮营驻守，四处打听亲友的下落，不顾军令，与亲友同进同出，更强行潜入其他营区，屡次违令，不听劝阻。数次由後门出入军营，而不坦白认错。知奸情而不告发，

则与犯过者同罪。暗地里饮酒作乐，四处散布谣言，搅乱军心，这些是犯了误军之罪，处以斩刑。

能实施严刑峻法，兵士才会严守军令，如此，各项军务才能进行得有条理。 思虑第十五

【本文】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於难，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乱生於治。君子视微知着，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译文】为政者应有深谋远虑的胸怀，才能防范未然，化解危机。

人若无远虑，必有近忧，而深思熟虑是为了谋求事情的解决之道，所以君子须时时的探索本职的问题，但若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物，千万不可干预。 欲成小事，则须由难处着手，因此事情须考虑利弊两面，欲成其功，必先考虑失败的因素。九层楼高的高台，其基础不稳固，亦有倒塌的可能，行事须考虑得面面俱到，才不会有破绽，不可顾前不顾後，看高不看低。

古时秦穆公伐郑国，百里溪与蹇叔就已看出其中的不妥；吴王夫差放走句践，伍子胥已预知日後败亡的命运；虞国接受晋国的贿赂，而宫之奇已知其弊害；宋襄公有也心想称霸天下，公子目夷早就预言失败。以上这些有先见之明的高人，思虑相当的周延，，人君若不听忠言，而重蹈覆辙，实在太不聪明了。秦始皇就是不纳忠言，所以不能成就如尧舜般的大业。 再安定的环境，亦有危机出现，动乱亦往往产生在太平盛世，君子若能见微知着，见始知终，则祸患无从产生。 阴察第十六

【本文】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懮事众者烦，烦生於怠。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译文】

国君治国要勤于反省自己，在自我审察、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悟出道理。

如果受到敌国入侵，国内的政治、经济就会受到削弱，上层领导缺乏主张，下层官吏和老百姓就会迷失方向，内心迷惘混乱就使忠臣得不到重用，缺乏主见就会在分析问题上发生偏差，考虑问题时有了失误就会打乱自己的计划，错误的谋略就会造成国家的危险，国家有了危险就不安定。所以，考虑事情要有长远打算，有长远打算国家就安定，没有长远打算国家就会出现危机。富裕的时候洋洋得意，贫困的时候又抓不住摆脱困境的时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为购买物品而竭尽积蓄，没有功劳又独断专横，过多过杂地考虑事情就会使自己思绪紊乱，思绪紊乱就容易懈怠。船底有了漏洞，水就会侵入船内，水囊破了里面的东西就会漏空，山小不会有野兽出没，水浅不会有鱼，树干细弱鸟就不会在树上垒窝，围墙塌坏屋子也要倾倒，河堤决口河水会四溢，走得快人容易摔倒，走路平稳的人又行动迟缓，乘船的人有被搁浅的危险，走在冰上的人有掉下去的危险，在山涧中游水的人有淹死的危险，想要渡河没有船是过不去的，失去同伴会倍加想念，按功劳的大小行使赏罚的权力，不诚实的人会失信于他人，嘴唇破损使牙齿感到寒冷，毛脱落后皮就单薄。对怀有私心的人偏听偏信就会产生祸患。善于策划的人容易取胜，错误的谋略就会造成失败。用好的谋略修正错误的计划就好像沐浴春雨一样。麒麟容易驾驭，迟钝的老马则难以训练。不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就象瞎子一样，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人就象聋子一样。树根受到损伤，树叶就会枯败，树叶枯败后花儿就脱落了，花儿脱落后就无法结果实。房屋的支柱细弱，房屋就会倒塌；树木的主干细弱，树梢就容易弯曲；不能分辨黑白，老虎和羊同为一群。衣服破了要补一补，衣带短了要接续上。玩弄刀子容易伤手，打闹跑跳容易伤脚。洗衣服不一定非去江河，关键是洗掉污垢；骑马也不要非骑麒麟那样的千里马，只要它跑得快就行了；所用的贤士也不一定都是圣人，只要他有才智就可以了。总之，反观自己应该注意五个方面：一是禁止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二是奖赏贤能，惩罚罪犯；三是安抚仁人志士，使全国上下太平安定；四是保护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五是不与多嘴多舌、搬弄是非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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