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了解人（孟子初识）

据杨伯峻的介绍，孟子为邹国人，生卒年分别当为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和周郝王十一年（前304）。通过多种留下来的记载，“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按年龄来算，他不可能是子思的弟子，杨认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合理的。他初到齐国、宋国，稍后又回到邹国，再往鲁国、魏国，最终在齐国同他的弟子万章等作《孟子》七篇，此乃一生之行。关于《孟子》其书，史记说它共七篇，汉书则说它共十一篇，多出的四篇共组成孟子的“外篇”，由于种种原因早已失传，现在看到的是明人所伪，梁启超说它是“伪中之伪”。至于《孟子》一书和孔子的联系，其篇名是仿效《论语》而来，就思想内容来看，杨伯峻认为，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不但是有所取舍的，而且是有所发展的。

2023.1.25

一月二十五日读《梁惠王上》

此处共七章。开头便记“孟子见梁惠王”，由对方的发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而来说一番治国不能讲利要讲仁义的道理，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第二章记孟子向“立于沼上”的梁惠王讲了一番贤者才会乐、要与民同乐的道理，所谓“民欲与之偕亡，岂能独乐哉”。第三章记梁惠王向孟子说了自己治国的困惑，后者则在说了“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后，又描述了一番实行王道而达理想的社会，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第四章记梁惠王求教于孟子，对方则循循善诱，表明杀人“以梃与刃”、“以刃与政”是没有区别的，稍后在总结时举出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并说“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私认为此说是一语中的的。第五章记梁惠王问如何提升国力，“愿比死者壹洒之”，孟子答“仁者无敌”。第六章以倒叙，记孟子出而对梁襄王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自述他问天下的走势该怎么样，孟子答“定于一”，并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由此他最后进行总结“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最后一章篇幅很大，原文看得尤为过瘾，由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便就“仁”、“德”，同孟子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很多对话。其中印象深刻者二：一、就“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孟子答“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二、就“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第二段话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总的来说，由此感受到了孟子那种强大的气场，对统治者的那种态度。虽然他对政治有很高理想，且多不切实际，不符合历史趋势，如他对梁襄王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将他向梁惠王描述的理想社会与他为劝齐宣王实行仁政而最后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相连，可见他还是有现实的一面，对理想社会也是有标准的。

一月二十七日读《梁惠王下》

本篇共十六章，前十一章均记与齐宣王的对话，最可见孟子在谈话中的循循善诱。开头的“庄暴见王”，据杨伯峻以上下文串联，可知“王”仍然是齐宣王。他对孟子说“王语暴以好乐”，孟子则答“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过些时日见齐宣王提及了此事，“王变乎色”，则循循善诱，孟子最后说“今王与百姓乐，则王矣”。第三章记宣王问外交之道，在孟子说了一番“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的道理后，宣王说“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第五章记由立明堂则应行仁政而来，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此三点，一是举出武王，并说“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对好货好色，他则分别举出了公刘与太王，并指出关键在与民同乐，所谓“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第六、第八章则见孟子在面对统治者时那种气场的强大，起先，孟子问对一个受朋友之托却使其妻子挨冻受饿的人该怎么办，宣王答“弃之”，再问如果做官的不合格怎么办，宣王答“已之”，又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记“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一次，宣王问汤武革命是否正确，所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这场被记录下来的谈话却以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结尾。本篇记关于齐宣王的最后两章，都是关于伐燕之事的。按上帝视角来看，孟子就是因此事而第一次离开齐国的，若从他在第一场问话，作为其对此事的基本态度——“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的确有点理想，即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想法有些不切实际。此外，后面所记他还为滕文公改善国势出了两个主意，一则举国迁徙，择地而居；一则坚守原地，汇聚民心。最后一章所载，让我很是感慨，起初要用孟子的鲁平公却被一个嬖人以“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而打消了想法，虽然稍后被杨注认为是孟子弟子的乐正子以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来劝说，但孟子得知此事后还是说“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他不仅具有那种浩然之气，而且由此最能看出他和孔子某种精神上的相似。

