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诗冯至所感（人间要好文韩愈散文漫谈）

文/钟百超

韩愈，司马迁之后最大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不仅有自己的创作理论，更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现存散文近400篇。在文体上，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令人叹为观止。

韩愈的散文创作，一则以传承并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二则以古文为抒写工具，使之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而垂范千古。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谁也不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局势。

儒家地位的急剧下降和儒学的日渐式微，“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在“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历史时期，唯有韩愈高举大旗，主动担当起恢复孔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历史重任，而终于“复归于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是苏轼对韩愈的最高评价。倡导古文运动，把变革文风与儒学复兴结合起来，既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也接续了儒学的千年血脉。

作为一代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创作，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品读与赏析大师作品，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师说》是韩愈散文作品中的名篇。顾名思义，这篇散文就是以“师”为题展开的论述。如何确定文章的主旨，提出强有力的论据，以及如何把握文章的高度，都需要精心的构思与斟酌。

自视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韩愈自然把古文运动，乃至儒学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教师身上。因而，站在这样的高度，文章一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指出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古”，既是托古言事，又为后文埋下伏笔。进而阐释教师的责任，“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把“传道”列为教师的首要任务。

传什么道？韩愈在《原道》中清楚表明：“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因而，传道，就是传播儒家思想，继承孔孟之道。明确教师的作用与职责，这是文章的起点，也是制高点，可以说是统领全篇。

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韩愈对此展开正面的论述，揭示一个基本事实，即“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然后从反面分析不从师的危害，“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人非生而知之者”是“古之学者必有师”的照应和延伸，也为后文的阐述作了预设。

“三人行，必有我师”，正是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韩愈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了正确的择师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进而提出了更高的求学境界，“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既是一个学者应具有的心境，也是择师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态度鲜明，对以贵贱长少作为从师标准的陋习，以及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二段，承接“古之学者必有师”的命题，韩愈不无痛心地指出当下的状况：“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所谓师道不传，就是“传道受业解惑”没有得到传承，因而造成“欲人之无惑也难”的悲剧。这种嗟叹，只有怀有儒家思想情怀的人才会由衷地抒发出来。“师道之不传”实际上就是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而“欲人之无惑也难”正是这种风气的危害所在。

紧接着，对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从师态度作出深刻对比，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韩愈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立判的分水岭。其实，韩愈的提醒对于今日之学者，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随即，又对另外一种现象进行对比，并提出了非议，“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作为家长，对待同样一件事情，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韩愈感到困惑。而这困惑背后，正是对这种错误观念的无情鞭挞。

然后，对某些教学问题提出了质疑，“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dòu）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吾未见其明也。”韩愈指出，一个教师，如果将课本知识和句读（dòu）当作主要教学的任务，那么，其结果就是“小学而大遗”，这并非传道解惑的真谛。

最后，又以巫医乐师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一方面赞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另一方面批评“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的歪风邪气。

这些士大夫之族为何会有这种态度？“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韩愈指出，以年龄、职位高低来衡量择师标准，实在是不足取。

在充分罗列事实，反复对比中，韩愈不得不发出感慨：“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指出，师道之不复，与所谓君子的观念有着莫大关系，谁是真正的智者，谁是可笑的愚者，由此可以判断。

这一段，以“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开头，末尾以“师道之不复可知矣”照应，可以看到韩愈对“师道不传”，“师道不复”是如此的疾首痛心。但是，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韩愈看到了新的希望。

第三段首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并以孔子求教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重要性，“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接着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从学者到圣人的转变，必须实现从“必有师”到“无常师”的跨越，是韩愈对教育思想的一大贡献。

最后一段，补叙撰写此文的缘由，通过“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作为孔子从师的一个比照，旨在说明，只要“不拘于时”“能行古道”，就能成为圣人。从现实出发，从具体案例引导，而不是简单的说教，更具有说服力和渗透力。而这个事例，也是韩愈在忧愤中看到星星之火之所在。

《师说》是一篇典型的议论文，以师为题，从多方面展开对比与论述，旨在确立一种正确的传道观和从师观，体现了韩愈复兴儒学的远大计划，因而，可以说，《师说》吹响儒学复兴的号角。

《师说》是韩愈实践古文运动的一个范例，敢于阐明自己的观点，丝毫不闪烁其辞。对比鲜明，一褒一贬中尽显价值取向。推理严密，环环相扣，前后照应。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各个段落彼此承接呼应。语调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如伏流千里，喷涌而出。

对于散文，韩愈主张“气盛言宜”的创作原则。《答李翊书》指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就是文章的气势，韩愈把这种气比作水，把文字或措辞比作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水势大，水面上的东西都能能漂浮起来。因而他认为，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如此，气势充足，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都会各得其妙。

气势是文章的灵魂，而这气势，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需要长期“善养”出来的。“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种浩然之气，归结为义与道，就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

韩愈的浩然之气来自于自我修养，“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正是在三代两汉之书的熏陶下，韩愈志存高远，立下了圣人之志。以三代两汉之书为学养，以圣人之志为制高点，笔触之间自然就有了非凡的气魄。因而，在构思《师说》的过程中，韩愈站在圣人的高度，审视教与学的现状，于是便有了沉雄豪迈之气。这种气，体现在观点鲜明，态度坚决，维护什么，反对什么，绝不含糊其辞。

《师说》笔力雄放，如汪洋恣肆，也得益于修辞的运用，尤其是排比句和对偶句，增加了行文的力度。“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和“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两种句式的交错运用，使文章错落有致，气韵逸飞，增强了说服力与感染力。

为了增强语流，使之首尾相连，一气贯通，还使用了顶针手法。“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以及“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上下衔接更加自然，思路更加清晰，因而也增加了行文的快意与流转。

作为一代散文大家，韩愈的手笔，正如唐代散文家皇甫湜在《皇甫持正·喻业》中所言：“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流不滞。”宋代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也予以高度评价：“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明代散文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中也极力称赞：“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

一个散文大家，以儒家思想统领文章的灵魂，以自由酣畅的古文为笔触，怎能没有气势如虹的篇章呢？《师说》不仅仅是一篇纵论为师为学之道的文章，更是一篇向不良学风发起总攻的战斗檄文，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今天，都具有现实意义。

《师说》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