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沈从文的故事(陈寅恪值四百块)
1928年,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急召校长,前来训示。
过了一会儿,一个戴着眼镜,干瘪的老头,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办公室,还径直坐到了沙发上。
蒋介石问:“你是刘文典吗?”
没想到对方不答反问:“你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正要发作,对方又接着说:“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有父母长辈可以称呼,不是随便谁可以叫的。”
蒋介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骂道:“无耻文人!”
刘文典却面无惧色,冷冷地看着蒋。
作为民国有名的“狷狂名士”,刘文典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和蒋介石公开叫板对骂。
除了蒋介石之外,刘文典的狂傲,还精准打击过民国的大才子们,硬怼过日寇和汉奸们。
但如此不可一世的刘文典,却会因为失诺,甘愿被一和尚敲打脑袋惩罚。
世人都知他狂,知他傲,却不知,他的狂与傲,皆源于他对中华千年国粹的敬畏,源于他对中国文人“不畏势,不媚俗”风骨的传承。
“狂徒”教授
1923年,师从国学宗师章太炎的刘文典,出版了《淮南鸿烈集解》专著,一举在学术界成名。
他还专注于《庄子》的校勘和研究,成为当时“最懂庄子的人”,学术声望日渐隆盛。
而和学术声望同时出圈的,还有其恃才狂傲的盛名。
刘文典原本教授古典文学,但自信自己讲《红楼梦》,远胜于大名士吴宓,便在吴宓《红楼梦》讲座的同一时间,开课讲红学,公开和吴宓打擂台。
刘文典告诉前来听课的学生:“我讲的,一定是别人没有的;别人讲过的,我不屑于讲。”
很多学生最初是抱着听听看的想法而来,毕竟吴宓才是知名的红学大师。
可听过课之后,学生们都不由自主地被刘文典吸引。
甚至很多曾听吴宓讲座的学生,也都“弃吴投刘”。
吴宓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好奇刘文典讲课的独特之处,便也去旁听。
结果发现,刘文典所讲红学,确有独到之处,而且风趣幽默,连吴宓都听得津津有味。
此后,吴宓便常去旁听刘文典讲课。
刘文典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旁听自己课的吴宓,自然知道,这场“红学擂台”,是自己赢了。
但他还觉得不过瘾。
于是在一次上课时,刘文典讲到酣畅淋漓处,却突然停下,看着最角落处的吴宓,问道:“吴宓兄以为如何?”
吴宓也不恼,像学生一样起立,恭敬地答道:“高见甚好!”
刘文典听罢,点点头,才继续上课。
学生们看着平日颇受尊敬的吴教授,内心忍不住暗笑。
刘文典对大名士吴宓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当时只有“才子”之名的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没少被刘文典怼。
尤其是沈从文,曾跟着刘文典学习国学理论,后来受邀入职西南联大,为中文系教授。
可没想到,刘文典却激烈反对沈从文任教授之职。
他认为沈从文虽然会写小说,国学底蕴却远达不到教授水平,更何况,沈从文只读过小学。
但沈从文的就职已成定局,刘文典反对也无效。
他气愤不已,和别人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拿400块是应该的,我只能拿40块,朱自清只配拿4块,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应该给!”
在“狂徒”刘文典眼里,哪怕民国才子荟萃,也不是谁都能称之为“教授”的,因为这个称呼所代表的,是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不仅仅是文学创作。
所以放眼整个民国,只会文学创作的才子们,无论名号多响,刘文典都觉得担不起教授之名。
谦逊学者
刘文典曾自我评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能够让刘文典收起骄傲自大的人,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精通14种语言,刘文典在其面前,从未有过半分狂傲,反而变身为一代大师的头号迷弟。
他会到处和别人吹大师彩虹屁:
“我刘文典不及陈先生的万分之一。”
“我对陈先生,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他还时刻关注大师的安危,急大师之所急。
香港沦陷时,陈寅恪滞留其中,刘文典比自己被滞留还着急,到处托人想办法,心痛不已地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50年内,不会再出现这种人才。”
还有一次,空袭撤退时,刘文典撤离到半路,突然想起,陈寅恪身体欠佳,视力又不好,还住在楼上,行动极为不便。
他毫不犹豫地又往回跑,去接陈寅恪。
后来有学生赶来,想搀扶着刘文典赶快撤离,刘文典却气喘吁吁地大喊:“保国粹要紧!保国粹要紧!”