一月二十九日读《公孙丑上》

共九章，虽开头由孟子弟子公孙丑发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博引旁征讲了一番不能将自己比于古人的道理，所谓“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但后一章在篇幅较大的对话中，由做不做官不心动，到公孙丑说“敢问夫子恶乎长”，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再到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答“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可见对孔子的推崇。接下来的两章，论仁之于治国的重要性，所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有趣的是，后一段还举了《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之语，并总结“此之谓也”。接着，在描绘了一番他理想的统治后，便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作前提、由“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作例证而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德之四端”。总的来说，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孟子认为分别是仁、义、礼、智的来源，若无，则不是人，人们应当将其扩充，这样便能很好了。最后的两者，主要是以子路、大舜、伯夷、柳下惠记孟子的人物品评，其中印象深刻者是引柳下惠的一段话：“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一月三十日读《公孙丑下》

本篇共十四章，开头孟子由“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并强调“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在这里，杨注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乃是当时的俗语，而孟子用来和荀子用来又指向不同。将孟子基于“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而自己有二便不主动朝见齐王与由孟子弟子陈臻问得到的回答“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以及同孟子向为齐王留住自己的人说“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相连，亦重见孟子对君主的态度，对君子的看法，尤其是最后一段他引了子思，并说“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那意思是说，你与其劝我留下，还不如劝王变好，不然又有什么用呢？我肯定要走了。后面记由尹士的质问，孟子的回答，也能看到这一点，所谓“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接着，记尹士听到这些，说“士诚小人也”。是啊，上面所引，即便过了千年，也会使人感动。有趣的是，最后一章仍然出现了公孙丑，他问做着官却不受禄，这样对吗？孟子说这是我想离开齐国了，只是现在这里有战事，我还不能申请。最后他说“久于齐，非我志也”。此外，印象深刻的还有两处。一是孟子从齐回鲁安葬完母亲，在返回途中，到了“赢”这个地方，此前“敦匠事”的弟子充虞便对孟子说“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对此孟子先是讲了尺度的背后是人心，最后强调“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二是陈贾来见孟子，先是问“周公何人也”，孟子答“古圣人也”，后来就管蔡之乱发问“然则圣人且有过与”，孟子所说“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尤其是后一段，则见与孔子思想的传承。是啊，即便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不但将错就错，还企图为此作狡辩。总的来说，朱注虽云本篇“自第二章以下记孟子出处行实为详”，但由此，不仅能感受到一个鲜活的孟子，从所言还可见其思想。

一月三十一日读《滕文公上》

本篇共五章，前三章均记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原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是在宋见做“世子”的滕文公的时候，当文公从楚反，复见孟子，对方博引旁征，指出“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后来，藤定公死了，文公想到了孟子，并派然友问“至于大故”该怎么办，孟子的回答是三年之丧必须遵守，说“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并在第二次见然友时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必偃。是在世子”，让他不要为旁人意见所改变，结果“五月居庐，未有命戒。……吊者大悦”。再后来，已经作为滕文公的世子问孟子“为国”，得到的第一句答复便是“民事不可缓也”，最后说“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于子矣”。记得易中天说，墨子和孟子，一个由平等走向了独裁，一个则是由君权走向了民权，均至原来的反面，前者的结果令人惋惜，而后者则结果则可视为一种偷天换日的革命，孟子的民本思想，由此可见一端。后面的两章，一为在叙述为神农之言的许行对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的背景后，孟子与陈良之徒陈相的对话，一为通过徐辟的传递，孟子与墨者夷之的对话。所谓“墨者”，也就是“墨家之徒”。孟子先是指出“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对于夷之所说“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再次举出了孺子将入井的例子，说明人所具有的这种恻隐之心，最后强调“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也就是说，此对话由外在的礼仪触及到了人与人内在的互动。前一章内容很长，孟子主要是同信奉神农之言的陈相讲了物竞天择、资源分配的道理。其中有两件提及的史实很有意思。一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溢于天下……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二是“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人辑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虽然所言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如第一段主要是强调“虽欲耕，得乎”，而最后则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但现在看来，关键在它的史料性。

