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能月入过万吗 送外卖真的可以月入过万吗

大雨中送餐的骑手

2020年7月28日西安两货车追尾，导致一名外卖骑手身亡

#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这一话题已经不止一次地登上微博热搜。

在公开报道中，具体的个案远比数据来得更惊心动魄

2018年2月，一位饿了么骑手为赶时间在非机动车道上超速，撞倒上海急诊泰斗、瑞金医院与华山医院急诊科创始人之一李谋秋，李谋秋抢救1个月之后不幸去世。

事故现场

2019年5月，江西一名外卖骑手因急着送外卖，撞上路人致其成植物人。一个月后，一名成都骑手闯红灯时撞上保时捷，右腿被当场撞飞。同月，河南许昌一个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逆行，被撞飞在空中旋转2圈落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为何外卖这种看似能够自由掌握工作时间的工作，却不能达到实际效果，反而加剧了工作的时间紧迫感，招致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呢?

下面就带大家深入了解，资本是如何一步步剥削外卖员的。

在开始之前，大家先了解一个名词——“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 ：

在前工业化时代，人们大多从事农业劳动，劳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钟表的发明应用，时间安排逐渐被理性化的劳动时间制度所取代，劳动者则逐渐被规 训于标准化的时间结构之中。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展开了对工业化劳动时间的分析。

他认为“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工人劳动的计量方式与时间是息息相关的。作为劳动过程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将“劳动时间”看作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劳动时间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为保证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长，以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资本家寄希望于无限度地延长劳动日，并企图“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

第二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 ，先进生产力提升了劳动效率、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科学的管理方式提升了劳动的内含量，劳动时间被限制为天工作时长不超过8 小时，周工作时长不超过 40 小时 。

第三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消费者参与到劳动过程中，劳动时间初现了对工人自主性进行强调的端倪。例如家政服务业中，工人劳动时间自由，如果资本不加以控制，难以获取更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于是资本通过时间管理，控制劳动者的时间，以夺取劳动过程的主导权 。

第四阶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更新，平台劳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弹性工作时间等新型劳动时间制度开始出现，新型劳动时间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即工人能自行掌控工作时间。如，外卖，网约车司机等。

通过劳动时间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资本家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剥削，也在不断升级。

大家有时在收到外卖时，看到有些骑手并没有穿标志性的工作服，而是穿着便装，其实这和外卖的管理体制有关。

那么外卖平台是如何进行管理的呢？

外卖平台管理骑手的方式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线上管理主要表现为设置各种劳动规则来约束或激励骑手，线下管理采用站点管理制，即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设置配送站点对骑手进行管理。

骑手分为两类——专送与众包。

「专送」是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骑手，有底薪，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接受系统的派单，以好评率和准时率作为考核标准。

「众包」则是兼职骑手，准入门槛极低，一人、一车、一个app，注册通过后可以立刻上岗，他们没有底薪，可以自由抢单，可以拒绝系统派单，但多次拒绝会被限制抢单。

众包骑手不受差评和投诉影响，但超时会面临更重的惩罚，超时一秒钟，配送费直接扣一半——无论专送还是众包，没有任何一位骑手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在工资制度上

骑手的薪资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制，所有的骑手均没有底薪，工资由派送订单的数量、问题订单的罚款及各种奖励三部分构成。

“外卖员月入过万”只不过是平台初创阶段的“特殊存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团队在对武汉地区的快递员与外卖员劳动过程进行了长期调研后发现，随着平台补贴的结束、以及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月入过万”正在变成一个虚幻的梦想。

该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比2.15%，而有53.18%的受访者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

外卖行业的劳动时间秩序

平台制定的规则，在劳动时间秩序上采取了强制与弹性相结合的工作时间制度，将营业时间分成了高峰时间段和其他普通时间段。

高峰时间段是必须按时出勤的时间段，午高峰是上午十点至下午两点，晚高峰是下午五点至晚上八点。

同时，站点面向顾客全天接单，高峰时间段以外的时间均为灵活的弹性工作时间，骑手可按照个体意愿自主地选择休息或继续送餐。

从理论上来讲，只要愿意工作，一天中的二十四小时均可以处于工作状态

为保障骑手能够准时而快速地送达订单，站点都会采取罚款或限制骑手接单数量的方式来惩罚超时者。

依据订单超时时长的不同，站长会对骑手施以每单1到3元的罚款，若某位骑手在一周内超时订单过多，站长则会通过后台订单调度的方式人为减少该骑手的订单分配量。

因此，在多重超时惩罚机制的巨大压力下，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骑手只能尽力保证高的订单准时率。

那么资本是如何控制外卖骑手的呢？那就是时间统治，时间统治是资本逻辑精心运作的结果和产物。

看似自由的外卖行业，其实隐藏着资本的新型时间控制。

控制方式一：电子全景监控与劳动过程调整

在大街小巷穿梭着的骑手，凭借 APP 与后台连通，只要骑手一上线，其工作状态就完全被后台掌握，后台以时间为单位和节点，准确而 精细地记录和反映着骑手的整个劳动过程。

