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边疆的五位英雄（黄河从这里拐弯）

韩庆功

1965年生。祖籍青海循化，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散文、诗歌、小说等三百余万字。出版散文集《故乡在哪里》《边缘上的思考》

记者：

您能简单说说最初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经历吗？

韩庆功：

那时除了课本像鲁迅先生的《社戏》《孔乙己》、柳青先生的《梁生宝买稻种》之类的小说外，还没有接触过大部头小说，至于怎样写出自己想写的，心里没底。曾经写了一篇半虚构文章，题目是《卖驴》，工整地誊写后，从白庄邮电所寄往县文化馆，然后是满怀期望的等待。几个月过去，那篇小说终究石沉大海，长久的等待中我的希望渐渐化为泡影。

这次失败的经历是我对小说这种文学题材最初的尝试，此后，我对小说望而生畏。直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偶尔到新华书店买来一些文学书籍，其中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集很合胃口，一遍又一遍地看，一年年看下去。看多了人家的文章，觉得自己也能讲出那样的故事，就萌生了动笔的念头。

记者：

作为土生土长的撒拉族作家，您是如何看待撒拉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

韩庆功：

我认为，现代化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还应该包括那些给人以温暖记忆的拉满蜘蛛网的老屋、枝杈枯萎的老树、斑驳破旧的劳动工具、锈迹斑斑的居家用具。

我由衷地感谢生养我的伟大祖国。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要不是国家出面保护，恐怕至今连一座古清真寺都保不住。国家以培养传承人和活态保护单位的方式保护了撒拉族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使撒拉族传统文化有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这是一个有情怀的责任政府的文化担当。

记者：

关于撒拉族文化的保护，和您的创作，有哪些联系？

韩庆功：

保护几个地标性建筑物不难，但要长久地保留住一个民族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基因谈何容易！

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旧时代的痕迹还在——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上一辈能连接我的记忆不能到达的陈年往事，这对一个民族无疑是修复历史的最后机遇。我想要抓住这个行将消失的机会，尽可能地以文字形式留住先辈们经历过的岁月往事。

撒拉族朴素的家国情怀处处显现。撒拉族先民曾无数次应召出征，抵御外侵，仅明朝年间，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十七次。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史也把他们推到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最前沿，他们中的不少人血洒疆场，献出了宝贵生命。我的一位当过营长的叔伯到豫皖前线打过日本鬼子，小时候就见过他们在一次战役之后留下来的一张合影照，照片上一位军人一手拎着被割下来的日军头颅，几位英姿飒爽的中国军人前面横放着几具尸体。在动笔之前，我早已故去的那位叔伯的孙子送来了那张珍贵的照片。当年撒拉族男儿与日军殊死拼杀的血火场面犹在眼前。除此之外，我也听到过许多撒拉人跟日本鬼子打仗的故事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故事。大山深处的撒拉族以自己的方式有幸参与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我们做后辈的，有责任把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烽火故事呈现出来。我觉得，从伟大的抗日战争起笔是再好不过的。

记者：

您想借助这部作品表达什么呢？

韩庆功：

我对这部作品最初的期许是把自己认为有必要告诉后人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比如撒拉族的生活习俗、不同年代里的穿戴、人际交往方式、居住条件、生产状况等等。基于这样的初心，我没想着出版发行的事，更不敢想这部作品将来会给我带来实质的利益。从最低的目标出发，也就不担心将来拿出来的东西被同行取笑。

记者：

为什么会想到起《黄河从这里拐弯》这样一个书名？

韩庆功：

书名是一部书的眼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部书的格局。这本书，最早起名为《撒拉乡》，有人认为地域性太强。有一天回老家过清水湾时，望着车窗外波光粼粼的水光山色，脑子里忽然窜出一个书名——黄河拐弯的地方。我为这个飘然而至的灵感激动不已。

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走过五千年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需要一个拐点；在母亲河边繁衍生息了八百年的撒拉族要跟上时代前行的车轮，同样需要拐一个弯；作为个体的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要一个华丽的转身。

文友认为以母亲河起名大气而有张力，书名突破了地域民族界限。我的好友詹晋文先生认为，改成“黄河从这里拐弯”好一些，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悬念，让他们想想黄河拐弯的“这里”究竟是哪个地方，通过进一步阅读就知道小积石山下有个叫循化的地方，知道黄河拐弯的地方有个撒拉族。于是，书名最终定为《黄河从这里拐弯》。

记者：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认为写作也不例外，您是怎么看的呢？

韩庆功：

从客观上说，我已经过了追名逐利的时髦年龄，如果说下这么大功夫去完成一部作品，纯粹为了一己之名、一己之利，那么，我宁愿放弃这种以命相搏的劳作。

我了解大多数有阅读欣赏能力的撒拉人的阅读胃口。尽管他们有着跳跃式思维模式，但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流水般缓缓流淌的故事。再说，撒拉族长篇小说尚处于初创阶段，能下这个决心就已经万难，还有谁能玩得起新花样呢？既然这样，我的创作首先应该面对我所熟悉的那些面孔，至于将来能不能得到文学评论家们以至于更大范围的认可，或者能不能获得什么奖项，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了。

记者：

这样一部长篇大部头的创作，您创作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庆功：

不少人说，写作者掌握三千个汉字就可以书写任何一部作品。对于撒拉族写作者来说，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对汉语表达的不完整——交流虽无大碍，但要深入到生活内部，立刻相形见绌。撒拉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融中，有意无意吸收了很多外族语言，先是藏语，然后是汉语，继而又是外语，时至今天，即便是深居简出的乡下人，也不大可能说一口纯正的本族语言。有些移居城里的后生们与母语已经隔山隔水了。

眼下，撒拉语已经被外来语种勾兑成另一种模样了，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也能随口吐出几句汉语成语。对我这种长期生活在母语环境里的人来说，对汉语既心生畏怯，又莫名的仰慕。而且，受本地方言影响，写出来的文章里处处是倒装句痕迹。写好一部用汉字夯起来的长篇小说，不泡在汉语言的大缸里是很难随心所欲地写出想说的话。包括我在内的撒拉族写作者们的短板正在于此。

撒拉族口头语中有不少令人称绝的语句，但一经用汉语翻译，亮点尽失，不伦不类。语言之花只能在特定的口述环境中才见其鲜亮，移栽到别处，立即枯萎凋零。

不过，有些地方可以借用现成的汉语形容词，即便表达不生动，却总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法逾越的难题在于，小说要的是生活语言，而我有限的知识库存里根本拿不出所需要的那个词、那句话。有时原本用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往往解释一大堆，累赘而笨拙。尤其是一些虫鸟花草的名字很难对得上号。描写越深入，越显得语尽词穷，那些自感乏力的文字无法抵达自然界或人的内心最幽深的那个部位，无法将人脸上喜怒无常的表情淋漓精致地刻画出来，更别说写出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下散发出来的气息和眼神里传递的信息。这种天然的语言障碍，也许是撒拉族作家们至今不愿涉足长篇小说这块荒芜之地的真正原因。

记者：

小说出版后，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韩庆功：

《黄河从这里拐弯》这部小说不是一个人的工程。因此，我要衷心感谢为这部作品付出心血的每一个人，感谢用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各族各界朋友们，就让这部作品在时间的河流中替我记住你们每一个人。

韩庆功先生的《黄河从这里拐弯》

这本书预定工作还未开始，预定时间将会在后期通知各位读者！

编辑|陕珊

校对|韩丽

审核|马向前

文字来源|海东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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