二月一日读《滕文公下》

孟子的好辨，是出了名的。由其文本最可见他辨时的博引旁征和循循善诱。本篇共十章，第一章由孟子弟子陈代引“枉尺而直寻”，孟子先是举出了一件有关赵简子的故事，最后指出“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后面又有两章关于做官的讨论。先是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说“仕”，并引了《传》上面的话，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又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只是就像女孩子如果不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所以“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后来，有一天，公孙丑又问“不见诸侯何义”，孟子讲了一番史实，并举出阳货见孔子的故事，指出“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总结道“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私以为后一段可见孟子所认为统治者和士应保持对等之关系，而前一段除了有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思想，则由文本还能见家国混溶之趋势。两段之间，还有孟子就彭更由质问到指出“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所做的解释以及就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而举出汤对待葛的做法，指出“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而之前则记与孟子同时的景春有一次问孟子像公孙衍、张仪这样的难道不是大丈夫吗，并说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先是反问“子未学礼乎”，指出既然女子有“妾妇之道”，男子也应该有正确的道路，其认为，男子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虽然对女子今人看来有明显的偏见，但对大丈夫的定义，跨越千年，读之还是让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回到开始所提孟子之好辨上。以上所举均可作其辩才无碍的实例。然而本篇倒数第二章记由弟子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对之间之所以好辨做出了解释。简言之，世衰道微，不得已而为之。如他开始便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又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从尧舜既没，到周公相武王诛纣，再到以下犯上之事起，“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下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唯春秋乎，罪我者唯春秋乎’”，而到了当下，孟子描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接着，对于一个主张贵己，一个主张兼爱，孟子说他们“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原来，孟子就是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环境下才好辨的。他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百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由最后一段孟子所说，读之可谓使人深切领略其风范。尽管如今来看，他对春秋的说法有误，春秋既不是由孔子所独撰，其内容也难以涵盖天下之事，但整体上，还是能感受到《公孙丑下》记他答充虞时所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精神的。

二月二日读《离娄上》

总的来说，本篇共二十八章，前二十章中，有一半以上的所论都与为国有关。开头便记孟子说了一番“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道理，由是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而归结到仁，所谓“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又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再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其君主的统治。统治既必有方，方法就要到先王那里找。而先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仁。如不仁，则是“贼其民者”，而且会失去统治。这一点，孟子说得很明白。如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主要以仁政来统治，首先当要以身作则，如此由此及彼、推而广之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一点，他也讲的很多。如“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第二十章则记其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固定矣”。至于为什么统治要加以仁义，孟子的答案是天的选择，由此他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又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统治者不仅要以仁为政，而且要以人为本，所谓“人恒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当中印象深刻的还有孟子在多段论述即将结束时总喜欢由诗经或尚书的话来总结，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等等，还有在引了孔子所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而对当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描述。余下的八章，有七章都是孟子的自述，其中也有如“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类的名言。但前二十章中记其所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还有由淳于髡问“男女授受不亲，礼与”进而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的回答，以及礼与权的划分尤令我印象深刻。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语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墨子。两者理想的结果虽相似，但过程却是大不相同的。

二月三日读《离娄下》

本篇按杨本共三十三章，大体上，前四章所论可见孟子的政治观，如开头便记孟子对舜和周文王相隔千年并相距千里的两人的评价“得志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对“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之事，表示“惠而不知为政”，说应该架座桥以一劳永逸，指出“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然后记孟子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在这里，杨伯峻将第一章的“东夷”、“西夷”分别译成东方和西方，而我想之所以用“夷”，盖有蛮夷戎狄之意，如此更可见其思想的包容性，亦即统治者不论来自何方，只要居中国之地、行中国之政就行了。由此四段，可见其政治思想有二，一是不拘小节，二是君臣对等。自第五章起，到第十七章，基本可作孟子多段精简的语录。如其中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又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那么，“大人”应该怎样呢？应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应该“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有趣的是，如第五章记“君仁，莫不仁”，十六章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信而王者，未之有也”，尤其是后一段，虽然其意相远，但还是能在前章直到相似乃至一样的，由此也可见本书的编纂性质，大概率亦非孟子一人所完成。此外，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关于孔子的内容，二是有关人性的论述。首先，在前十七章中即记对其一句评价“仲尼不为已甚者”，之后则记徐辟（子）问孔子曾几度称赞水，他从中获取的是什么呢？孟子答“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其次，接着记其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圣人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又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再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最后一章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人以乞讨吃得酒足饭饱，被自己妻妾发现而哭泣，孟子说“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由此，让我感触颇多。尤其是后者，第二段“不洁”“恶”看似是外在，实际上是反着说的，而第三段则让我想起了孔子。有趣的是，在讲庾公之斯追上子灌孺子所说“抽失，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可见叙述之简洁，就公度子问匡章不孝怎么还可以交往，孟子所列五不孝当中则不见前章所说无后。孟子说禹、稷之所以伟大，是“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并说颜回与其同道，所谓“易地则皆然”。由此，我又想到了墨子，只是孟子强调“由己”。