这种全方位的监控，不仅即时性地把握住了的骑手劳动时间、劳动量、劳动内容，而且在KPI的考核压力下，为了避免超时、差评和超出顾客期望值等现象发生，站长及调度员 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实时调节，以收回劳动过程的控制权。

这种技术手段下的监视不仅是即时的，且能依据资本的意愿，随时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调整。

被手机支配的骑手

控制方式二：监控主体的扩大，无形之中将消费者也加入到控制骑手的队伍中。

数据实时监控和记录为消费者加入监控队伍提供了可能，平台主动将订单的实时动态通过点单 APP 分享给顾客，以便顾客能清晰地掌握骑手的实时动向。

这种方式无疑加重了骑手的劳动压力，在任何一个节点，劳动过程的稍许拖延都可能遭到来自心急顾客的催促，甚至是差评和投诉。

平台以赋予顾客更好的消费体验的名义，使消费者也加入到争夺骑手劳动过程控制权的队伍当中，催促骑手以最快的时间完成订单的配送。

正在取餐的外卖骑手

通过深入了解发现，平台以压榨骑手的方式来竭力拉拢消费者的行为甚至是带着欺骗性质的。

有美团骑手曾表示：

“顾客点单的时候，平台给顾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和骑手APP 显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假如顾客显示 30 分钟送达，可能骑手这里就会显示 36 分钟，这中间会有 6 分钟的差距。系统这样做就是想让消费者以为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到外卖。

但是这6分钟的时间差就让很多顾客以为骑手已经超时了，可能就给你一个差评，有的顾客脾气态度差的，就直接投诉骑手，所以唯一的 解决办法就是跑快点，尽量以顾客那边显示的时间为准。

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劳动时间的质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拓展。

控制方式三：“时间竞赛”与内化的紧迫感

骑手跑单中

在外卖行业中，平台通过设置抢单机制来塑造速度骑手，力图将快速与准时的时间观念深入骑手的个体时间意识，驱使他们对准时和快速送达产生认同，主动 将自己锻造成“速度骑手”。

为什么骑手们甘愿冒风险也要主动加入这场时间竞赛呢?

首先，在多劳多得的计件薪资制度下，跑单的数量直接影响了骑手的收入，若成 为跑单量最大的“单王”，骑手还能获得站点的奖励，

其次，抢单行为也是团队氛围感染下的非理性行为。它考验的是骑手对时间的把控感，所谓“拼的就是手速”，成为“单王”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有效检验，能引发同行艳 羡和佩服的目光。 抢单行为激发了以“单王”为目标的骑手们的好胜 心，促使他们主动增加自己的劳动强度。

在外卖行业中，虽然骑手的劳动时间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但该行业有自身的特殊性，低谷期的弹性时间段内的工作任务反而面临着极强的不确定性，这使得骑手会为此付出较多的时间成本，低谷期内的订单量大幅度减少，导致骑手等单的情况频频出现，在等单的过程中，大量时间被浪费 。

德国学者林德斯巴赫( Jürgen P. Rinderspacher) 曾提出，在弹性化时间结构中，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三元时间的社会”，

简单来说就是工作时间 、生活时 间及管理时间的时间，更好的时间管理可以有助于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延长生活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外卖行业中，骑手的时间结构已经在“ 三元时间”之外，分化出时间结构的“第四元 ”即“等待工作的时间”。

配合着计件的工资制度，骑手的时间无限受困于弹性工作时间段内的等单过程之中。

毫无疑问，外卖平台设置等单的工作机制，成功地将劳动力成本风险转嫁给骑手。这种等单的工作机制既保证了高峰时间段站点的足够人力，同时也保证了不浪费用餐低谷时期的劳动力成本。骑手则被资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劳动时间无限延长，成为全天候工人。

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时间指的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而骑手所拥有的自由时间远非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它只不过是一种选择上的自由。

骑手以为自己逃离了工厂的物理空间，并自主掌握了劳动时间的选择权，但是在技术的辅助作用下，骑手依旧处于严密的实时劳动监控之中，并随着消费者加入监控队伍而增加了劳动强度，提升了时间压力，进一步深化了时间的质的内涵。

骑手冒着风险与时间赛跑换来的胜利者勋章，不过是资本操纵的劳动游戏。平台以零散的订单为利益诱饵，吸引骑手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并自然而然地接受全天候的劳动安排，自由时间不仅没有被骑手真正掌握，反而成为资方加快获取和加深掩饰利润的重要源泉。

在美团和饿了么先后公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中。饿了么实现每单盈利转正，而美团则完成了了22亿人民币的净利润，同比增长95.5%，其中，外卖业务是美团实现盈利的最大功臣。

2020年8月24日，美团股价也再创新高，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成为港股第五大市值公司。

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互联网平台包围，无论消费者还是劳动者，要避免自己最终沦为互联网资本平台下的“数字难民”，就必须看到数据潜在的阴暗面，警惕技术背后的资本操纵。这也是我制作该视频的初衷。

同时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新时代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下，什么样的劳动模式，才能避免新时代资本对广大劳动者的继续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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