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洛阳伽蓝记中的五言与七言）

曾讀洛陽伽藍記，今到伽藍洛陽城。萬種風流何處置，翻作北魏唱經聲。

单说这几句，是小佬儿那年到京都游耍，拜了许多寺院之后，所信口胡说的。今日把它找出来，就是要将它当成一个引子，说一说这《洛阳伽蓝记》。我们讲《洛阳伽蓝记》，找个下刀子的地方，当然应该是诗。

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繁盛，五言诗和七言诗均有佳作涌出。特别是七言诗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在南北朝时期七言诗并未能真正的被文人重视，这使其遭受到了长期的冷遇。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以寺院为起点，记录了北魏太和至永熙年间洛阳的人情轶事。其文笔优美，记录详尽，是非常可贵的文史资料。从《洛阳伽蓝记》的字里行间，也未尝不可摸索摸索当时五言诗和七言诗之间有什么联系。其实，在《洛阳伽蓝记》中引用时人诗歌的地方不多，但这几处里所引用的全是五言诗。

卷一“永宁寺”下注云：

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

卷三“报德寺”下注云：

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

卷四“法云寺”下注云：

荆州秀才张裴常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生。”

《洛阳伽蓝记》中所引诗歌大抵就是这些。这些都是五言诗歌，而且“五言”似乎已经成为当时诗歌的代称。如张裴经常作诗，便称为“常为五言”。可见，在当时“作诗”与“作五言”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意思。此亦有征。卷五“凝玄寺”云：

地形高显，下临城阙，房庑精丽，竹柏成林，实是净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

这里所说的“来游观为五言”，即来游赏作诗的意思。这充分说明了至少在北魏“五言”的概念就等于“诗歌”。

当然，《洛阳伽蓝记》中也记载了一些七言诗句。卷三“报德寺”下注云：

高祖大笑，因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瓨，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

卷五“凝玄寺”下注云：

世人歌曰：“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

从这两处引文可以看出，在当时七言体裁多用于民间歌谣谚迷之上，并非诗歌体裁的主流。这种情况并非只在北地出现，在南朝依然如此。翻检《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古诗源》等收录南北朝诗歌的总集，里面也呈现五言诗数量大大多于七言诗的情况。这一方面和七言诗尚未成熟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文人心态有相当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试着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南北朝时期，文人以五言诗为诗歌正统，而七言诗只是作为歌谣体流行。是故很多文人并未全心致力于七言诗创作，而我们现在所见当时的七言诗，大多是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谣等。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早在四言诗作为主流、五言诗刚刚发生的时候，也有着同样的过程。五言诗作为非主流诗体，也不被文人重视。《文心雕龙·明诗》里说到：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这说明了在一定的时间内，五言诗是不被主流认同的。甚至后世流传的早期五言诗，也被当时文人认为是伪托而作。但是，刘勰提出了五言诗由来很久，只是因其多为民间歌谣，故未能引起文人的重视。刘勰还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这就明确指出了，在南北朝以前的文学史上，四言诗乃诗中正体，五言诗只是民间歌谣小调。 这种状况显然意味着，在古代诗歌的发展长河中，一种新诗体的出现往往是从民间起步的；而且民间产生的新诗体不会马上引起文人的重视，只有在不断的创作中产生足够的影响，进而成为主流体裁。

因此，请我们的文学家们，真的要到民间去，到下里巴人中去寻找创作的源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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