二月六日读《万章上》

本篇共九章，大体上，其中所论均为政治伦理关系，且基本都为万章所问、孟子所答。开头记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答“怨慕也”，万章接着问“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孟子将话归结到“慕”上，说舜能够在欲望繁多的人生中不忘初心，是不容易的，总结道“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后面的两章，似可为一段。先是由万章问“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孟子讲了一番在特殊情况下快刀斩乱麻的道理，然后万章问及舜与象的关系，下一章继续问“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答“封之也；或曰，放焉”，并说之所以封，是因为“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之所以放，是因为“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咸丘蒙引时人语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孟子答“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并引孔子所说“天无二日，人无二王”，由此道出一番政治与伦理的问题。下一章最是精彩，由万章的三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孟子道出了政权以人授代天授的过程。由万章发问，孟子就禹、启之际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还发表了类似宿命论的观点，所谓“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与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大体上，后四章均为万章所问，孟子也都以“否，不然也”来回答，只是最后就孔子居宦官之家、以及“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之事还加了一句“好事者为之也”。

二月七日读《万章下》

总的来说，本篇除了孟子，另一主角还是万章。首先，第一章为孟子自言，评价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并总结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又说“孔子之谓集大成”。私以为这段论述虽很有名，但要结合之前的相应描述来看。首先，伯夷大概是如《公孙丑上》所说“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的人，所以孟子说他是圣人中的清高者，其次，关于柳下惠仍然引一段出现在《公孙丑上》的自述，所谓“尔为尔，我为我”，可谓随和，最后，关于孔子，他则描述了其将离故国的情形，所以说他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后面的八章，私以为多论礼。由卫人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虽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由“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还是介绍了一番周王室的顶层设计。就天下而言，阶级共分五等，而就国内来说，则分六等。由此我似获知了诸侯为什么“恶害己”，就在于他们为攫取利益，便要破坏制度。后面的两章，分别记万章问友、万章问“交际何心也”。前者孟子答“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又由此讲到友于小国之君、大国之君的重要性，他说“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对于后者，孟子答要之在“恭”，第五章记孟子讲为官之道，所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又说“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后面两章，继续由万章问，孟子论士之于诸侯的关系。有两处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万章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孟子答“受之”，之所以受，在于它是周济，二是引子思对秦穆公所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由后一段，孟子之所以引，我想也可作其本人想法。有趣的是，最后一章记“齐宣王问卿”，孟子在将“易位”的话说出，则有一句记述“王勃然变乎色”，由此我想到了第一篇记录的情形。

——读《告子上》

本篇共二十章，皆扣人性。在阅读过程中，感触颇多。一方面是由所言之思想而谈，另一方面又想到了很多之前看易中天在《先秦诸子》所说的内容。具体到本篇，前四章皆记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的对话。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也”，意为仁义是在破坏人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孟子答两者是递进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孟子答“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尽管他接着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私认为这里孟子所说前一段可与《离娄上》所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参看，而后一段则强调了恶的可能性，是因环境使然，是因四端不能够充分发挥，如此便可与后面由公都子答告子观点所说“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参看；告子又说“生之谓性”，孟子却答话不能这样说，正如白雪之于白羽，人性之于牛性，同样是“白”，同样是“性”，本质却不同，通过后面所记来看，好人之所以为好人，关键是在他能充分发挥本性，如他对公都子因告子的话便是这样说的，所谓“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又说“牛山之木尝美矣，……斧斤伐之……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再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那么，恶是怎么来的呢？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环境使然。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富岁，子弟多懒；胸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尤其是后两端，最可见阳明心学从中的继承。总的来说，孟子既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为理论基础，便更进一步，讲人不应止步于此，要有更高的追求。例如，本篇不仅有鱼和熊掌之论，他还说“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適为尺寸之肤哉”。总之，他对于人性的态度，就像他引孔子所说那样“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