边说边推开学生,让学生快带陈寅恪离开。
如何征服一个“狂徒”文人?
陈寅恪已经做了最佳示范:学富五车,硕学鸿儒。
如果做不到,那么像下面这位和尚一样,虔诚地守护自己的信仰,也是能赢得刘文典尊重的。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去寺庙查阅佛经,寺庙藏书本不给外人借阅,但和尚听过刘文典在学术界的名气,便破例允许他进藏书阁。
进去之前,和尚告知他翻阅佛经的规定:必须正襟危坐,只能用准备好的竹篾翻页。
刘文典点头承诺,严守寺庙规约。
可他静坐读经没多会儿,就打盹,佛经也掉到了地上。
和尚看到掉在了地上的佛经,一生气,便随手操起翻页的竹篾,劈头盖脸地教训刘文典,认为他不尊重佛经,更不信守承诺。
刘文典被打醒,在懵懂中只顾护着自己的头躲避,反应过来之后,他急忙道歉,也不再躲避,任由和尚手中的竹篾,敲在自己脑袋上。
事后他检讨道:“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在刘文典的世界里,狂傲可以是叫板最高统治者,也可以是自负自己的学问,但绝不是无知狂妄,更不是嚣张夺理。
而他的狂傲,在民族大义面前,又成为了不畏生死的底线。
硬骨头文人
1937年,北平沦陷,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日寇听闻他精通日语,又是有名的学者,便让他继续在北大任职。
刘文典严词拒绝,日本人又派出周作人,上门游说。
刘文典再次回绝:“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寇见劝说无效,便开始威逼,宪兵多次抄刘文典的家,还限制他的自由,监控他的信件。
刘文典就搬个凳子坐在屋前,昂首抽烟,冷眼斜视问话的日本人,沉默不语。
翻译官问为何不答话,刘文典轻蔑地说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此时,刘文典堂弟在日寇成立的傀儡政府里,谋到了一份差事,竟兴高采烈地找刘文典报喜。
刘文典看着做了亡国奴,还喜不自胜的堂弟,又心痛又愤慨,他知道,堂弟是不可能听劝的。
于是刘文典吃饭时,拒绝与堂弟同桌,并冷冷地说:“新贵往来不利于著书。”
堂弟再来找他时,他坚决闭门不见,毫不犹豫地与之断交。
就在刘文典所面对的时局,越来越艰难时,幸得友人帮助,最终平安撤离北平,南下去西南联大任教。
到了西南联大之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刘文典对日寇的仇恨越来越强烈,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大谈日寇的险恶,号召学生团结起来,支持抗战。
他还经常熬夜翻译日本资料,呼吁国民“赶快起来研究日本”,因为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
彼时抗战全面爆发,日军的轰炸越来越疯狂,刘文典的住所,距离学校比较远,每天赶来上课的途中,都会遭遇多次防空警报。
有人担忧他的安危,建议暂时先停课。
刘文典反对:“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绝不缺课!”
人的本能,都会畏惧死亡。
然而刘文典的狂傲,压倒了一切,因为他的狂傲里,有嫉恶如仇,有热烈的爱国之心,更有一个真正的名士,该有的风度和派头。
狂徒与名士
后世学者说起刘文典时,最常见的评价是:“真名士,自狂狷。”
的确,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里,刘文典是最受欢迎、学术声望最高的教授之一。
他的渊博学问,让老师和学生都拜服不已:“说到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但刘文典,又并非只是目空一切的书生,他尊师更重道,骨子里镌刻的,更有最为质朴的民族大义。
在山河破碎的时代,他曾在学术瀚海里纵横,张扬狂傲;后又在战火纷争里坚守大义,视死如归。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论刘文典的原因。
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的傅国涌,前两年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一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
生而为人,尤其是做学术研究的,更应该有所坚守。
坚守大义,坚守道义,坚守严谨,坚守私德。
在知识分子市场化和犬儒化的今天,像刘文典这样的“真狂徒”,才是我们最想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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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紫尘静雪】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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