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衍社张喜英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双重逻辑及其当代意义（侯衍社张喜英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双重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编者按：全面正确把握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理论逻辑，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深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全面正确把握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实践逻辑，必须深刻理解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条件性。重温恩格斯社会主义观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深化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底色”有机统一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如期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研究恩格斯社会主义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和深入理解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晚年书信等文本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讨恩格斯社会主义观，揭示恩格斯社会主义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关联，力图回答如下重要理论问题：在资本主义仍占优势的当今世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如何理解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如何理解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底色”的有机统一？期望为中国道路提供学理性依据，防止用“发达”社会主义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西方道路来否定中国道路，从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如期实现。

一、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理论逻辑

1. 必然性：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苦难和资本主义黑暗有着深切了解，对无产阶级有着深深同情，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着不懈追求。他批判资本主义，旨在建立一种能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弊端的理想社会。为此，恩格斯与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经由费尔巴哈，批判地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回顾了他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历程。他从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P221)命题，推出了“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P222)的革命性命题，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蕴含的革命性。“现实”在黑格尔命题中，是合乎理性的意思。近代理性相对于中世纪神性、迷信具有进步性，资产阶级哲学家推崇永恒理性，主张建立理性的国家和社会。恩格斯解读黑格尔“现实”概念时，更侧重于合乎必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相对，意指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事物，即使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会成为现实，反之，丧失历史必然性的事物，即使现在存在，将来也必将走向灭亡。因此，“现实”并不直接等于“现存”，现存的同时具有必然性的才是现实的。因此，“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1](P221)在发展进程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P222)恩格斯从黑格尔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看到了其辩证法的革命性一面。同时，恩格斯以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合乎永恒理性为标准，来判断社会历史中的事物和状况究竟是不是现实的，哪些将成为现实的。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1](P228)思想、观念是本原，自然界则是派生的。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对哲学基本问题显然做了唯心主义的回答，因为唯心主义区别于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认为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1](P231)费尔巴哈也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信仰的残余，宗教世界是人的世界的异化，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意识和思维是人脑的产物。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这在当时意义重大。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他和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P228)“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1](P234)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歪曲反映，恩格斯与马克思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在于，他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之时，把辩证法也抛弃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缺少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向度，感性的自然与人在他那里都是空话，仍然是一种抽象。他“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1](P247)特别是他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唯心主义性质更加明显，他宣扬不分种族、阶级的抽象的爱，主张靠这种“爱”来实现人类解放，这是抽象的人本主义，因而在历史观领域陷入了唯心主义，即“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1](P248)恩格斯与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实践维度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创立了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

以唯物史观考察历史，以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社会，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存在的，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1](P222)每一种社会形态相对于之前的社会形态而言是现实的，在发展进程中，又会变为非现实的，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时代条件来说具有必然性：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推翻封建等级制度，解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促使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促进思想解放，使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深入人心等。但是，资本主义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尖锐矛盾造成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这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解决，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同支配才能解决。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更新的现实——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基本矛盾通过阶级矛盾和斗争来表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权时，主要是资产阶级、土地贵族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1](P256)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已经建立并充分发展时，阶级斗争突出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在科学理论的武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会形成具有“阶级意识”的阶级，使阶级斗争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2. 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阐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历程。

首先，恩格斯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进步的一面。按照启蒙思想家的设想，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应是符合永恒理性和正义的王国，但实际上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P779)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用一种剥削取代了另一种剥削。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对美好社会向往基础上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深刻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无情揭露资本主义弊端，很多思想闪烁着天才的火花。例如，傅立叶第一个提出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整个社会解放程度的尺度；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2](P782)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才的发现，欧文进行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实验等。

其次，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空想社会主义遵循从应然到实然的唯心主义逻辑，是通过头脑设想的方案，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不是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恩格斯指出了这种空想性的表现：一是把无产阶级看作被动的力量，不把无产阶级当作主体力量，不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试图依靠资产阶级精英解放无产阶级，这种外在的解放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二是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是首先解放无产阶级，而是幻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建立合乎抽象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只主张改良资本主义，不主张通过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三是虽然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但认为原因在于没有天才人物发现真理，而天才人物是否出现、何时出现也是偶然的，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的表现。总之，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将之作为坏东西抛弃，并不能科学说明更不能有效应对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有部分的合理性，但囿于不成熟的条件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仅仅从抽象的永恒理性出发，这样的社会主义“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P781)并在实践中遭遇失败。

再次，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性。一是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先验地设计社会主义的详细图景，而是遵循从实然到应然的唯物主义逻辑，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社会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之上，注重社会主义的生成性。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构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2](P796)恩格斯考察了从中世纪社会到资本主义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都是必然的，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完成自身解放的使命和条件。二是科学社会主义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解放不是外在于无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3](P9)进入无阶级社会，就无法使自己得到解放。质言之，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彻底解放自己。另一方面，人类解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如果不懂得这个辩证逻辑，起初就企图追求抽象的全人类解放，必定会陷入空想。三是科学社会主义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科学路径——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武装，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自身的解放。由于资产阶级的全力抵抗，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在于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和科学路径。