二月八日读《告子下》

观本篇，感慨万千。由此更可感受到孟子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与孔子的相似。之所以这样说，在两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两者对当时社会由痛心疾首而做的努力。只是孔子虽曾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话，但他的性情总还是温和的，所以观《论语》，总能看到如《述而》篇所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样的感叹，而孟子所处的环境更加恶劣，他还要与人辩论，迎接旁人的非难，其性情自然更坚毅。依本篇所记，孟子对当时的批判大致有二，一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二是“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当然与两段相关，孟子还有进一步的论证。不过，由抛出的论点，便见孟子的语出惊人，亦可见他的心情。有趣的是，第一段格式与《老子》有关文字略似。同时，他也与人的交流中表明自己的主张。依赵岐注，曹交是曹君之弟，有一天他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说“然”，又说只要做就行了，并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要回答来自世人的非难，如淳于髡质问“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对此答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行为虽不相同，但都以仁为原则，最后就“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孟子举出了孔子，并说“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所以他对时政亦有激烈的抨击。就“鲁欲使慎子为将军”，他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因为慎子是一位道家先驱，同时在他身上还有法家色彩；就白圭“丹之治水也愈于禹”之言，他说“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也因此，他在那个时代特立独行，又以身作则，希望能树立表率。具体事例如他居邹的见与不见，稍后又记他论为官之道。对“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自述“吾闻之，喜而不寐”之所以如此，不因“有知虑”，不因“多闻识”，而只是“其为人也好善”的缘故。如此看来，开头所记帮屋庐子答任人所反问“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之禹真是于俏皮之中透露章心酸，所谓“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窬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不管怎样，精神是不朽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之语于己、于人、于后世都起到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

二月九日读《尽心上》

本篇赵歧作四十七章，这里杨作四十六章，从朱注。又孙奭作四十五章。由于此篇多记孟子自言，故分章尤多。以下，欲以三主题而串其要。一是存心养性，此概括是由第一章所论而来。他说尽心就是知性，知性就可知天，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那么，为什么要存心呢？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对此，杨注云“此孟子哲学术语，不译为妥”。因此，心为什么要存，性为什么要养，只因它是好的。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可见，孟子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尽道、正命，也是应该的。那么，又该怎样做呢？固然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的，但将其发扬光大，孟子的回答是积极进取的。他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再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作为一个人，首先要保持他的初心，培养他的本性，使良能、良知充分发挥，其次要主动进取，即便不是明主在位，也能奋发有为。从而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感觉，有“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的行为，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内心愉悦。此外，孟子还很喜欢找榜样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他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面又记一句他对人物的品评“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我想后一句可与第一章所论相连，他又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减焉，分定故也”，这让我想起了《告子上》所举之例“富岁，子弟多懒；胸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或许，在孟子看来，既保持了与生俱来的东西，又不因后天所改变，这才是君子之于一般人最重要的区别。二是其中亦再见孟子的仁政理念。如他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又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育得民心”，再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段“生”有“生存”“道义”之意，杀的也是那些罪人，所以“虽死不怨杀者”，第二段既显露了他的相关思想，又为统治者考虑，而最后一段则是举了周文王的例子，道出理想政治的具体标准。三是对杨墨之思想所发客观之论述。他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重礼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表面看来，对此的论述似乎只有这一章，但我以为，最后两章也可作其注脚。所谓“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又所谓“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要之，在以中庸为原则，行由己及人，循序渐进之法。此外，本篇还记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记得熊逸的《治大国》便以此为端，就孟子给出的回答对中国古代正义两难曾作意味深长的探讨。

二月十日读《尽心下》

本篇共三十八章，仍多记孟子自言。其中有很多为我们今人熟知的名言，如“春秋无义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皆出于此。只是今人将其使用多半是断章取义了，孟子还有很多相关的辩证，如上说据第一段他接着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第二段指的是尚书，他说“至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而第三段所说在那个时代实属难能可贵，其气概也可与第一章“不仁哉梁惠王也”相拟，后者之所以被孟子这样评价，是因“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他便属于后一种，孟子又答公孙丑，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依本篇所见，值得一提的有三。首先是孟子的处世之道，他先是以舜为例，讲了始终如一的品质，所谓“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说“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其次是思想之于墨子的联系，他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这段话与墨子相关的说法是何其相似，他还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应该说，由此可见三家之关系。有趣的是，之所以“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杨伯峻一句衍译“生怕它再走掉”可见其意。三是孟子的心之所向，以及由此而来的感叹。这里所见，莫过于最后一章的自明心迹了，所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全书由此结尾，使人读来无不感慨。

