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为什么是治水英雄（没有挖土机的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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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时代的大洪水，真的存在吗？

这两个来自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传说，共性如此之明显，让我觉得，与其说史前洪水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泛滥过，毋宁说，它曾经在古代先民的意识中泛滥过。

史前洪水象征着先民心中对水的某种共同的情结。解开这个情结，我们才能找到破译史前洪水传说的密码。

叁

遭遇洪灾，对中国古代先民而言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无论他身处于中国的哪一个区域。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中国古代先民的居住选址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王畿之内的三川地区也就是泾水、渭水和北洛水流域发生地震，当时目睹这一灾难的伯阳甫说了这样一番话：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徳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史记·周本纪》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讲究凭山藉川，依地利而建。

山脉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成为军事防御的屏障。而川流一方面打通了走向外部的孔道，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农业生产必须的水利资源。西周的都城镐京坐落于关中平原上，就是这个原因。

从军事防御上看，关中南界秦岭，北阻高原，西有龙山延绵，东揽华、崤之固，号称“山河四塞”。

而群山拱卫中的这块区域则因为有了泾河、渭河与北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成为农业生产的天然沃土。因此周都镐京，秦都咸阳，汉、唐都长安，都坐落于这个地标上。

非但关中，它西南方向的成都也同样是在这种选址思路下形成的古都：龙门山与龙泉山东西拱卫，成都夹山而立，易守难攻。

同时岷江及其支流又为川西平原的农耕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这才有了历史上美名传扬的“天府之国”。

伯阳甫说得很清楚，对以农业立国的政权而言，土地的农业产出是立国的经济基石，而农业生产的丰欠则与川河水利的使用关系密切。

所以伊水与洛河的枯竭足以导致夏朝的覆灭，而黄河的干涸则直接葬送了殷商的国祚。

既然以农业为生的先民们必须傍水而居，那么这些川流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洪水泛滥的自然灾害。

所以先民治水的意图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史记》当中记载的大禹治水应该是这个意思。

《史记·夏本纪》中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帝舜为他安排了两位助手：益和后稷。益职司虞人，掌管山林川泽。后稷则是教民稼穑的农业官员。

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益随即“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继而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从这个记载看，益和后稷两位贤臣着手农业生产的时间和大禹治水衔接得很紧密，传说中的这个细节透露出的正是当时农业生产和治理水患之间的因果关系。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

如果大禹治水就是一个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寻常故事，为什么传说中的洪水规模会显得这么夸张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传说中对洪水的描写表现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先民们的主观感受。

对于从事脆弱的原始农业生产的先民们而言，寻常水患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远大于今天。更兼农业丰欠事关国运兴衰，水灾对先民们的心理冲击之巨大是我们今天难以体会的。

无法复原这种心理状态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1989年杨国立导演的《鲁冰花》。

电影中那个嗜画如命的天才少年古阿明在画茶虫的时候为什么把它画得跟蛇一样大？

因为山茶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经济来源，而茶虫正是蛀空家庭经济支柱的罪魁祸首。把茶虫画得像蛇一样大，这夸张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对自然灾害的畏惧啊！

肆

在梳理了史前洪水的来历之后，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

其一，纵观《五帝本纪》的历史叙述，为什么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不见洪水泛滥之事，而到了尧、舜时期，洪水却似乎毫无征兆地自天而降？

如果将《五帝本纪》看作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我们会发现，从黄帝开始，原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

但是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这个执政的核心问题，从黄帝到帝尧，传说中的早期天子们的关注焦点都不在兴修水利而在观测气候、制定历法上。

所以《五帝本纪》中才有了黄帝“迎日推筴”、帝尧“敬授民时”的记载。

这说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最早是从制定历法、顺应气候这一点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当制定和使用历法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水利的薄弱便成为了制约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治水的必要性就被凸显出来了。

正是因为这个关注点被突出，所以才有了关于史前洪水的传说，而并非洪水只发生在特定的尧舜时代，之前的时代就不存在。

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出现的时间点表明的是制定历法与兴修水利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上的前后相继关系。

第二， 为什么《史记》中记载，帝尧时代的鲧治水九年无成能，到了帝舜时代，大禹治水却取得了成功？这一成一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传说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为他采用了疏导的方法而鲧错误地选择了围堵洪水。

选择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控制水患，发展水利？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专业的技术问题，限于学力，我无法从这个角度给出科学分析。

但是，无论是筑堤围堵还是通川疏浚，这样的工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都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层面组织实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它的成败绝不完全取决于采用哪种技术，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微观因素都还不是影响工程成败的关键。

影响工程成败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国家在宏观层面是否具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对人、财、物的调配是否具有高效率。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治水记载，我们就会发现，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反映出，他们所得到的行政支持是不一样的。

作为上古之君的帝尧，孔子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执政特点：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论语·泰伯》

上天对人类繁衍生息的助力是润物无声，有质而无形的。所以我们虽然意识到上天的对人类有恩惠，却很难确指它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孔子说，尧的执政就是以天为榜样的。

如果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表述，帝尧执政的特点是“无为而治”。

如果用今天通行的政治术语来表述，因为政治体制的发展相当初级，所以帝尧领导的是一个弱势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之所以把“无为而治”这个褒义词与“弱势政府”这个贬义词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极有可能是同一事实的不同表述。

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滛。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簒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秦穆公的困惑是：中原诸侯国在严密的政治制度管理下尚且不时生乱，为什么缺乏政治制度建设的少数民族政权却表现得更加稳定？

由余的回答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

但这个“无为而治”并不真的意味着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组织形式较之中原诸侯国更高级，相反，它一定是处于更蒙昧的状态。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秦穆公向戎王赠送女乐以便腐蚀他的时候，戎王对秦穆公射来的糖衣砲弹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因此，由余的“无为而治”说，与其说是他对戎狄政治的褒奖，不如说是这个生长在戎狄的晋国后裔对中原政治的观察和批判。

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应该与此异曲同工。

尧领导的是一个弱势政府。

这个弱势政府之所以能够完成观测气象、制定历法的工作，是因为人类对气象只能顺应，不能改造，因而也就无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由此，尧成了孔子口中的“法天而治”的圣君，其实也就是无力做出大有为的事情。

这个弱点在治水的必要性被凸显出来之后就被放大了。

因为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必须有所作为，而帝尧领导的弱势政府达不到这一要求。因此鲧治水九年，功用无成，最后他还得站出来背锅。

鲧的儿子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较之帝尧，帝舜的执政风格更加强势，而且行政体制也更为完备。

尧舜时代执政风格的转变从鲧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帝尧执政时，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但是也没有遭遇任何问责。而帝舜上台之后立马就处置了他，导致大禹在此后十三年的治水实践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三过家门而不敢入。

政府的强势作风可能是大禹最终能够成功治水的原因之一。

另外，根据《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当帝舜执政之后，对大禹等二十二位大臣的工作职责做出了详细的区分与规定。

这些记载容或参入了后人想象的成分，但传说中体现出来的基本事实是，较之帝尧时代，帝舜时代的行政分工更加明确，政府的组织形式更加严密，而这将为大禹治水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

因此，大禹治水的成功，既是他对自己的成全，也是时代对他的成全。

治水的成功对上古时代的先民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流传下来的治水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特点：成功治水的大禹与鳖灵最后都被推上了王位。

这意味着在那样一个时代，谁能在治水这一关键的农业发展环节中取得成绩，夯实国家的经济基础，谁也就拥有了号令部落民众的资本。

王位，便是对上古时代的“水利专家”们最好的褒奖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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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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