二、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实践逻辑

1.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应如何理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问题呢？

首先，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就历史整体而言的，并非是每个国家、民族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实践证明，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是多样的。一般规律是抽象、是共性；不同国家的实际是具体、是个别。19世纪70年代后，在考察东方社会时，恩格斯与马克思明确反对将西欧发展道路套用到东方社会，认为俄国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不违背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某个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恰恰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为前提的”。[4]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时，才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机械决定论”，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社会历史将是一帆风顺的，没有曲折、反复甚至倒退，而事实上，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其次，恩格斯晚年强调经济因素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对社会历史起决定作用，而不是直接对某一国家发展道路起决定作用。他和马克思是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片面强调思想观念和精神因素的作用，着重强调了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方面，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具体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中，经济因素都直接地起着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在社会历史中不起作用。恩格斯指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P604)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1](P614)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与自然规律不同，在社会历史中并不是经济状况自动起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P649)即社会规律发生作用必须通过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实践，而不能机械地等待客观规律自然而然地起作用。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遵循唯物史观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充分利用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实现的。有学者将这种道路概括为“先政治后经济”的道路，即“发挥政治的能动性，通过政治革命先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后完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5]的道路。这种道路具有可行性。

2. 正确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由农村公社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需要许多条件。其中两个条件，一是俄国村社没有遭到破坏，二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补充。但后来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具备，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虽然由农村公社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没有变为现实，但并不能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思想，只要条件具备，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列宁在这方面与恩格斯的区别是，恩格斯讨论的是俄国农村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跨越的条件，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俄国革命树立榜样并相互补充。列宁讨论的是俄国在新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的跨越：俄国农村公社瓦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国际矛盾激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等。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没有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支撑。可以说，列宁根据条件的变化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初步证明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这被中国的革命实践再次证明。考茨基等人认为在当时俄国进行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是“早产”，否定其合理性；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时，又有人认为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合理的证明。实际上，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与苏联解体看似矛盾，实则可以并存，因为“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到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的实践活动逐步在社会中创造了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6]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事件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合力”的结果。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都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不能因为苏联解体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进而否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由发达资本主义而来的社会主义与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而来的社会主义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但两种路径产生的社会主义都是包含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中的。[7](P116)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几乎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的，是“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

三、恩格斯社会主义观双重逻辑的当代意义

1. 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

我们当今仍处于恩格斯与马克思所指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且整体上资本主义仍占优势，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经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才能实现这一趋势。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性正体现了两者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当今国际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集中体现为中美博弈。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美国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中国要成功跨越“第二大国陷阱”，需要做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恶劣、形势如何严峻、斗争如何艰巨都不能阻挡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步伐。中国国情、发展道路与发展阶段同当年的苏联、日本都不同，中国跨越“第二大国陷阱”是必然的。“历史必将证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8](P12-13)都注定是会失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不得不对其观点加以修正，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式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2. 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道路之“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底色”有机统一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道路，质疑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完全错误的，对此必须予以旗帜鲜明的回应。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中国特色”。有观点认为完全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以“社会主义应是什么”规制“社会主义实际是什么”。原则不是出发点，原则只有在符合实际时才是正确的。恩格斯曾批判“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2](P791)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指出一切事物都处于生成、发展和消逝的变化中，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是立足实践不断生成的过程。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发展理论，而不是剪裁实践适应理论。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在先进生产关系基础上进一步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事实证明这样势必阻碍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是将中国生产关系调整到与生产力相适合的水平，这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自觉运用。中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要具备“发达”社会主义特征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因为现在没有达到“发达”程度就否定其社会主义性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步入社会主义，路径、基础不同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方案的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了严重挫折。造成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段时期没有更好地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实基础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在继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基础上，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胡锦涛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坚持和推进；在的带领下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实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实际，“是最有希望成为填补和诠释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制度设想和制度安排”[9](P184)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底色”，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翻版。“西方中心论”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出于维系“西方中心论”的需要，蓄意否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现代化，被认为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而许多采用西方道路的拉美和中东、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受阻，甚至陷入动荡，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证伪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资本主义建立在剥夺本国农民和国外殖民掠夺基础上，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工农联盟的胜利，国家政权是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可能将农民作为剥夺的对象，也不可能实行海外殖民掠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注定了中国不会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当然，由于生产力的不可超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努力实现现代化，要运用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目前还没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0](P52)阶段等。尽管如此，社会形态的性质判断是包括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情况，在这些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根本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与资本主义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即使都发展市场经济，但市场、资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有着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资本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人被严重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资本、市场是发展生产的手段，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讲，中国道路是要用公有制主体保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底色”，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11](P236)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层次，同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7](P3)搞混淆了。

综上所述，把握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及其当代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以及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深刻把握中国道路深厚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理依据及其“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底色”之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并稳步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唐爱军.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5] 竭长光.唯物辩证法与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逻辑[J].教学与研究，2018，（10）.

[6] 陈先达.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实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4）.

[7] 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8]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9] 薛俊强.全球化、资本与中国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侯衍社，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张喜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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