《孟子》相较于《论语》，观之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什么深刻的义理，而是孟子其人格的精神。质言之，由此让我更加了解了孟子，使其形象愈加鲜活。那么，孟子是怎样的人呢？《滕文公上》记孟子在宋见从滕国到来的世子时“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由此便可见孟子的主要思想和语言特点。首先，《离娄上》记孟子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为什么会这样？抱着这个问题到《告子上》才有了答案，此片记孟子在同告子辩论时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接着他得出结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那么，恶人又是怎样来的？是环境使然。稍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是故《尽心上》才记有他“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理念，而下篇则记其说“舜之饭糗茹草也，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强调人的始终如一，不要为环境而改变，如此《离娄下》所记的一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含义也就昭然若揭了。其次，孟子只有在将古之圣人列举时才会提及周公，而不是像孔子那样，如“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周公也”这一记录在《述而》篇的话在《论语》中多次出现类似的感叹，相反，不论是他自言，还是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多次谈到尧舜，如后者之情况多见于《万章上》，如开头便记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珉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答“怨慕也”，而下篇引对此的评价“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据说，是孔子之言。记得此篇还记一段他关于大丈夫的著名论述。《万章下》开头又记他对四人的总结，所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引其为榜样为内心注入力量，所以不光有古人，还有今人，如《告子下》记“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听说后便“喜而不寐”只因“其为人也好善”，《尽心下》也有相应的记录。

总的来说，相较于孔子的温和，孟子是豪爽的，这同样是环境使然。如在“弃之”、“已之”后，孟子接着问，《梁惠王上》便有一句“王环顾左右而言他”的记述，《万章下》又记齐宣王在问“贵戚之卿”后，最终搞得“勃然变乎色”。书中有很多民贵君轻的论述，亦包括士在见统治者的表现，对后一点，令我大开眼界的是记在《尽心下》的一段孟子自言，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之所以如此，只因他同孔子一样，都有心中的理想，为其不断奔走。他对当时是失望的，故而全书常有古今对比，如《尽心下》便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我们要问，之前的时期真的有那么好吗？未必，只是当时太坏了。《滕文公下》曾记公都子问孟子好辨，孟子答我岂是想辨的呢？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而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那么，他所说的三圣时期，其社会面貌又是怎样的呢？《离娄下》记他如是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他在面对淳于髡的质问时，《告子下》记他举出了孔子，并说“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故而他跟孔子很想，也因此，我见全书最后一章不禁感慨。

尽管对杨墨在《尽心上》有客观的论述，而非像前此所记那么的敌意，也尽管同篇记桃应问“瞽叟杀人”孟子的回答下今人看来是那么的匪夷所思，可在时人那里可能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这一特质于中国古代而为伦理社会，因而熊逸《治大国》才将此事为开端，对相关问题作意味深长的讨论。另记得他在讲资治通鉴时，说中国古代之所以有流刑，关键就是破坏人的社会性。但即便不以上帝视角观之，孟子的思想还是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如《尽心下》记其既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前此又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前一段无疑是孔子思想的延伸，而后一段则是孟子的理想，反之而行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即便是就当时而论，也是罔顾事实的。想想看，三家怎样分晋，田氏怎样代齐，是以仁而得的吗？

应该说，对《孟子》的阅读质量，是不如《论语》的。当然，其中由多种原因所致，如既没有以朱熹的《集注》为参考，也因有些文字太长而看得不甚了了，所记只在记录文字当中得以加强。后记所引，均凭记忆而得，只是要用电子版来检索出处，因时间紧迫而不能手录，这是如今看来，唯一的遗憾。不过，初识《孟子》，便对孟子其人新增了那么多了解，给人印象深刻，我想也算是达到相应效果了。

《语》、《孟》无疑是四书的基础。因为《大学》、《中庸》并非两部书，而是两篇文，两者原是《礼记》的组成部分，却被朱熹抽出，与《论语》、《孟子》一道称之为“四书”。由此之故，春节前读完《论语》，又在此时读完《孟子》，无疑是我给下周就要迎来18岁的自己最有意义的礼物。尽管我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有太多的改变，但在之前泛读一遍《语》、《孟》，还是具有非凡的意义。

202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